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光 孙朋朋

摘 要：民谣作为民间舆论的主要形态和载体，是表达民心、民情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传播不仅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对政令实施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宋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民众可以较为自由地议论朝政、批评官员。民众常以民谣作为载体向统治阶级表达看法与观点，抒发内心感受，其中既有赞美亦有批判。而统治阶级内部也常采用民谣进行政争，赋予其特殊含义。此外，朝廷也会通过民谣来体察施政行为是否合乎民意，以期在决策中形成与民间舆论的一种良性互动，以此来安抚民众，巩固基层统治。

关键词：宋代；民谣；社会政治变革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7-0131-09

民谣犹如一面反映社会风俗、民众生活的镜子，它能够更加贴切地体现出政治情势、社会生活以及民众需求。中国古代由于受到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几乎历代有为君主都十分重视民意，上古时期，即有“观风俗，知得失”①之说，也因此相应地产生了“采诗观风”“风俗巡使”等制度。一些不利于统治的舆论产生后，政府便会对其加以限制和引导，因此就有了“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②之说。民谣作为社会上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和重要的舆论形态，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民谣包括谣谚、谶谣、童谣、歌谣等。清人刘毓松在《古谣谚序》中说：“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③反映出民谣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功能，民谣“以民间舆论的姿态，并不仅扮演着官方舆论补充者的态度，其更显著的角色当是官方舆论的制衡力量”④，百姓通过民谣向决策者表达对时政的看法，以及自己的政治、经济需求，成为统治者体察民意、了解舆情的一项重要信息渠道。目前学界对宋代政治社会变革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皇帝、宰辅集团等进行的变法改革等，⑤而对民间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舆论对于社会现实的种种反映⑥，而对舆论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对这些领域决策产生的影响关注不够。民谣以一种重要的民间舆论形态而存在，对主政决策者有监督和警醒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和社会变革。

一、时移势易：宋代民谣发展的时代背景

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不同，民谣所涉及的内容就会不同，民谣的传播方式也存在差异。赵宋王朝建立后，结束了五代时期割据混战，武人跋扈的局面，国家政权趋于稳定。首先，宋政府推行“以文治国”的理念，宋朝历代皇帝均比较重视文化建设，文人士大夫阶层成为赵宋政权治理国政的中坚力量。宋代大力推行科举取士制度，创办大量书院和学校，提高生员待遇，鼓励印刷业发展等，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提高了民众的知识水平，促进了文化普及。宋代作为一个文官制度高度发达的朝代，无论是身居朝廷的在任官员，还是致仕或赋闲的文人士大夫，在右文政策的感召下，大都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及时听取民众的呼声。其次，由于宋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政策较为开明，百姓可以较为自由地议论朝政、批评官员，社会自由度较大，民众意见能够及时传递到朝廷。这些对政府正确制定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再者，有宋一代面临着各种矛盾和问题，诸如民族关系、对外战争、经济与政治改革、三冗问题、自然灾害以及不间断的民变、群体性事件等。宋朝复杂的政治、军事及社会环境，为民间舆论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宽松的政治氛围则为舆论的表达和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宋代统治者非常注重以民间舆情为鉴，权衡时弊，“观采风俗，询究利病”，以舆情作为衡量政治得失的一种参考方式。五代后周末期，京师一则“点检作天子”的谶谣，助力赵匡胤建立了宋王朝，其后又借助民众传唱的“五来子之歌”，宋廷接连平定东南五国，而使得“凡五国来朝”。因此，宋朝的历代君主对民间流传的谣谚十分重视。宋太宗曾于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壬子下诏曰：“古者，振木铎于路，所以采四方之风谣，设兽樽于庭，所以延群臣之谏诤。在朝内外官，自今或知民间利害及时政得失，并得直言无隐。”⑦太宗所下此诏强调了民间谣谚的对政治得失的重要性。雍熙元年（984）五月，太宗又下诏：“天下幕职、州县官，或知民俗厉害、政令否臧，並许于本州附传置以闻。”“上虑下情雍塞，故降是诏。”⑧朝廷连续颁布诏令，鼓励吏民上书言政，针砭时弊，无需隐晦，以防民情雍阻。由此可见宋代统治阶级对民间舆论的重视程度。民间舆情上达至决策者，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不至于闭塞政情民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统治者及时调整错误或不科学的政令决策，有利于社会安定。

宋代民间舆论产生于宋代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它的传播不仅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有时甚至会对政府决策的制定和施行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这就使得民谣具有了社会舆论风向标的功能，自发性地发挥了监督作用。人们以民谣作为载体向政府表达他们对朝政时局的看法与态度，决策者也通过民谣来体察政策政令的施行情况，这样也能够使主政者妥善处理政府决策与民间舆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减少施政之失。

