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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学视角的雾霾治理分析

2016-08-12王惠颖

福建质量管理 2016年10期
关键词:公众污染政府

王惠颖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雾霾治理分析

王惠颖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当前,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不仅关注经济发展速度,也关注环境问题。大气污染问题是环境问题中最突出、最严峻的部分,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频繁出现的雾霾现象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如何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课题。如何寻找政府、企业和公众利益的契合点是难点,如何协调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合作关系共同治理环境污染是重点。本文运用博弈思想分析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博弈关系,并设计委托代理模型,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共同治理雾霾的模式。

政府;企业;公众;雾霾治理

一、导论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目前,大气污染问题是环境问题中最突出、最严峻的部分,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频繁出现的大气污染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如何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课题。

当前,各级政府、企业和公众不仅关注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对于环境问题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因此,如何寻找政府、企业和公众利益的契合点是难点,如何协调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合作关系共同治理环境污染是重点。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近些年来,从政府、企业和公众角度研究环境污染治理的文献渐次增多。其一是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关系对于环境治理的研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环境规制政策会降低企业降低生产率,减缓经济增长速度(Jorgenson and Wilcoxen,1990)。但Porter and vander Linde(1995)提出“波特假说”,认为适度的环境规制反而激励企业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Ambec and Barla(2006)发展了“波特假说”,指出企业经理在企业决策上作用很大,环境规制会激励企业经理在环境治理上的创新投资。Tom Tietenberg(2001),Coel(2002)发现市场激励方法可以减少政府和企业不对称信息的不利影响,排污交易权制度又是政府激励企业增加控污投资最有效的方法;Schmalensee,Richard(2013)使用美国SO2津贴交易系统的数据来说明合理设计市场激励机制的前提。Kemfert(2005)通过评估不同国家污染治理成本,发现R&D投资支出会提升能源效率,从实质上降低污染治理的成本;Carrion-Flores and Robert(2010)单独运用美国制造行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环保专利技术的使用显著减少企业污染排放量。Rio,Angel,Moran and Albiana(2011)认为环境规环境规制的问题,应该从宏观的政治体系来分析;Saltari and Travaglini(2011)认为严厉的环境规制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引起企业投资不足。关于中国地方政府优先保证经济增长速度的压力巨大,环保部门处于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的领导之下,环境规制政策执行非常有限。

其二是公众与政府或是企业之间互动关系对于环境治理的研究。环境污染影响公众健康,Zhu Chen(2013)通过测算中国空气质量的公众健康成本,发现空气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公众健康。由于环境污染影响公众健康,公众愿意为拥有良好的环境付出一定的成本。Jerrett(2003),Naranya(2008),Neidell(2004),Ou(2008)发现社会当公众健康收到威胁时,会出现对治理污染的诉求;Nicholas Z(2009)以美国为例研究公众对于减少污染的支付意愿;Thomas Webler and Seth Tuler(2006)对森林管理决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进行了评价,提出公民参与的评价标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对于政府和企业是有监督和激励作用的。Tiebout(1956)认为,公众可以自由流动,他们可以“用脚投票”,选择自己偏好的公共服务,给地方政府施加改善公共服务的压力;Irwin.L.Auerbach and Kenneth Flieger(1967)提出应重视公众的力量,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Dasgupta and Wheeler(1997)使用中国1997-2003年29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公众监督的关键在于污染程度,并且公众监督的成效和受教育水平正相关。Wang(2000)通过研究中国1500家工厂,同时用小区压力指标衡量公众参与度,发现公众参与度会降低企业污染。List andSturm(2006);Harsman and Quigley(2010)指出公众“用手投票”的机制和环境治理政策存在相关关系。Gentzkow(2010)发现,美国近些年关于环保问题不断增加的报道激励政府官员治理环境污染。GrayW,Shimshack(2011)运用博弈模型分析政府的强制性措施对企业治理污染行为的影响,同时提出公众的参与对于污染治理是有帮助的。Jaffeer,Razeeya(2011)认为,虽然地方政府对于企业污染治理的管制对改善企业治理污染的态度和行为有积极作用,但是地方政府会因为考虑经济发展而放松管制,因此公众和企业的共同监督很重要。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中国公众近年来开始有意识有组织的表达对于污染治理的强烈诉求,但是对于公众的诉求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公众的积极参与对于治理大气污染确实是有效果的,那么研究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合作关系治理大气污染就是有实践意义的。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现有文献对大气污染研究的起步较晚,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对大气污染成因的探索。综合说来,大气污染的成因主要有三种:经济增长因素,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因素,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因素。彭水军,包群(2006)通过考察全国6类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是影响我国污染排放的重要原因。兰霞(2013)指出排放量的不断积累和持续增加是导致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姚景源(2013),马丽梅、张晓(2014)认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造成大气污染的根源。马丽梅,张晓(2014)还提出产业转移加深了地区间经济与污染的空间联动性。

