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俐俐

[摘要]尼尔·布洛姆坎普所执导的《第九区》《极乐空间》《超能查派》等系列科幻影片，不徒以眩入耳目的“高科技幻想”收揽人心，而是借机器人、外星人、数码产品等各种“道具”来艺术性阐释其心中对伦理命题的见解。具体来说，涉及平等与自由等重大社会伦理问题的象征性叙事，建构“伦理乌托邦”的成败，伦理视域下的叙事策略三个方面，前两点是从叙事来观照伦理，第三点是从伦理角度考察与叙事的互动。

[关键词]尼尔·布洛姆坎普；科幻电影；叙事伦理学

自“叙事伦理”概念产生以来，在文学与电影领域迅速引起关注，文学主要集中在小说的研究，电影则聚焦于探讨人类道德相关话题。从字面意义上看，“叙事”与“伦理”是这一概念的两个核心词汇，论述中固然不能缺失这两大主题，但叙事伦理学所讨论的空间又不仅是二者的简单合成。能够充分彰显其与众不同的特质是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即叙事如何体现伦理，伦理对叙事内容和方式又有什么影响。就目前所取得的相关成果来看，作为文学史基本概念的西方叙事伦理研究无疑走在世界前列，并已经取得不菲的成绩，中国叙事伦理研究则较为滞后，不过，伍茂国《现代叙事伦理》、张文红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90年代小说的文本实践》等专著亦可圈可点。与文学相比，影视圈的探讨则稍嫌薄弱，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不妨将文学叙事伦理的相关研究方法应用于电影解读，相信会有更大的收获。放眼美国影坛，在叙事伦理学视域下，值得探究的影片数不胜数，但若从“伦理乌托邦”建构角度切入，布洛姆坎普无疑是特殊的“这一个”。他所执导的《第九区》《极乐空间》《超能查派》等系列科幻片不徒以眩人耳目的“高科技幻想”收揽人心，而是借机器人、外星人、数码产品等各种“道具”来艺术性阐释其心中对伦理命题的见解。具体来说，涉及平等与自由等重大社会伦理问题的象征性叙事，建构“伦理乌托邦”的成败，伦理视域下的叙事策略三个方面，前两点是从叙事来观照伦理，第三点是从伦理角度考察与叙事的互动。

一、重大社会伦理问题的象征性叙事：平等与自由

在伦理学中，伦理概念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以事物为中心的规则条理，一是以人类为中心的道德关系。作为艺术产品的电影，其叙事空间大都限于人伦道德范畴，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布洛姆坎普在《第九区》中以外星人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来重新审视平等与自由两大社会伦理问题。透过“科幻”的外壳，平等与自由不过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游戏”，处于游戏规则之外的“大虾”和黑人是没有资格享受此等“福利”的。尼尔通过象征性叙事来传达“消解”的平等和“管控”的自由，并对此提出个人化反思。

首先，“消解”的平等。各个国家都在大谈平等问题，如消除贫富差距、弥补种族鸿沟、共同享受社会福利等，但直到今天，种族歧视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在法律予以公开承认的推动下，抵制由表面转向心理；同样，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待遇现象仍然困扰着人们。尼尔密切关注人与社会间的敏感性问题，但聪明的他不会光明正大地以纪录片来讨论如此严肃的话题，且不说影片很可能被政府审查禁播，单就此问题的复杂性来说，本身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存在。他是借助既有广阔市场，又有理论深度的科幻“招牌”来完成平等消解阐释的。影片的拍摄背景选择非洲贫民窟，不用多余的解释，地点的选择已经与当今现实生活中贫富不平等问题直接勾连。只是，非洲贫民摇身变成了“大虾”，压迫的主体仍然是声称建立安全、平等美好家园的白色人种。在处理人与地球其他物种的关系上，大虾被看作安全隐患的存在，愚笨的智商、面目可憎的外表、肮脏的生活方式以及“外来者”的身份使得人类本能地将其纳入不平等群体，连作为“土著”的非洲人都无法逃脱被歧视的命运，更何况是“外来者”。平等问题就在人类处理与大虾的关系中被消解，政府对第九区管控得越严厉、手段越残暴，越凸显出平等命题的虚伪。