宋代民众通过民谣的间接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抒发内心情感。“两宋谣谚数量之多，表现内容之广是宋以前任何一朝无法比拟的，这离不开两宋特定的时代环境。”⑨人们在创作民谣之时大多采用谐音、借代、通假等间接、隐晦的方式，朗朗上口又通俗易懂，同时又有利于传播。借助民谣对政府治国理政方略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而产生广泛的社会舆论效应，尤其是社会动乱，政局多变之时，民谣的数量和内容也会随之增多。如战争期间、变法期间，社会上就流传着大量相关的民谣。

二、舆论漩涡：宋代政治论争中的民谣

赵宋立国伊始，为了维系赵宋皇权的延续，避免再次出现五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其在政治、军事、文化领域，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防止大臣结党，宋初即处心积虑地施行文武分权、二府相制的制衡之策，但却难免臣僚结党、政争之事。宋立国不久，就出现了赵普与赵光义之争、太祖与太宗势力庇护下的武将之争等。⑩

因宋朝以文治国，需要大力推行科举取士以扩大统治阶层的力量。在科举中首先要防范的是知举官与考生之间的结党营私，宋太祖建隆三年（962）九月下诏：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将惩薄俗，宜举明文。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如违，御史台弹奏。B11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载：“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B12此诏虽解决了知举官与进士之间的结党，却出现考生之间以同年互称，进而结交的情况。

因太宗朝科举取士人数远超于太祖时期，进士晋升的难度也大大增加，因此保持同年之交好，希望政治上得势的同年能够帮衬提携。宋太宗时期，便出现了及第进士之间利用同年关系，相互结交的现象，不仅引起了朝野的关注，京师民众也以谣谚的形式对之进行批判，史载：“枢密副使、工部侍郎赵昌言与盐铁副使陈象舆厚善，度支副使董俨，知制诰胡旦皆昌言同年生，右正言梁颢常在大名幕下，故四人者日夕会昌言第，京师语曰：‘陈三更，董半夜。”B13胡旦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状元，在外任职回京之后，任左拾遗、直史馆。为了仕途晋升，于是结交同年赵昌言。其后，因上书言事抨击时政，惹怒宰辅，仕途不顺。而其同年赵昌言因其父为太宗的潜邸旧僚，其舅父石熙载曾担任枢密使之职，官运亨通，在回京之后，推举胡旦回京任知制诰，结党求进。赵昌言、胡旦、董俨、陈象舆四人为首的政治集团结党营私，他们常于夜间集会，评论时政。于是就有了“陈三更、董夜半”之谚。京师民众以“夜半三更”来形容赵昌言等人结党求进的勾当，足见人们对结党之举的厌恶之情。应当看出民间对官僚结党之举是予以批判的，然而士大夫之间却难绝朋党之风。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为改变北宋中期以来积贫积弱的社会经济局面，神宗召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启了北宋变法改革时代。民众对于时政的意见和看法常以民谣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在“熙宁变法”期间，社会上流传着大量关于变法的谣谚，如此，也就给予了反变法派机会，利用民谣阻挠变法。《宋元学案》卷一载：“周颖，字伯坚，江山人。从学安定，以行义称。”“熙宁初，诏举节行材识，守胡逿以名荐，召赐进士第，授校书郎。王安石问新法何如，对曰：‘歌谣甚盛。安石喜，叩其辞，先生高诵曰：‘市易青苗，一路萧条。安石不乐，出宰乐清。”B14从“歌谣甚盛”中可以看出，民众对于变法期间所实施的政策多有评议，当然也必定有好有坏。周颖高诵“市易青苗，一路萧条”，也只是众多民谣之中的一则。姑且不论其对变法所持的观点，而从其用民谣来表达自己对时局政策的看法，可见民谣的流传范围已然从横向传播发展成为纵向传播，进而影响国家政策，反变法派便可从中挑选民间盛传对自己有利的谣谚以打击变法派。不利于变法的谣谚上达到宋神宗那时，或多或少会对王安石以及新法造成一定的影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九载：“司天监灵台郎亢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罢免王安石，于西北召拜宰相。斥安石姓名，署字，引童谣证安石且为变。仍乞宣问西、南京留台张方平、司马光，并都知、押班、御药看详。所奏及禀太皇太后。上以瑛状付中书，安石遂谒告。冯京等进呈送英州编管，上批令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翼日乃出。”B15上述中亢瑛因天象异常，而于“西北召拜宰相”，乞罢王安石，后又引童谣诬告王安石有谋反之心。利用“天象”与“童谣”，攻击王安石及新法。然而此时处于熙宁变法初期，神宗对王安石还十分信赖和倚重。当看到朝堂之上出现抨击新法之声，王安石遂请假不处理朝政以示抗议。于是神宗下令惩处了亢瑛，王安石才正常工作。此时反变法派已经利用童谣来攻王安石之政。虽未致使王安石罢相，但神宗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在亢瑛刺配英州之后，其长呼曰：“瑛为百官所言，冀国家改政事以消变，乃为朝廷忠谋，何罪而黥乎？使瑛言不验，虽腰斩以谢众，亦未晚。”B16由此可以看出亢瑛、周颖等人的言论致使神宗对新法的实施产生些许疑虑。而王安石动辄“谒告”，亦有要挟神宗之意，也使神宗与王安石之间产生隔阂。多个类似事件的叠加成为此后王安石罢相的诱因之一。在此之前，京师盛传“台官不如伶官”以讽王安石执政时期台谏官言责尽失，不能谏阻变法反遭贬谪的情况，《铁围山丛谈》卷四载：“熙宁初，王丞相介甫既当轴处中，而神庙方赫然，一切委听，号令骤出，但于人情适有所离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且多被黜降，后来者乃寖结其舌矣。当是时，以君相之威权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独一教坊使丁仙现尔。丁仙现，时俗但呼之曰：‘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适一行，必因设燕，于戏场中乃便作为嘲诨，肆其诮难，辄有为人笑传。介甫不堪，然无如之何也。因遂发怒，必欲斩之，神庙乃密诏二王，取丁仙现匿诸王邸。”“故一时谚语，有：‘台官不如伶官。”B17当时一些名臣士大夫、台谏官议论朝政，则多为贬黜，以一名教坊使嘲诨王安石之政，安石欲斩之，然因神宗干预而未能将其惩处。故而反变法派的一部分人便以此为借口，放纵编唱谣谚俚语流于京师，以讥讽王安石，台谏官遭贬黜，伶官却安然无恙。后来对于王安石的攻击又涉及其家庭生活方面，京师有谚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候工部死后休妻”B18。谣谚中的王太祝指王安石的儿子王雱，王雱与妻子不合，王安石则将儿媳改嫁，以消解家庭矛盾。此则谣谚中所述之事从风格上来看，属于民众创作的风格，但能够从心理上对王安石给予打击。民间流传的还有打击保甲法的“儿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场”B19等等，这些民谣有的被反变法派利用，为抨击新法提供了素材和理由。