其二是研究政府、企业和公众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作用,以及三者两两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以海尔为例分析,发现适度的环境规制能提高企业竞争力,进而改善环境质量。张其仔(2006)通过研究中国4个重污染行业,建议整合环境保护政策与科技创新政策,以促进技术进步和降低污染密集度。熊鹰,徐翔(2007)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不同假设条件下企业污染治理和政府监管的博弈过程,发现仅仅加大对企业污染的处罚力度不能有效治理污染,对政府失职行为的监管同样重要。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通过分析我国现有政策,发现污染治理投资作用不显著,现有政策需要调整。陈诗一(2010)通过分析中国工业未来四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发现政府规制和企业节能减排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彭水军和包群(2006)考察环保政策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提出环保经费使用率偏低。藏传琴,刘岩(2010)分析了不对称信息下政府和企业的博弈行为及选择,发现鼓励企业公开污染信息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治理。魏玮,毕超(2011)和何小刚,张耀辉(2011)从区际产业转移和产业特征的角度研究,景维民,张璐(2014)和沈能(2012)主要从产业或区域创新的角度阐释,张宇,蒋殿春(2014)从外商投资的角度展开研究,王书斌,徐盈之(2015)基于企业投资偏好的角度分析政府环境规制对污染治理的影响。肖欣荣,廖朴(2014),将环境污染和政府治理引入到OLG模型中,讨论政府与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互动,探讨政府最优污染投入问题。

关于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作用治理污染的研究不多,任玉珑,王恒炎等(2008)构建“委托—监管—代理”模型,分析了政府、企业及公众监管之间的博弈行为。李胜(2009)认为,环境治理要依靠多方共同努力,除了政府积极出台政策支持,公众参与度也是决定污染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曾倩倩,胡锦绣(2015)从社会经济状况、环境污染状况和政府规制三个方面研究公众参与对于污染治理的影响程度。

(三)简要评述

国内外已有的文献主要针对大气污染的成因,大气污染解决,政府、企业和公众对于大气污染解决的作用和意义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方法多样,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分析。虽然已有的文献研究了政府、企业、公众对于大气污染治理的作用和行为,但是多数只停留在两两之间的互动作用,对于三者共同作用治理大气污染的文献很少。所以本课题主要侧重研究政府、企业和公众合作治理大气污染的角度进行研究。中国所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并不是一个短期形成的问题,它和中国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体制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实行以GDP为核心的衡量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方式,这就导致地方官员因为短期经济增长牺牲环境换取晋升机会的现状,由此引发许多环境污染问题和社会矛盾。虽然近年来中国公众参与环保的意识不断增强,参与手段日趋丰富,但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反馈和互动机制并不完善,导致公众参与环保效果不明显。因此,研究政府、企业和公众如何合作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雾霾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论分析

(一)正确界定政府、企业和公众对于雾霾治理的角色

政府角色的界定要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部分。中央政府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是雾霾治理的方向指引者,是污染防治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委托地方政府制定和落实雾霾治理政策,同时对地方政府的政策落实效果进行监督和检查。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治理雾霾政策的执行者和控制者,也是区域经济增长和政绩考核的主要负责者,还要对区域内企业进行监督和管理,对违规企业和行为进行惩罚。

