史红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对于那个地方，不论你走多远，总要情不自禁地经常去望一望，想一想。八十年代，有一首歌叫做《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流行歌曲，每当听到其中的“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我的眼前马上就会想到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北京东南郊一个叫做于家围的村庄。

于家围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打开北京市地图，顺着长安街往东快速移动，在城铁八通线双桥站往南大约四公里，紧邻五环和京沈高速公路交界的地方，就会跳出于家围三个小小的字。这三个字，跟王家庄、马各庄、十里堡、五里桥、三间房等地名一样，没有什么特出的地方。我们说一个地方有名，一般是与这个地方是否诞生过名人，发生过重大事件，或有什么重要的建筑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关。不幸的是，我们这个村子似乎还没有什么足以让人记住难忘的人或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村里也还真有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事。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于六于七闹土匪的事。我听得挺神，但不知这事是真是假。等长大一些，我问父亲于家围村子的来历，父亲总说在村子西北小楼那个地方，有个于老公坟。传说中的于六于七就是于老公家族的后人。我再问此说法有没有出处，父亲说，在一本叫做《永庆升平》的古书里有记载。

父亲所说的《永庆升平》是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代表作品，大约成书于清代后期，是在说书艺人口头创作的基础上，经过多人加工整理而成，真正的作者已经无法考证了。《永庆升平》分前传与后传，现在一般认为《永庆升平前传》的整理者是清代的郭广瑞，《永庆升平后传》的整理者是清代的贪梦道人。（见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而我见到的另一版本《永庆升平》（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其作者署名为（清）燕南居士。在其出版说明中写道：一代宗师的鲁迅先生，在其开山巨著《中国小说史略》及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指出明代小说以讲神魔之争和讲世情者为两大主題，清代小说则是以拟古、讽刺、人情、狭义四派，各擅胜场。也就是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提到了明清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品《永庆升平》。换句话说，鲁迅是读过《永庆升平》的。至于鲁迅是否记住书中所描写的于家围（村），就不得而知了。

《永庆升平》书中所描写的是清朝康熙年间以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政局稳定为背景，以镇压天地会八卦教（白莲教衍变而来）的武装起义为主线，宣扬了康熙皇帝的圣明及清王朝的太平盛世，儆惩人民不得“叛逆作乱”，以达到“警愚劝善、感化人心”的目的，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永庆升平。当然，这种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我们当以辨证的史观加以分析。

八卦教，中国民间宗教之一。清康熙元年（1662）由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创立。刘佐臣按《八卦图》“内安九宫，外立八卦”的组织形式收徒设教。所谓八卦九宫，即认为世界被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分成西北、西南、正东、东南、正北、正南、东北、正西八个方位，这八个方位又都围绕着中央方位。八卦即八宫，加上中央宫为九宫。自刘佐臣创教之日起，刘姓教首历来都位居中央宫，其他各教，则由刘姓教主委派卦长掌教，如郜姓掌离卦教、王姓掌震卦教。各卦教的力量大小不一，分布也并不严格遵守八卦所定方位。八卦教多传布于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强调儒释道三教合一、修炼内丹，八卦教专以敛财为主，富甲一方。八卦教的主要经书有：《五女传道书》（亦称《五圣传道书》）、《禀圣如来》《锦囊神仙论》《八卦图》和《六甲天元》等。其中最重要的经典《五女传道书》，则是一部讲修炼内丹，追求长生不死的传教书。炼内丹（气功）修长生的教理，深受下层民众广泛信仰，使八卦教在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地蔓延滋长。八卦教在创教时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目的只在于传教敛钱。乃至第二代传人刘儒汉时，教主的“圣库”收入已成千累万，竟至富甲一方。而清朝统治者一直认为民间宗教是产生社会动乱的重要根源，故对其发展一贯采用严厉镇压手段，致使八卦教不能公开发展，一向处于地下秘密传布状态。某些农民起义，往往利用八卦教作为组织纽带。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清水教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起义，都是八卦教异名教派组织的造反行动。近代义和团运动，也与八卦教有着密切关系。

《永庆升平全传》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社会变革和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一直以来，中国的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到了清代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在现实生活中，清官遇到的已不仅是一般的奸夫淫妇和小偷小盗，而是越来越多蓄养打手（拳师、保镖）的恶霸、桀骜不驯的绿林好汉和成帮结伙的秘密会社、起义队伍。这样，单凭清官的吏役已难以解决问题，而势必需要本领更为高强的英雄的帮助。其次，老百姓最大的希望是生活在执法公平的社会里，一旦受人欺凌和遭到困厄时就有侠客来解救他们。这时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经历了各自的创作高峰，但仍然徘徊在老套路上，不能满足读者的新的审美需求。于是，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出现了合流，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类型——公案侠义小说。

华夏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的《永庆升平全传》分上、中、下三卷，总字数831300字，定价110元。书中描写的康熙御封二品护卫顾焕章到于家围暗访缉拿八卦教教主四庄主于珍列于目录的四十一回《于家围四庄主见色起意河西务大英雄入都逢凶》、四十二回、四十三回、四十四回，实际上从出现于家围的名字到火烧于家围结束是在四十四回到四十七回，想必是编辑在编辑过程出了差错。