熙宁变法初期，“上与介甫如一人”B20，对王安石十分信赖和倚重。然而熙宁六年，神宗与王安石在处理不附新法官员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欲严惩，神宗对安石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安石对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神宗回道：“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B21可见，神宗对王安石已不如熙宁初期那般言听计从，这与反对新法的民谣广泛传播有直接关系。熙宁七年三月，文彦博等反变法派利用天灾，归咎于市易法的推行，神宗直接命曾布追究市易司过失，迫使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其后，在王安石复相执政之时，在新法以及执政方针上与神宗分歧更大，以至于酿成了“上颇厌安石所为”B22的局面。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年仅九岁的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临朝听政，她以为“熙丰之法”诸多不便，力图恢复祖宗旧制，重新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新法的大臣，变法派成员接连被贬黜出朝，经过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大臣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新法彻底失败。对于变法之争，如果说：“熙宁之争新法，犹出于公，元祐之自为党，皆出于私。”B23在变法时期，因反对变法而被罢黜的一些官员重新上台，他们在全面废罢新法之余，反变法派开始了对变法派的打压。然而随着政争的扩大和深入，反变法派内部也因在政治思想、南北地域、学术师承以及对新法的态度等方面出现分歧，直至政见相左而公开分裂，互相抨击。《邵氏闻见录》卷一三载：“哲宗即位，宣仁后（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同听政，群贤毕集于朝。”“然虽贤者不免以类相从，故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之语。洛党者，以程正叔侍讲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川党者，以苏子瞻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者，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诸党相攻击不已。”B24元祐之时，朔、蜀（川）、洛三党以地域命名，从表面上看是因“地域”而相区别，而以三党的纷争来看，实际还是学术思想和政见的不同。程颐和苏轼因学术思想的差异，致使二人相互攻讦。蜀洛二党反目，始于程、苏二人交恶。苏轼因“深嫉”程颐多用古礼，二人多有争执。朱熹巧用民谣的语言形式评论二人：“只看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程颐）打破这“敬”字！看这说话，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态，无所不为便是。”B25可知，此时党派之争已然发展到了意气之争的地步，好似打架骂街，简直斯文扫地。后因程颐的迂腐固执，惹怒太皇太后与宰相吕公著等，而遭贬黜。蜀洛党争，以洛党的败北而暂告一段落，之后便又开始了蜀朔党争。虽然苏轼等在熙丰变法时期，曾坚决反对新法，而在元祐初期，当司马光尽废一切新法，不复较量利害之时，却又不赞成完全废除新法。并与宰执屡发争执，以“先帝于此盖有深意，不可尽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差役、免役之争便是一例”B26。苏轼此举，促使其与朔党反目，这也是在蜀洛党争中，朔党偏帮洛党的原因之一。而在此政争之际，一则关于四川与福建风俗的民谣在京师却广为流传，即“闽蜀同风，腹中有虫。”关于这则民谣蜀党领袖苏轼与朔党刘安世还曾发生过一次论战，《邵氏见闻后录》卷二○载：