其次，“管控”的自由。自由本是任何物种不须争辩的权利，如今却需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没有特殊的许可，大虾是不能离开第九区的，否则可以对其随意射杀。这种“管控”形同牢狱，或许部分外星人的确不够文明，还不能作为“正常人”融入地球，但还有很多聪明的大虾懂得遵纪守法，它们只是想平静地、健康地活着，并为能够重回家园而努力。地球人不会因为怜悯而买账，“驱逐协议书”的面世就是最好的明证。类似的情形在《极乐空间》中也有体现，只是地球变成了“牢狱”，极乐空间变成了另一个适宜居住的“地球”。不能简单地将此理解为科幻，将目光转向当今部分地区，如大城市对行街乞讨之人的驱赶，大面积的人口迁徙，欧洲对非洲难民的限制，美国对南部黑人的区域性管控等，活生生的例子都在印证布洛姆坎普影片中所呈现的“假设”。面对“管控”的问题，唯有反抗，这是导演铺张情节和深化主题的逻辑性发展。不必重复大虾们在“船坚炮利”攻击下的挣扎，也不必追问飞船三年后是否会返回，“不自由就有反抗”才是尼尔凸显的中心命题。

不唯自由和平等两大社会伦理命题，《第九区》《极乐空间》两部影片还涉及医疗卫生、教育体制、人际关系、政治斗争、自然环保等各种社会伦理问题，尼尔总是以象征性的隐喻或科幻式的虚拟来表达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忧虑，这是认识其叙事伦理的重要窗口。

二、建构“伦理乌托邦”的成败

电影叙事伦理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电影故事伦理，二是电影叙述伦理。前者除了上文谈及的显性社会伦理问题外，还包括虚构想象的“伦理乌托邦”；后者则探讨伦理视域下的叙述策略。布洛姆坎普在《极乐空间》和《超能查派》中集中探讨建构“伦理乌托邦”的成败问题。

第一，“伦理乌托邦”的建构。所谓“伦理乌托邦”就是一种追求完美人伦关系的理想国度。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桃花源”或西方文论中的“理想国”相似，卡莱尔一手创建的极乐空间就是所谓的“完美国度”，在这里没有疾病，任何损伤部分可以通过仪器重塑，人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生；人与人之间没有斗争，以礼相待，以平等、尊重互称；人与自然达到科学化的生态共存……所有目前人类谋求生存的苛刻标准在极乐空间中都得以实现，并且科技极度发达，拥有大量高智商的机器人来满足人们不同的生活需求。尼尔在呈现极乐空间时，充分赋予其社会“伦理乌托邦”的内涵，一个典型的特征是总统、德拉克特及其他高级官员开会讨论问题时，采取民主表决制，即使德拉克特执掌极乐空间所有机器人及武器大权，想一手遮天地控制这个“乌托邦”仍是不可能的，卡莱尔在设计极乐空间运转的编码时完全按照“民主”“自由”“平等”等各种社会伦理原则严格编制，不允许任何人随意更改。

第二，“乌托邦”与现实的差距。从《极乐空间》程序被改写的结局可知，原则再如何严密，民主多么的集中，社会再怎样的公正，一旦遇到“贪婪”“欲望”等个人道德沦丧时，“乌托邦”伦理原则将瞬间瓦解。尼尔是通过马克斯遭辐射后的自身救治过程、卡莱尔与德拉克特的阴谋、克鲁格与斯博德群体的较量等线索来展开叙事的。在极乐空间常务会议上受到冷遇后，权利欲望极度膨胀的德拉克特希望缔造者卡莱尔改编空间程序，推举她为新的总统，这一阴谋成为“伦理乌托邦”覆灭的根本原因。在雇佣双手沾满鲜血的杀手克鲁格的问题上，她已经违背极乐空间制定的法律规则，若只是为了空间安全而雇佣“得力助手”还可以原谅，但推翻总统政权的绸缪就完全是被欲望吞噬自我的表现。如果说《极乐空间》诉诸的是社会伦理乌托邦的崩塌，那么《超能查派》则将聚焦于情感伦理乌托邦面临的种种障碍，年轻的查派有着与人类同样的成长历程，善良的迪恩希望给予查派科学正规的教育，他希望将查派塑造成懂得良知、热爱生活的形象，这一“伦理乌托邦”受到不学无术、偷盗为生的扬基等人的严重冲击，扬基教会查派偷钱、打劫、粗口、使坏等各种定义为“不良行为”的举止。情感伦理“乌托邦”与现实的差距通过迪恩和扬基对查派完全相悖的教育方式得以体现。

