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

灵魂与血性（上）

◎金一南

德国著名的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说：“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二是靠政治而生存。前者是以政治目标为追求的政治家；后者则是以政治为饭碗的食客。”他讲的是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家，其实以军事为业的军人也一样，有些人是为军事而生活，有些人靠军事而生活。前者是真正的军人。后者不过是军队的食客，当兵不过是一个饭碗，从军不过千百种职业中的一个维持生计的职业，并非一种毕生的追求。马克斯·韦伯认为真正的政治家应该具有3种禀赋：一是对认定的价值目标的献身热忱；二是使命感与实现使命必需的责任伦理；三是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深刻洞察能力。他是对政治家的描述，但是反过来看，军人也是一样。你是真正的军人还是军队的一个食客？你真的具有献身热忱吗？真的有使命感吗？真军人与假军人的区别不是部队里是否有你的编制，而是你的灵魂是否驻留在军营。

塞耶校长、丹尼斯·马汉、米基教授被美国军事史并列为“西点三巨头”。丹尼斯·马汉1820年进入西点军校，1824年以全班第一名成绩毕业，28岁成为军事工程学及战争艺术教授。鉴于他在西点军校的杰出贡献，被评为终身教授。再“终身”，也有退休的一天。但他不愿退休。1871年9月，西点军校监察委员会对丹尼斯·马汉实施强制性退休。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得知这个消息后，丹尼斯·马汉扑向一艘航行在哈德逊河的轮船推进器，以自杀结束了生命。他觉得离开这所军校，离开军事教学，生活便毫无意义，生命也毫无意义。这是一位真正的军人。历史学家阿伦·米利特和彼得·马斯洛斯金在《美国军事史》中评价丹尼斯·马汉：“在他执教的40多年生涯中，他对军官职业从行业过渡到专业，留下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丹尼斯·马汉被人们称为“老马汉”，是因为他有一个更加出名的儿子阿尔弗雷德·马汉——“小马汉”。小马汉后来成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官、成为著名的“海权论”创立者。老马汉的生命消失在哈德逊河里面了，小马汉的理论使美国从地区走向世界。

美国的强大仅仅是装备吗？没有几代军人无条件的献身，仅仅靠物质和装备，不会把一个国家的强大堆积出来。西方有这么一句话：

有一流的军队之前，先有一流的教官。

有一流的教官之前，先有一流的人格。

老马汉、小马汉尽管没有拥抱战场军功的辉煌机遇，却让他们的学员张开了双翼——潘兴、麦克阿瑟、巴顿、史迪威、布莱德雷、艾森豪威尔等都是他们的学生。

这就是一支军队从灵魂里锻造出来的强大基础。

我们的军队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国防大学科研部副部长王三欣，战争年代是战场上的优秀指挥员，战争结束后进入军校，成为获得一等奖的优秀学员，后来又走上讲台，成为享誉全军的优秀教研人员。他在讲台一站就是30多年，呕心沥血，勤奋耕耘，一直到最后倒在了讲台上。他的夫人回忆：“他在医院里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出现幻觉状态，还在想着教学，说话不清醒，还能说出来：‘张家港……演习……拿地图来……拿笔来……要红的。’他脑子里装的都是这些东西，家事一句没谈。”

这个被誉为“战争史活字典”的军人，最后时刻惦念的，仍然是他的教学。像王三欣这样的还有很多，他们留下来的学术成果，有些可能随着时代变迁、装备发展而时过境迁，他们留下来的由灵魂和血性浇灌的人格，比他们的学术成果影响更加深远，一直对我们这些后来人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时时体验军人的灵魂与血性。

人性与血性

在讲到血性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血性与人性是对立的，好像人性、血性是两回事。其实从生命一开始，人性中就被注入了血性。人性代表人的最基本要求：生存，温饱，尊严。这3个要素无不包含血性的支撑。当原始人在森林里寻食求生的时候，没有血性，就只有饿死、冻死。尊严更要靠血性支撑。如果只有温饱没有尊严，人类与其他动物有什么区别？还能走出周口店的洞穴吗？一部社会发展史证明，不管是生存、温饱、还是尊严，人性中无不包含有血性。没有血性的人性，不是完整的人性，容易滑入放弃担当、仰人鼻息、逆来顺受的奴性。真正有血性的人性才是完整的人性，缺乏血性的人性，就是奴性。