刘器之（安世）与东坡元祐初同朝，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则器之必约以典故。东坡至发怒曰：“何处把上曳得一‘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则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变乱典常，则不可。”又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以二字各从虫也。东坡在广坐作色曰：“《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器之曰：“某初不闻其语，然‘立贤无方，须是贤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东坡默然。B27

由上可知，二人因党派有别而致使政见互歧，习性不同又产生地域偏见。朔党领袖刘安世屡用典故来约束苏轼的一些言辞和主张，而传谣的“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之谚，其寓意闽、蜀两字由虫而来，蜀党成员又多为蜀地之人。此则谣谚本来是讲闽、蜀两地风俗多有相似之处，在此却被用来污蔑闽蜀两地士人的品行，因司马光曾有“闽人狡诈”B28之说，司马光为反变法派公认的领袖，甚为元祐党人所推崇。在当时“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一语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一方面蔑视闽地与蜀地开化不久，未脱野蛮，另一方面指责他们为人狡猾，居心叵测。在北宋的政坛上，闽籍官僚常被人称为“福建子”，意指他们工于心计，喜捉弄人，北方人又怕又恨。《萍洲可谈》谓：“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目为‘福建子，畏而憎之之辞。”B29因此，苏轼在听到此谚后甚是气愤，面色突变，立刻给予反驳，然而刘安世认为立贤无方，须是贤者才做得到。如果是一般人，受制于土地风俗，怎么能不受当地习俗感染？岂是人人都为贤者？使得苏轼听后竟无言以对。可见，一些谣谚不仅仅在民间流传，官僚士大夫也会加以利用，并赋予其特别含义以攻击异己。

三、倾诉心声：宋代民谣中的社会情势

在宋代，民众常常会将自己对时政的态度和看法，通过民谣这一隐晦的方式记录并传播，真实表达内心的感受，这种民谣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舆论导向，蕴含着民众对政治人物、政令决策，社会事件、社会现象的褒扬、肯定或批评、嘲讽。他们希望以民间流传的谣谚为武器，对官员以及政策实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虽然在集权专制统治下，民谣这一舆论形态不可能起到根本的决定作用，但民众的品评舆论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时，会引起统治阶级内部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关注。正如欧阳修所说：“盖臣常见外处州县，每一谬官替去，得一能者代之，不过数日，民已歌谣。今若尽去冗滥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过期月，民即受赐。此臣所谓及民速于事功者也。”B30可见，民谣所富含的政治讯息，在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是人们评论时事、品评人物的重要载体，直接体现民众的心声。如成都民众在评价近期治理蜀地的官员时，认为治理最善者，莫如田元钧（田况）。曾为知益州的文彦博认为蒋堂和程戡的治绩较差。故蜀人谣谚曰：“彦博亏（亏犹言不如也）田况，程戡胜蒋堂。”意思是最善之中田况更优，不善之中程犹胜蒋。B31有一则谣谚为：“禹玉禹玉！精神满腹。除却脱空，十相具足。”B32指的是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王珪，因“珪自辅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守成而已。时号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又云“领圣旨”；既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B33。还有，开封汴渠按照之前的规定，每年十月关闭闸口，舟船则不予通行。王安石秉政时，希望恢复冬季汴渠航行，以转输物资。然而由于汴渠冬季水量减少，通过船只常常搁浅，加上冬季河渠结冰时常损坏舟楫，于是政府“以船脚数千，前设巨碓，以捣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众”。当时京师有谚语曰：“昔有磨法磨浆水，今见巨碓捣冬凌。”B34表达出对政府违背自然规律，强行施政的嘲讽。

民谣在民间的横向传播，可以把民众的看法借助士大夫群体纵向传播到宰执，甚至皇帝耳中，起到一定的舆论监督作用。如哲宗元符三年（1100）九月，侍御史龚夬言：“臣伏闻蔡卞落职太平州，天下之民，共仰圣断。然臣窃见京、卞，表悰相济，天下共知其恶。民谣有云‘二蔡、二惇，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又曰：‘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夫民至愚而神，其不可欺如此。”B35龚夬虽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将普通民众视为愚民，但他仍然肯定民众对时政和主政官员的褒贬评论。当民间广泛流传的谣谚为统治者所知之时，也会影响其施政方针。时任筠州推官的崔鶠，在听到民间广为流传的谣谚之后，就上书宋徽宗道：“（章惇）狙诈凶险，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贼。贵极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为贼，岂非以其孤负主恩，玩窃国柄。忠臣痛愤，义士不服，故贼而名之，指其实而号之以贼邪！京师语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孙。谓惇与御史中丞安惇也。”B36