要而言之，促使《极乐空间》中德拉克特和《超能查派》中扬基摧毁“伦理乌托邦”的根本原因都是人类自身伦理道德的缺失，布洛姆坎普只是用政治阴谋与教育方式两种不同叙事途径来呈现。前者以社会伦理乌托邦的失败而告终，后者则是情感乌托邦成功的典型，尼尔如此叙事是别有用心的，一方面暴露人在社会伦理问题上的丑恶，另一方面又歌颂人类情感伦理的“美丽”，无论在批判深度上，还是在真善美的挖掘上，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

三、伦理视域下的叙述策略

以上主要从叙事角度来谈伦理，根据叙事伦理学的双向互动性特征，还须反过来讨论伦理对布洛姆坎普影片叙事的影响，即上文所说的“伦理视域下的叙述策略”。简而言之，就是运用什么叙述方法将复杂的伦理问题深入浅出地以影像方式来表达。布洛姆坎普在叙述方式上力求创新，特别是其多视角的观照和回源溯流的处理方法值得进一步深究。

先说回源溯流的处理方法。影片剧情的发展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尼尔《第九区》将整个事件放在回溯的叙述结构中展开，轻易打破不可操控的时间限制。从维库斯感染病毒逐渐变成外星人，到完全“进化”为大虾，尼尔巧妙地通过影像曝光的历史回放的形式来重新审视维库斯“变身”的过程。回放意味着将观众置身于全知全能的第三视角，尼尔试图用这种叙述方式来引起人类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反思。叙述视角本身就隐含着人类在处理维库斯感染病毒事件上的非理性伦理态度。政府部门、实验机构、国家暴力系统等，面对此类突发性事件，都失去了固有的人性本质。政府的目的不是处理人类与大虾的关系，而是借此巩固自己的统治；实验机构则希望通过维库斯与外星人DNA结合的成功来进一步认识大虾们的内在机制，进而掌握其高科技核心技术和强健体魄的生理情况；警察们的疯狂搜捕不过是“加官进爵”的功利性驱使和“猫捉老鼠”的猎奇心理。形势的严峻逼迫维库斯只能逃往第九区，数天前还身为政府特派员来此地“慰问”大虾的他，如今却以半人半虾的“同类”身份乞求外星人的收留，其讽刺意义不言而喻。

再说多视角的观照。第一，媒体采访式的曝光。同纪录片回溯方式一样，当维库斯以探员的身份逐一敲开第九区各家大门时，屏幕呈现的是镜头中的镜头，即维库斯面对的不是观众，而是全国媒体，这意味着他正在以直播的形式将人类驱逐外星人事件公之于众。维库斯用哄骗的话语引诱外星人在离开地球的协议上签字的举止片段至少传达了两层深意：一方面作为地球共同的生物，人类从来没有将外星人视为朋友。如果追溯人类产生的历史，在没有如此壮大之前，其他物种从来没有做出将人类驱逐出地球的荒唐举动。因此，所谓的“迁离协议”挑战的不是与外星人间的矛盾问题，而是人在处理与自然关系上自私自利、喧宾夺主的自然伦理问题。另一方面，现场直播也在告诉我们，政府卑劣的举止已经取得大部分人类的认同，统治者们相信，无论他们的要求多么荒诞，手段多么卑劣、残忍，也不会因为“驱逐”事件引发内部暴动，相反，这恰是为人类谋求安全稳定生存空间的“善举”。第二，形象的模拟。赋予查派学习能力的成长模式本身就是一种伦理性判断，他是将机器人放在与人类同等的平台上来严肃地审视，而并非只是“奴隶”或助手。透过查派的视角，人类自身的诸多问题变得十分滑稽，“穷爸爸”扬基代表的是功利实用主义，“富爸爸”迪恩代表的是人文关怀，于是在查派的脑海中就形成两种价值观的角逐。

诚然，对美国电影的叙事伦理学解读还存在巨大的开拓空间，布洛姆坎普只是其中有特色的一个，由此联想到中国影坛，从叙事伦理学角度对国产影片进行价值评估也是一片亟待开发的处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