一所著名大学的某著名教授讲过这么一段话：“有些汉奸如汪精卫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生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还说，“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以这种观点看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改写”。你说他讲的还是人性吗？还有一点生命的尊严吗？这种一丁点血性都没有的人，戴着大学教授帽子，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以活着为第一要务，不行就屈服、就投降，投降了就要跟人家合作。他还说：投降了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定，不能胡来，投降了还胡来，别人就不按战俘公约标准对待你，你就得吃亏。我们中国人如果都变成他说的这样，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1960年，王三欣（前排右）攻读研究生期间与同学的合影

按照他所说，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投降是正确选择。有一个例子，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抵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但他没有像那位教授说的投降。他继续抵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杨靖宇在牺牲前，与出卖他的保安村村民赵廷喜有过一段对话。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赵廷喜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只不杀，如果杨靖宇投降，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州国军政部长，利用杨靖宇的影响制服东北抗联。

只剩自己一个的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杨靖宇用周身沸腾的血性和整个生命，极大地表现出中国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性。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因为有杨靖宇这样的共产党人，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仍然在用他们的灵魂，用他们的血性，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脊梁。什么叫人性？什么叫完整的人性？看看共产党人杨靖宇就知道了。如果中国人没有这种由血性养育和浇灌的人性，怎么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前面所说那位大学教授讲的话，居然还有人喝彩。面对反对之声，居然还有国家级刊物发表社评，要求保护那位教授的“言论自由”。只有毒化民族心理的自由，没有反驳这种毒素的自由？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无原则、无条件、无界限的“人性”，成为一批人的旗帜，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网上就有不少人表示同情。一些电视台还以“思想解放”为由组织“正方”、“反方”，在节目中激烈争辩。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种现象是可喜还是可悲？毫无疑问所有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但你是教师啊，课堂里有几十个孩子啊，你就没有一点责任？你撒腿就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远远高于几十个孩子的性命，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够得到认可？如果说这种行为被我们一些人肯定为“人性”表现，那么这种“人性”与兽性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这类理论横行于我们的社会，我们又怎样避免20世纪初孙中山的感叹：“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2014年3月1日21时12分，昆明发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昆明火车站临时候车室肆意砍杀无辜群众，最终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有多少暴徒？最初传说是“十几个黑衣人”，后来说是8个，最后证实是5个，其中还有1个女的，被捕后发现有孕在身，只能判她无期徒刑。就这5个暴徒肆意挥刀砍杀，让31人死亡，140多人受伤，平均每个暴徒砍杀30人以上。在对方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该怎么谈我们的血性？暴行发生后，网上到处是逃生技巧，保命举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见黑衣者躲避”，还有人教维语：“朋友，住手，自己人！”这还有一丁点血性吗？有200多人躲在一个小商店内，几位男士想冲出去拚，马上被拦：“谁都不许开门，谁开门砸死谁！”我们的媒体都在谴责暴行、祈福逝者，不去反思为什么失去了血性，不去讨论失去血性还有没有生命的尊严。你可以“人性”不离口，但如果失去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吗？让无尊严的保命哲学流传开来，暴恐分子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人们的精神状态没有血性与正义的提振，谁敢说抗日战争期间五六个日本鬼子带着百十号伪军就能把几万人赶得到处“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100多中国人脑袋的所谓“百人斩”的局面未来不会重现？