以上两则民谣即指出民众对蔡京、蔡卞以及章惇、安惇当政时所作所为的尖锐批评，表达了要求罢黜这批奸臣的迫切愿望。崔鶠在上疏中亦为元祐股肱之臣司马光辩解道：“左右以为奸，而天下皆曰忠。”而章惇却是“左右以为忠，而天下皆曰奸”。又说：“夫有其实者名随之，无其实而有其名，谁肯信之？”帝览而善之。B37又如徽宗崇宁间大力兴修学校，在各州军建设学堂，而且免费提供生员食宿，并下令急速兴办不得拖延。不久又建设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耗费巨大，并把兴建工程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所以地方政府虽竭力搜刮，亦疲于应付。当时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使得宋朝国内“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披罪也。”B38政府兴办学校，以及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慈善机构，本质上是造福民众，稳定社会。然而却被如此讥讽，只因徽宗好大喜功，蔡京谄媚迎上，不顾社会现实只顾营造“太平盛世”的景象，故孙傅在评论时说：“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B39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徽宗君臣只注重粉饰太平，而不关注实际效果，本是惠民的政策，却遭到民众的激烈反对。徽宗时，宰相王黼公然卖官，获得无数赃款，京师谣言云：“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B40指出其卖官鬻爵的价码，反映了当时官员选任的乱象。崇宁二年（1103），宦官童贯鼓动徽宗搜括天下奇珍异石充实景灵宫，奉旨赴江南等路筹办花石纲，后又督造修建集禧观斋殿、本命殿、火德真君观，专事搜掠，民怨沸腾。加之其与蔡京朋比为奸，相互攀附。当时民众谚曰：“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B41“筒”即童贯，“菜”则为蔡京。表达了民众对二人的憎恶之情以及对其严惩的期望，最终童贯被处死，蔡京亦死于被贬途中。又何执中居相位时，京师童谣云：“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儿，荷叶在。”B42指出童贯、蔡京、高俅及何执中当政期间的黑暗局面。

南宋高宗绍兴间，由于兵乱不息，盗贼充斥，朝廷经常实施招安策略以安抚贼盗，给予招安者以厚爵。而行在的文人士子却多卖酒醋为生。故当时有谚云：“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B43宋宁宗朝权臣韩侂胄贸然发动开禧北伐，结果惨败，最终被史弥远谋害，临安民谣曰：“释迦佛，中间坐，胡汉神，立两旁，文殊普贤自斗，象祖打杀师王。”B44当时韩侂胄封平原郡王，官任太师，献佞者皆称师王。当时参知政事钱象祖尝谏阻用兵，与侂胄不和，史弥远遂与其合谋击杀韩侂胄。又如理宗时期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百姓将希望寄托于名士真德秀，皆言：“真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真德秀入朝任参知政事，施政效果并不理想。省试时有考生作赋曰：“误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饿夫。”当时谚曰：“若要百物贱，须是真直院。及至唤得来，搅做一镬麦。”B45直截了当地批评真德秀的治绩。度宗咸淳时期，贾似道被拜为平章军国重事，叶梦鼎为右丞相，时贾似道专权，把控朝政，梦鼎充位而已。度宗称贾似道为“师臣”，在朝文武官员则称之“师相”“元老”。贾似道居西湖葛岭，度宗赐第居住，似道五日一乘车船入朝，不赴都堂处理政务，而是令吏员抱文书呈送其居住地批阅处理，于是，时人语曰：“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B46恭宗德祐元年（1275），元军将攻入临安，朝廷上下要求惩治贾似道，当年七月贾似道被贬为高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此时京师有谚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愁，西湖依旧流。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间一转头，人生放下休。”B47表达出对贾似道打压吴潜，最终亦落得同样结局的嘲讽。

在民众的谣谚中，除了对时政的负面评价外，也有正面的褒扬。其中有一些是赞扬官员清正廉明，歌颂其政绩的，如：“陈贻范，字伯模，临海人。治平四年进士。常游胡安定之门，又师事陈古灵，而与罗提刑适为友。历宗正丞。通判处州，民怀其德，有‘道不拾遗剑，月照处州城之谣。”B48“道不拾遗”是对陈贻范治理州政的最好肯定。又如范仲淹知开封府时，决事如神，深受民众爱戴，京师谣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仁宗宝元时，西夏元昊叛乱，攻伐边境，仁宗深知范仲淹的文才武略，决定令其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知延州，与另一边帅韩琦日夜训练精兵。西夏士兵听说后言道：“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此处“小范”指范仲淹，“大范”指范雍，范雍此人虽为人正直，勤于政事，但愚于用兵布阵，造成宋夏战事的接连败北。范仲淹与韩琦赴任后，仁宗以西北四路诸招讨事务托付于二人，边境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B49西夏元昊最终称臣于宋廷。对于保家卫国的官员，民众亦是赞扬有加，咸淳十年（1274），蒙古渡江攻池州，池州知州逃逸，赵卯发为代理通判，积极备战，而城中多有降元者，暗中与元兵勾结。赵卯发知池州难守，就把财产分与亲属，在元军破城之日，在桌子上留诗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节义成双。”B50遂与妻子穿戴整齐自缢而死，时人念其忠义，为其唱名曰：“臣为君死，妻为夫亡。”B51表现出民众对富有民族气节、不畏生死的父母官的褒扬。以上事例真实表现出民谣的固有特征，是民众倾诉心声的重要载体和形式。