于家围虽然有相当多的人对《永庆升平》津津乐道，以致传得神乎其神，其实真正见过读过此书的人没有几个。八十年代末，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双桥农场图书室无意见到了这本书，便迫不及待地拿回家去看。当时，我家里正建房，白天要帮父母张罗诸如买菜做饭之事，看书只能等到夜深人静了。我大约看了一百多页，正要往下看时，村里一个我称作二哥的人见我看的是《永庆升平》，说什么也要借去先看。说实话，当时我是极不情愿的。但是，我家建房，他当时正帮着出力，我若不借，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于是，我和他约定，只借他三天，三天后必须完好无损地还我。然而，我万没想到，三天后，当我跟二哥要这本书时，他开始说没看完，再等几天。五六天后我再要，他竟然说找不到了。我为此感到很气愤，我真的不想搭理他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看到《永庆升平》了。

2009年，父亲生病住院，我们爷俩在一起聊天时，他在跟我谈到村里的历史时，又一次把话题扯到《永庆升平》上。我说，要找到这本书并不难，等我有机会去国家图书馆，我就不信找不到这本书。父亲是在这一年12月14日离世的。在去世前，他看了两本有关农村和农民的书。一本是河南作家周同宾写的散文集《黄天厚土》，这本散文集曾获得鲁迅文学奖。我和周同宾虽然没见过面，但彼此间很熟悉，曾经有过书信联系。另一本是著名作家蒋子龙写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我与蒋老师是十几年的忘年交，他曾以《乔厂长上任记》蜚声文坛。我和父亲于八十年代曾在广播电台里听过蒋老师写的农村题材的小说《燕赵悲歌》，留下很深的印象。近些年，我和蒋老师一起经常参加各地的采风、颁奖活动。2010年，我和蒋老师一起去广东的番禺采风，在车里我们邻座。当时，文坛对《农民帝国》没能获得茅盾文学奖议论纷纷，更多的是对这事愤愤不平。因为在初评、复评时这本书一路领先。我对蒋老师说，这次见到您，感到很亲切。蒋老师瞪着一双大眼睛，笑问我为什么？我很郑重地告诉他，我想到了我才去世不久的父亲。我父亲在农村做了30多年村干部，他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他最后的日子，是《农民帝国》陪他走完的。父亲非常喜爱您的作品，他知道我跟您很熟，他让我一定代他谢谢您，为亿万中国农民写了这样一本好书。我的話令蒋老师十分感动，他噙着眼泪说，你给我讲得这些是我听到的对这本书的最好评价，人一辈子能有你父亲这样的一个读者值了。

我没有跟蒋老师提《永庆升平》这本书。这是父亲一直想看到的，可因为我的疏忽，却至死没能让父亲看到，想来这是多么遗憾的事。

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了。今年初，我在网上百度寻找《永庆升平》，竟意外地发现有几家出版社都出版过这本奇书。我通过收藏网，从各地买了十本，拿出几本送给了我信得过且爱读书的几个村上的乡亲。但愿他们都能好好地保存。半月前，我回绿丰家园母亲家里（自2008年奥运会后，于家围陆续拆迁搬到东南一公里的绿丰家园社区），闲暇从书柜里取出《鲁迅在北京》一书，从书中得知，1919年到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曾居住在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一所大院里，在这里鲁迅写出了著名的代表作品《阿Q正传》、《故乡》、《风波》等8篇小说，后收入小说集《呐喊》。另外，鲁迅在八道湾还编订了《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的上卷。在这期间，《永庆升平》被很多民间艺人改编成评书、故事在市井中频繁演出，具体鲁迅听没听过，没有史料佐证，但可以肯定的是，鲁迅肯定看过《永庆升平》。既然《永庆升平》收入了《中国小说史略》，我在此断言说于家围进入了中国文学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鲁迅作为中国白话文学，或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近百年来一直为后人所敬仰。大凡上过初中、高中的人，谁没读过几篇鲁迅的作品。我说，鲁迅是我们的文学乳娘，恐怕也不会有人反对。我很幸运，自己的文学成长之路与鲁迅先生有着天然的文脉关系。熟悉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有个“二萧”，一个是来自黑龙江的萧红，另一个是来自辽宁的萧军。他们作为两个进步文艺青年，最早写出了抗战文学作品《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如果说他们的文学创作有天生的资质，但如果没有在上海遇到鲁迅这个伯乐，他们也不会获得今天的名声。

我去年和前年分别看了汤唯版的《黄金时代》和小宋佳版的《萧红》，而且每个版本都看了三遍以上。前年看完，我没有写文章，我只是跟我年轻的同事讲了二萧的故事，特别提到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去年看了《黄金时代》后，我动心了，写了《唤声姐姐叫萧红》，分别刊于《中国文化报》《天津日报》《陕西日报》等十几家报刊，影响颇大。在文中，我讲了萧红作品对我的影响，也包括我和萧军一家的交往。如果没有萧军先生的女婿王建中的推荐，我不可能在九十年代初由农场调到刚创刊的《北京工人报》工作，从此走向专业写作的道路。很多朋友看了我的文章，说，你选择的角度很奇特，你把萧红视为自己的姐姐，光看标题都叫人心酸。

是的，我很关注二萧，他们一直在影响着我。再往前，我更尊崇鲁迅先生，我的枕边常放的就是鲁迅先生的小说或散文。自从知道鲁迅先生看过《永庆升平》，并把其收入《中国小说史略》后，我的身体里仿佛融入了先生的血液，使我的创作增添了永不枯竭的力量。我知道，这种幸福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