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2008年发生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欧美日经济受到重大打击，而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一增一减，中国在全球的角色地位反而凸显，加上北京奥运会等因素，中国在全球的地位明显提升，因此，我把2008年称为中国的“崛起元年”。但是，当时的中国觉得当务之急依然是发展自己，尚未做好在全球发挥更大作用的准备，因此，无论是对美国的“G2”、“中美国”主张，还是对欧洲的大规模援助要求，中国的态度都是敬谢不敏。经过几年的过渡后，中国意识到自己的能力、身份、地位等确实变了，再埋头于自身的发展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加上新领导层的政策偏好等，因此，才有“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这意味着中国的外交原则，从韬光养晦转向了有所作为乃至奋发有为。以中国现在的块头，往外投射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影响力，必然导致原有地区力量结构的改变。加上中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在如何兼顾周边的感受与利益方面经验尚显不足，一些政策行为比较生硬、可预期性较弱，因此引起周边国家的顾虑与担心并不奇怪。一些国家出现所谓“安全靠美国”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历史地看，中国作为位于亚洲中央地带的大国，其政策取向对于周边的影响尚未被充分意识到。东亚地区在没有类似欧安会这样的安全机制的情况下能维持30多年的稳定，一大原因就是中国放弃了“输出革命”的政策，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致力于国内经济的发展。2008年之后中国因为力量的改变导致行为模式发生一些变化，在原来比较忍让与克制的事情上现在不愿意那么忍让与克制了，开始强调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周边国家则开始用放大镜看中国的一举一动，因此，双边的安全关系变得不如此前稳定、友好，域外大国的介入也就有了域内的环境基础。

南海问题，如果站在这个视野上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了。菲律宾在1992年通过修改宪法把美国人赶走了，但现在，菲律宾却积极促成美国事实上重返菲律宾。这是什么原因？似乎值得中国在制定下一阶段的南海政策时兼顾思考。南海声索国都有必要意识到：批评与指责别人比自我反思容易得多。

总体来讲，亚太整体处于起步阶段。中国有两千年做传统大国的经验，但是做现代大国，还处于学习阶段。尽管中国的学习能力很强，但毕竟尚欠经验与历练。大国与小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同，责任也不同。大国在追求自己利益时，需要兼顾小国的利益，提出来的方案在对自己有利的同时也要对别人有利。这样的方案才能够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并消除（至少是减少）其安全顾虑。这是今天的中国在走向全球大国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