四、文武殊途：宋代民谣中的仕宦进退

“崇文抑武”或是“重文轻武”是宋朝立国后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上至皇帝下到各级文官，对武将的防范可谓无所不至。在宋太祖、太宗朝便施行“将从中御”政策，即军队出发前向将帅面授机宜，给与拒敌谋略、攻守计划，授以作战阵图或是直接向前线将帅传达御前指令以指挥前线战事，前线将帅要按皇帝指令行事，不可随意变更。“将从中御”政策束缚了前线将帅的手脚，限制了将帅积极性、创造性和临敌应变能力的发挥。B52在宋代，无论文臣之间的政争有多么激烈，一旦涉及与武臣争夺权力时，文官们便会“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仁宗朝狄青的出现，使得朝堂之上的文臣们深感武臣崛起的威胁，狄青也成为文武之争的牺牲品。同样在这场是否要动摇“崇文抑武”这一治国理念的论争中，民谣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狄青汾州西河人，出身贫寒，十余岁开始从军，善骑射，作战勇猛，史载：“宝元初，赵元昊反，诏择卫士从边。以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挥）使，时偏将屡为贼败，士卒多畏怯。青行常为先锋，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B53狄青除了作战骁勇外，而且知晓兵法布阵，十余年间凭借赫赫战功，累迁西上閤门副使、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等军政要职，并于仁宗皇祐四年（1052）六月升任枢密副使，从此进入执政序列。当年九月，狄青自请率军讨伐广南侬智高叛乱。皇祐五年三月，因平定侬智高之功，狄青晋升为枢密使，并“赐第敦教坊，优进诸子官秩”B54，至此成为朝廷最高军事长官。狄青的一路升迁，虽与北宋中期的军事不振以及仁宗的重用有关，但其升迁如此迅速，使得“与皇帝治天下”的文臣士大夫群体深感不安，他们将矛头指向狄青，利用文臣对文字所特有的优势，对民谣加以利用，以疏远仁宗与狄青的君臣关系。狄青最终被曲解民谣所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四载：“（狄）青始至邕州，会瘴雾昏塞，或谓贼毒水上流，士卒饮者多死，青甚忧之。一夕，有泉涌寨下，汲之甘，众遂以济。（侬）智高自起至平几一年，暴残一方，如行无人之境，吏民不胜其毒。先是谣言‘农家种，籴家收，而智高为青所破，皆如其谣。”B55为了压制武臣势力的发展，“农家种，籴家收”之谣开始在京师流传。本是一则民间创作歌颂狄青平定叛乱的谣谚，被朝中文臣加以曲解，妄图诬陷狄青图谋不轨，取代侬智高，占据广西自立。仁宗起初并未对其重视，反而重用狄青为枢密使。自太祖建国后，除曹彬以武将身份担任枢密使外，尚未有武将以军功身居枢密使者，狄青获此要职，为文臣们所不容，因为当时“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主政的官僚士大夫群体中已深入人心，于是文臣们开始对武臣势力蔓延做集体抵制。不久，另一则关于狄青的民谣也传入京师：“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B56狄青本为汾河人，而“狄”与“胡”意近，此则民谣有狄青本为胡人之意，“改头换面总一般”，则意指其是胡人派往宋廷的间谍。这则民谣就有了特意针对狄青而作的嫌疑，其传播在朝中引起一片哗然，朝中大臣纷纷上疏，乞仁宗提防狄青。因为接二连三的民谣传来，仁宗对狄青也起了疑心。在乞罢狄青的奏章中，欧阳修的奏章在其中最具代表性，他连上三疏，乞罢狄青，其中《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中言：“伏望圣慈深思远虑，戒前世祸乱之迹，治于未萌。密访大臣，早决宸断，罢青机务，与一外藩，以此观青去就之际心迹如何，徐察流言。”“若青之忠孝出处如一，事权既去，流议渐消，则其诚节可明，可以永保终始。”B57欧阳修希望仁宗能够以前朝发生的祸乱为戒，罢狄青枢密使之职。从上述的“流言”“流议”中，我们可以推断此时关于狄青的民谣在京师已广为传播。欧阳修认为罢免狄青之军职，若其并未有二心或异志，等待民谣沉寂后可以继续保持狄青的优荣待遇。欧阳修奏章中的“可以永保终始”，有学者认为是欧阳修意在保护狄青，也有学者认为：“此并非欧阳修本意，而是将狄青视为北宋政权构成的现实威胁来看待。所以说欧阳修刻意夸大子虚乌有的捕风捉影之谈对狄青刻意诬陷。”B58我们认为，欧阳修此举虽有排挤狄青之意，但并非刻意夸大无稽之谈和刻意诬陷。其本意是在提醒仁宗莫忘唐末五代之乱，以及“黄袍加身”之事。并结合当时水灾不断，隐意仁宗不遵循祖宗之法，任用武臣为枢密使，因此上天以水灾警示，以天意为由，乞罢狄青枢密使之职，望仁宗遵循祖训，重用文臣。