企业是雾霾的主要制造者,是雾霾治理的主体,同时也是政府和公众的主要监督对象。

公众首先是雾霾的主要受害者,然后也是雾霾的制造者之一,也是政府和企业治理雾霾的主要监督者。图1是政府、企业和公众治理雾霾角色界定的图示。

图1 政府、企业、公众雾霾治理的角色

(二)运用产权理论分析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共同治理雾霾的问题

科斯定理解释了产权界定,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并且产权界定清晰的情况下,不管产权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市场都能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特殊情形,尤其是像大气这样的公共资源的产权不可能清晰界定,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科斯定理来解决雾霾治理问题。鉴于公共资源产权难以界定,Ostrom等认为必须建立集体行动的逻辑,通过自主组织来对公共资源实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有效避免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得到公共利益最大化。但是除非群体中人数很少,或者存在某种强制力量,促使个人关注群体共同利益采取行动,否则理性并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只会关注自身利益采取行动。因此,雾霾治理可以通过强制性或者其他手段促使利益相关的群体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要从根本上治理雾霾,一方面,要靠政府强制的力量减少污染行为;另一方面,要靠激励手段鼓励企业和公众参与,形成多方共同治理的格局。

为了公众参与到雾霾的共同治理中,政府首先要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雾霾信息共享渠道,及时真实的披露大气污染状况和政府相关治理情况。其次,政府要对治污企业有效监控和管理,建立多种信息收集渠道,对企业污染排放和治理有效监督,对不合规企业严厉惩治。再次,把公民参与纳入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雾霾治理。最后,出台相应政策法规,保证公民参与雾霾治理有法可依,对违规企业执法必严。

(三)委托-代理模型

由政府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让企业和公众共同参与到雾霾治理中来。设置激励机制时应考虑两个主要约束条件:一是参与约束,即从企业和公众的个体理性出发,让企业和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净收益大于不参加雾霾治理时的净收益;二是激励相容约束,即从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理性出发,使激励设计的均衡满足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共同的社会利益最大化。

政府设计激励机制,在企业和公众在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下最大化社会总福利。

1.参与约束,就是从企业和公众的个体理性出发,让企业和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净收益大于不参加雾霾治理时的净收益。

2.激励相容约束。激励相容约束的设计原则就是不管企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政府职能都是进行监管,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选择是减少排放污染,治理雾霾污染;不管公众采取什么行动,政府职能都是激励公众参与,公众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参与雾霾治理,最终博弈均衡结果是既符合个体利益又符合集体利益的稳定的纳什均衡。

四、政策建议

中央政府是雾霾治理的决策者和最终监督者,要对大气污染治理进行宏观调控,制定污染治理的根本政策。地方政府具有“桥梁”的作用,一方连接中央政府和公众,另一方连接排污企业,其主要根据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对本区域的企业进行大气污染排污和治污的监管,同时又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对本地区公众负责。提高地方政府遵守中央政府环境管制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对本区域大气污染进行治理的自觉性,无论中央政府监管或不监管,地方政府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这样有利于降低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使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对抗性博弈逐渐演化为合作性博弈,促进二者目标收益的共同实现。

企业经营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是利润最大化不能建立在破坏环境的基础上。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实现与环境保护及提高社会效益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生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现可以同时实现。企业应当健全对大气污染防治的认识,提高环保意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技术,在生产环节中实现节能减排,绿色经营理念贯穿生产的各个环节,创新绿色经营管理体制,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为依托,树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企业经营效益提高与大气环境改善的和谐发展,同时也实现了企业、政府与公众三者之间的博弈最优均衡。

公众是大气污染危害的直接承受者,同时公众也是推动环保事业的关键力量。在中国,随着城市居民对于生活质量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环境信息透明度的增强,特别是现代媒体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有意识和有组织地表达对污染问题的关注和对环境治理的强烈要求。政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需要考虑如何有效利用这股愈发壮大的力量,更好地引导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以保证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

[1]彭水军,包群.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5):15-22

[2]马丽梅,张晓.中国大气污染污染的空间效应及经济、能源结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4(4):19-31.

[3]任玉珑,王恒炎,刘贞.环境监管中的合谋博弈分析和防范[J].统计与决策,2008(17):45-47

[4]景维民,张璐.环境管制、对外开放与中国工业的绿色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4(9):34-47.

[5]王书斌,徐盈之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脱钩效应—基于企业投资偏好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4):18-31

[6]李永友,沈坤荣.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7):7-17

王惠颖(1990.06-),女,蒙古族,河北承德人,硕士,西南民族大学,产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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