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

[摘要]水华导演的电影《伤逝》作为一部比较典型的“文学电影”，它鲜明地体现了老一辈电影人严肃认真的改编态度，精致地再现了传统文学技巧在电影创作中的应用，是我们研究电影“文学性”的优秀模本。本文着重从思想内涵和文学技巧两个方面分析电影《伤逝》的“文学性”，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当下流行的商业娱乐片的对比，发现和提出后者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期望能够对当下的电影创作有所助益。

[关键词]水华；《伤逝》；电影文学性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一部表现青年爱情的小说，在鲁迅作品中占有特殊地位。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由水华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同名电影《伤逝》上映。当时，评论界关于电影“文学性”的讨论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早在1980年初，时任电影局副局长的张骏祥就提出“电影是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这一观点随后得到了王愿坚、陈荒煤、汪流等人的支持。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电影《伤逝》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上，都力图忠实于原著，反映了当时电影人对于文学的重视和依赖。然而，从1982年开始，学界关于“电影文学性”的讨论出现了转向，以郑雪来、张卫、李少白为代表的批评家彻底否定张骏祥等人提倡的“重视电影文学性”的主张，提出“电影是一门独立艺术”。在当时的背景下，郑雪来等人的观点颇有挑战传统的进步意味，因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回头审视这场著名的论争时，我们依然不能否定它在促进电影观念转变方面的价值，但是也更加理性地注意到张骏祥等人所提倡的“电影的文学性”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尤其是面对近十几年来中国电影票房不断飙高，而诸多影片质量却不断下降的尴尬局面，我们更应该反思，抛弃了“文学性”的中国电影究竟还能走多远。在这种情况下，水华导演的电影《伤逝》作为一部比较典型的“文学电影”，因其鲜明地体现了老一辈电影人严肃认真的改编态度，精致地再现了传统文学技巧在电影创作中的应用，对当下只重画面不重内涵的电影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对原著思想价值的保持和发挥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的作品，历来以深刻的思想性而著称。《伤逝》这部小说创作于1925年，正是“五四”运动之后青年知识分子对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口号热情讴歌的时期。然而作为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一位深刻的思想家，鲁迅清楚地看到了在当时严峻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青年男女们将要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封建传统观念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性、幻想性，对现实的困难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他在小说中既对以涓生和子君为代表的进步青年寄寓了深厚的同情，也对他们脱离社会改造、盲目追求个人幸福的做法给予了批评，并最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伤逝》的“文学性”首先表现在对原小说思想内容的保持和发挥上。

事实上，为了保持和发挥鲁迅小说的思想价值，影片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一些情节，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增加了“看话剧、逛庙会、洋人与狗”三场戏。首先，原著只是简单地提到涓生和子君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表明子君是在与涓生的交往中逐渐受到思想上的启蒙，从而意识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电影却将子君觉醒的过程银幕化了，通过于君看话剧《娜拉》看得出神，表明她受到了西方女性思想的启蒙，这就为她后来勇敢地反叛封建家庭做了铺垫。除此之外，在原著中一笔带过的庙会也被扩展成了一场相当完整的戏。在这场戏中，电影不仅给我们展示了耍把戏的艺人、卖唱的姑娘、讨饭的乞丐、示众的犯人等旧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景象，还有意地在看似纷乱实则有序的场景描写中进行了典型人物的塑造。例如，通过涓生看书、子君买狗这两个对比镜头形象地反映出二人在志趣上的不同。而鸟市上，“鸟儿从笼子里挣脱又被卖鸟人抓回”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镜头，也含蓄地预示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如果说“逛庙会”的戏还只是从侧面反映涓生和子君所处的社会环境，那么“洋人与狗”的戏可以说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直接抨击和控诉。在这场戏中，生活困窘的涓生不得不将巴儿狗阿随抛弃，回来的路上却碰到大帅的车队过街，强行将百姓赶到巷子里，而此时一对洋人夫妇却牵着洋狗大摇大摆地走过街道，强烈的对比令涓生无比愤慨，他回到家里挥笔写下《大帅、洋狗和国人》的文章。这场戏揭露了当时中国民众遭受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双重压迫的悲惨处境，从而将造成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显露出来，同时也为涓生从个人情爱中觉醒转而寻求“新路”的做法提供了心理依据。

总体而言，“看话剧、逛庙会、洋人与狗”三场戏虽然都是补充和增加的内容，却与原小说的思想内涵是一致的，甚至还在原作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改编。

二、对传统文学技巧的应用

除了深刻的思想内涵，电影《伤逝》的“文学性”还表现在对传统文学技巧的应用方面，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对比象征的表现手法”，还包括“以景写情、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以及“典型人物的塑造”等。

首先，作为一部具有浓郁抒情意味的作品，电影《伤逝》充分运用了“以景写情、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诗意地再现了原著小说含蓄、凝练的传统古典主义美学风格。例如，用鸟飞、桃林等春天明媚的景色来表现主人公恋爱时候的欢快心情；用月下嗅丁香、柳絮纷飞等古典诗词意象来表现主人公刚同居时候生活的宁静和幸福；而作为电影小高潮的一场戏“西郊弃狗”，更是将传统文学技巧发挥到了极致。荒草、乌鸦、风声、树林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意象共同渲染了一种催人泪下的悲剧气氛。电影的开头和结尾，巴儿狗阿随在夜色中奔跑，冷清的街道、胡同和凄楚的梆子声，仿佛真的将我们带回到那个沉重、压抑的年代。正如水华导演所言，“文学语言的境界在银幕上用电影语言体现出来，是很难的。但是，艺术应该追求这样的境界，捕捉这种精粹的东西”，因为往往是这些生活中不常见的，含蓄、凝练的东西蕴藏着独特的美学价值。