随后，文彦博的加入，给予狄青仕途致命一击，史载：“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骄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衣粮，皆负之曰：‘此狄家爷爷所赐。朝廷患之。时文潞公（文彦博）当国，建言以两镇节度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两镇节旄，无辠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对，上道此语，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上默然。青未知，到中书，再以前语白文公，文公直视语之曰：‘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即惊疑终日。不半年，疾作而卒。”B59继欧阳修之后，文彦博出于为赵宋社稷着想，也开始对狄青采取排挤措施。当听到在京师流传的民谣以及狄青在军中受爱戴的程度，便有了上述文彦博与仁宗的对话。文彦博与狄青虽是同乡，但事牵文武势争，彦博便毫不顾及同乡之情，排挤狄青，并以朝廷猜忌的“体重”之语对其心理进行打压。最终仁宗将狄青出贬知陈州，并派宫中内臣定期监视。这导致狄青在心理重压之下郁郁而终。狄青之死，表面上看是由文臣们利用和曲解一些不利于狄青的民谣，从精神上对其打压所致，而实际上乃是狄青的升迁破坏了宋朝“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他出身行伍，十余年间战功卓著，而且既为枢密院长官，又能亲赴战场，身先士卒，违背了宋代“统兵权与发兵权”分离的祖训，狄青便在文臣群体中成为众矢之的，贬黜狄青成为朝廷共识。而广泛传播的民谣则成为他们离间仁宗与狄青君臣关系，迫其忧愤而卒的舆论手段，所以民谣在这场文武之争中被刻意利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又如南宋理宗时期的吴潜、吴渊兄弟，二人虽为文臣，但屡经战事，积极抵抗蒙古入侵。端平元年（1234），南宋会合蒙古灭金后，蒙古即不断侵伐南宋。当时身为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的吴渊组织司空山、燕家山、金刚台三大寨及嵯峨山、鹰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寨丁壮为伍，各寨相接，脉络贯通，无战则耕，有警则御。宝祐中，吴渊任荆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大使时，调兵二万增援四川，又力战白河、沮河、玉泉一带，挫败蒙古大军。B60理宗端平以后，吴潜历任枢密都承旨、兵部侍郎等职，积极参与抗元军事斗争，曾数次向理宗陈述选练精兵、加强战备的方略。B61开庆元年（1259）蒙古南侵，主战派吴潜担任左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积极备战。随之，京师童谣：“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尺，若使飞天能食龙。”B62便广为流传，这里的“大小蜈蚣”指的便是吴潜、吴渊兄弟。理宗听闻此语之后，于景定元年（1260）七月“贬吴潜建昌军，寻徙潮州”B63。吴潜被贬黜，很大原因是由于元军攻势猛烈，出于安全考虑，吴潜建议理宗迁都，而自己固守临安，而多疑的理宗竟然认为吴潜要效仿张邦昌，自立为帝。此时“蜈蚣飞天便能食龙”一语，以“蜈蚣”代指“吴公”，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食龙”则无疑是篡弑的代名词，暗指吴潜会对皇权构成威胁，结果被理宗罢免。不久，吴潜又被贬为化州团练使，循州（今广东惠阳）安置，远离了宋廷中枢。

五、余论

无论是“唐宋变革论”，还是“宋元变革说”，无疑将宋代划归一个转折的朝代。处于历史转型中的宋代社会，表现出诸多鲜明的时代特色，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例如宋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政治氛围较为宽松，然而“崇文抑武”致使军事力量薄弱，对外征战中常处于被动局面；朝政内部，尤其是国家统治后期政治腐败，内廷奢侈达到极致；仁人志士辈出而权佞之臣也同样林立朝野。这造就了宋代思想的异常活跃。社会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宽松的舆论环境为依托，加上社会时局之忧患，致使有宋一代民谣空前繁荣。可以看出，作为宋代民间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民谣，其包罗万象，形式各异，上至君王下至黎民均有涉及。与民众“邀车驾”“告御状”“击登闻鼓”等直诉方式相比，民谣更具民众集体意识的特征，表达方式更为灵活，内容更为丰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更多的是采用民谣形式抒发内心感受，反映意见和观点，即使是对政府和官员的尖锐批评也不会招致惩处，言责模糊更利于传播。民谣的产生、流传常与现实的政治动荡、社会灾难联系在一起，由于民间舆情是政府决策的一种重要参考依据，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宋代皇帝、官僚士大夫都比较关注民谣内容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朝廷的任务一方面是努力使社会舆论和政治风气向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靠拢，对其加以良性引导，达到“化之以厚风俗”B64的目的，所以宋代统治者“观采风俗，询究利病”B65。另一方面则以民谣作为衡量政治得失的标准之一，吸收采纳，调整政策，使之传播有利于维护基层统治。但客观上，民众的一些诉求得到政府回应和满足，也成为民众参与政治的一种特殊路径。因民谣主要创作于民间，形式灵活、题材丰富，主要由宋人的笔记小说记录传承，不像官方正史那样需要避讳和接受审查，所以在民谣中呈现的社会内容就会更加真实可靠，民谣的深入研究对还原丰富的宋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作者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期间完成，感谢高研院提供诸多支持，以及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宋代历史文化”创新团队资助。

注释

①班固：《汉书》卷三○，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

②毛亨撰，李学勤点校：《毛诗正义》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③杜文澜：《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第1页。

④王凯旋、李阳：《中国谚谣民俗史》，北方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3页。

⑤如邓广铭、漆侠、朱瑞熙、张其凡、李华瑞、王瑞来、张邦炜、方建等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探讨。

⑥如赵瑶丹：《论宋代谣谚中的社会史内涵》（《东岳论丛》2013年第5期）论及宋代谣谚所反映的民众忧患意识，以及谣谚对国家大事、是非正义、人物荣辱的关注与记载。另文《两宋谣谚的社会内容和时代色彩》（《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论述了宋代谣谚所反映的民族矛盾、社会制度以及人民生活状况等。高柯立《宋代的地方官、士人和社会舆论——对苏州地方事务的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9年）以苏州一地为例，探讨了地方士人对地方事务的议论和评价，以及地方士人在社会舆论的形成和传布中的关键性作用。

⑦王偁：《东都事略》卷三，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子，齐鲁书社，2000年，第16页。

⑧B12B13B15B16B19B30B32B33B5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581、71、651、5571、5571、8642、3466、8518、8517、4193页。

⑨赵瑶丹：《试论宋代谣谚中的社会内涵》，《东岳论坛》2013年第5期。

⑩蒋复璁：《宋太祖时太宗与赵普之政争》，台北《史学汇刊》1973年第5期；何冠环：《论宋太祖朝武将之党争》，《中国史学》1995年第5期。

B11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贡举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285页。

B14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校书周正介先生颖》，中华书局，1986年，第53页。

B17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58—59页。

B18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123页。

B20《宋史》卷三百一十二《曾公亮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34页。

B21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9页。

B22《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0549页。

B23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二○《哲宗皇帝·诸君子自分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8页。

B24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146页。

B2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3110页。

B26苏轼：《苏轼文集》卷二七五，岳麓书社，2000年，第792页。

B27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59页。

B28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一八，熙宁二年十月，中华书局，2006年，第423页。

B29朱彧：《萍洲可谈》卷三，《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六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75页。

B31程颐：《伊川文集》卷九《蜀守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4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87页。

B34魏泰：《东轩笔录》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第77页。

B35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五，元符三年九月，中华书局，2006年，第631页。

B36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灾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945页。

B37《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崔鶠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1215页。

B38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第27页。

B39《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孙傅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1137页。

B40佚名：《新刊大宋宣和遗事》利集，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87页。

B41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二《记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第374页。

B42B47佚名：《东南纪闻》卷一，中华书局，1991年，第6页。

B43张知甫：《张氏可书》，《全宋笔记》第四编第三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

B44厉鹗：《宋诗纪事》卷一○○《谣谚杂语·都下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372页。

B45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316—4317页。

B46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五《似道专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

B48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州判陈先生贻范》，中华书局，1986年，第243页。

B49孔平仲：《谈苑》卷三，《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60页。

B50《宋史》卷四百五十《赵卯发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3259页。

B51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七《破池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8页。

B52田志光：《宋太宗朝“将从中御”政策施行考》，《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B53B54《宋史》卷二百九十《狄青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9718、9720页。

B56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八之二《枢密使狄武襄公》，《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8页。

B57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六《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2页。

B58罗家祥：《欧阳修与狄青之死》，《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

B59王楙：《野老记闻》，《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25页。

B60《宋史》卷四百一十六《吴渊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2467—12468页。

B61《宋史》卷四百一十八《吴潜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2517—12519页。

B62B63佚名：《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三《理宗》，王瑞来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第269页。

B6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庚午，中华书局，2014年，第2786页。

B65杨潜：《云间志》卷下，《宋元方志丛刊》第一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6页。

责任编辑：王 轲

Abstract：Folk ballad is the main form and carrier of expression of public opinion， and a social phenomenon. The transmission of folk ballad not only influence the society， but also the policy.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was relatively loose in Song Dynasty. People had more freedom to talk about the government policy and t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People often used the folk ballad as a tool to express the praise or critical views toward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ruling class always gave the special meaning with folk ballad in political struggles. Also， government used the folk ballad to observe whether the policy satisfied the needs of public. In order to placate public and consolidate the basic rule， government′ decisions were interactive with the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Song Dynasty； folk ballad； political revolution of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