其次，“塑造典型人物”也是中国古典小说常用的技巧。水华导演曾经在采访中说道：“文艺作品一定要有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人物的刻画去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的面貌”，因此他在电影创作中始终坚信这样一条原则——“只要人物活了，其他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物，电影继承了原小说的“手记”结构，并充分运用画外音的方式展现涓生的心理变化过程，使得主人公的自我省察、自我剖析都能够从演员的独白中细腻真实地展现出来，对于塑造涓生这个痛苦、彷徨，同时又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很有帮助。与此同时，买狗、养鸡、月下嗅丁香、温习功课等一系列情节，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浪漫、热情、富有女儿心的子君形象。然而随着家务的日渐繁重以及涓生失业之后生活的日益窘困，原本勇敢热情的子君逐渐变得沉默、怯弱。影片中她一边汗流浃背地烧火做饭，一边忍受着小官太太的酸言冷语，进门却又故意装作轻松的样子，当涓生劝她不要那么操劳时，她的脸上露出了凄然的一笑，这个特写镜头生动地表现出了子君内心的痛苦，而涓生对于这种隐秘痛苦的不察，也为子君命运的悲剧性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三、对当下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水华导演曾经在采访中反思电影《伤逝》的遗憾之处，除了因为过于敬畏原著而在创作上有些拘谨之外，还有当时落后的技术条件导致许多原本设想的东西都难以实现。例如“柳絮飘荡”的戏，水华导演本来想拍得含蓄而有意境，可是摄影棚里要拍出柳絮慢悠悠地飘荡是很难的。水华导演回忆说：“没有柳絮，就用鸭绒代替，但是鸭绒的分量重，飘不起来，又发动大家去捡柳絮。在摄影棚里怎么把柳絮吹起来？站在天桥上吹，下来得很快，摄影机不好跟，拍了很多胶片也没拍好。”除此之外，还有涓生向子君表白的戏，水华导演本想用两只鸟打架使得藤萝花颤动来表现人物激动的心情，但是“鸟不听话，把鸟一放，它不跳，也不打架”，对此水华在采访中遗憾地说道：“如果能按照我的想象拍，画面就比较丰富：鸟在叫、跳，同时用音乐拨动心弦……镜头回到屋子里，涓生内心独白，勇敢一些，勇敢一些。”

将电影《伤逝》和当下的一些商业娱乐片进行对比，我们发现真正制约中国电影发展的早已不再是技术的落后，而是内在人文价值的缺失。诚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为了取得票房的胜利，重视画面和娱乐效果无可厚非，但是一味追求形式，而置电影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于不顾，使得国产电影逐渐沦为“烂片”集结地，却不得不令人感到尴尬。在这种情况下，重提电影的“文学性”，唤起人们对于电影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的重视，无疑对当下“恶搞成风”的市场现状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纵观世界电影发展史可以发现，不论是《广岛之恋》《乱世佳人》《呼啸山庄》《洛丽塔》《阿甘正传》《辛德勒的名单》等国外经典影片，还是《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卧虎藏龙》等中国优秀电影，都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证明，电影需要文学，文学对于提高电影的艺术品质有着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兴起，许多网络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例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鬼吹灯之寻龙诀》等。尽管这些电影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电影从文学中寻找滋养，并不仅仅是将文学形式转化为影像形式这么简单，关键还要把握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和人文精神，并将之内化为国产电影的核心精神。当然我们也应该明白，电影语言和文学语言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发挥电影“文学性”的前提是尊重电影艺术的独立性。在此，我们愿意引用中国传媒大学曾庆瑞教授的话来概括二者的关系：“影视因为尊重文学、敬畏文学，增添了文学的精神、内核和方法，而获得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文学也因有了影视的优势表达和强势传播而流布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因此两者应该在和谐互动中寻求发展和繁荣。”

四、结语

从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今天，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虽然我们在理论构建和创作实践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或许，是时候从票房的狂欢中挣脱出来，进行理性的反思了。和水华导演所处的时代相比，我们不论在政策的宽松度上，还是物质技术的支持上，都好得太多。然而，我们的一些电影人却无论在创作态度的严肃性还是细节的精益求精方面都无法和老一辈人相比。大量粗制滥造的电影作品充斥着我们的市场，而真正用心制作的影片却可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长此以往，显然并不利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当我们不断地反思、追根溯源，我们发现问题的源头竟是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历史进步——80年代初“电影的文学性”论争。也许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本来就是一杆天平上的两端，哪边重了都将引起天平的倾覆。充满“文学性”的影片《伤逝》虽然具有高雅的格调，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竟然稍显沉闷，而抛弃了“文学性”的当代商业娱乐片也注定因其品位低下而成为昙花一现的奇观。怎样从文学中吸收营养，借鉴文学在思想内容及表达技巧方面的经验，并充分利用电影技术和电影语言直观地传递给大众，从而实现电影和文学的双赢，是当代电影人应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