建构主义鼻祖、美国人亚历山大·温特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我们有些人以为国家利益就是温饱，就是发展，就是韬晦与抓住机遇期，不知道集体自尊也是国家利益。为什么有些人 “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觉得自尊受了冒犯，虽然我吃饱了，我有车、有房了，但钓鱼岛被占了，南海被占了，海外侨民被欺侮了，伤害了民族自尊，所以不满意，要骂人。这就是亚历山大·温特说的“集体自尊”。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宁愿人来犯我，也不可我先犯人。“以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顾。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忍、隐、退的灌输下，变得无足轻重。活着就是第一要务，能攫取点利益则是第二要务。至于什么“尊严”，有没有无所谓。与此相适应，“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时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等，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今天看来，唯有血性才能冲破种种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彰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人的品德与生命的尊严。精细入微的利益算计，丢掉的恰恰是国家民族的品德和尊严。我们讲人性与血性，离开了血性，能有完整的人性吗？

理性与血性

很多人把理性与血性对立起来，好像有理性就不能有血性，有血性就失去理性。其实，坚实的理性从来以充沛的血性为前提，失去理性的血性可以说是考虑不周的鲁莽和冲动，失去了血性的理性则是懦弱与胆怯、顺从与屈服。

让我们看看如果理性中没有了血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

一个非常关键部门的非常重要的司的司长，在一次内部招待的餐桌上就东海和南海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打个比方你们就明白了，排队的时候，前面挤进来一个壮汉，你打不过他，怎么办？不如少说些话，让他加进去。

你看看他多么的理性。打不过这个壮汉，不如让他挤进来算了，吵吵嚷嚷有什么用。普通人说说这种“认怂”的话也就算了，但这是我们国家重要部门的重要司长，不说是政策制定者，起码是政策提出者，脑中充满这种没有一丁点血性的“理性”，能想出什么样的应对举措？我们今天的确还要忍耐，但决不是无原则、无节制、无理性的后退。我们今天也还需要争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却不是坐等别人恩赐，而应去积极主动创造，再拿出过往“以空间换取时间”的陈旧观念，会发现今天的空间一旦丢失，未来也很难回归。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这个把美国从地区性国家带向世界大国的人，很多中国人对他颇有好感，因为他拿出八国联军侵华“庚子赔款”美国所得的一部分返还中国，办了“留美预备学校”即今天的清华大学，还办了协和医院等。西奥多·罗斯福对中国充满复杂情感。他仰望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内心又鄙视它。在《赞奋斗不息》一文中他说：“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西奥多·罗斯福以中国为警示，要求美国千万不要像当时的中国一样，因贪图安宁享乐、畏惧挑战而衰败。

2002年11月，我们在国防大学与美国丹佛大学代表团讨论中美关系，中午国防大学宴请。吃到高潮处，该代表团负责人法诺站起来高声祝酒。他说：“美国的装备世界第一，中国的餐饮世界第一，愿我们把各自的第一都保持下去，干杯！”他太得意了，太忘形了，一下讲出了内心所想但不该讲出来的话。当时全场尴尬，他也觉出自己失言了，坐下来很不自在，用了很多其他话来弥补，来缓解，想把刚刚讲的圆过去。十二三年过去了，法诺的话至今仍在我们耳畔回响。我们中国人，外国人来了，好吃、好喝、好玩、好住、好送，千方百计想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应该说这也没错，中国人好客。但关键是你在这些强悍的民族面前，留下“餐饮世界第一”的印象，是增加我们的安全还是扩大我们的危险？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仅仅凭大熊猫、兵马俑、万里长城、满汉全席、孔子学院等立足于世界，行不行？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讲过一句话：“冲突与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牢记。在强手如林的当今世界，不彰显中华民族的血性，就无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获取我们的一席之地。

党性与血性

什么叫党性与血性？就是说：党性必须依靠血性来支撑和捍卫。

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性就是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战斗性。以血性支撑的党性，是党的生命力、战斗力的来源，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战斗性如果没有血性支撑，就成一纸空文。

开国将领张国华，1955年授衔的175名中将中，他是其中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强手如林、战将如云的人民解放军内部，张国华并不很突出。他打仗不错，战绩也可以，但作战比他更加优秀、在战场上比他更加著名的将领还有不少。从这方面衡量与比对，他只能显得一般。他领导的十八军组建时间并不很长，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中，还没有进入主力行列。使张国华名声最后超过其他许多著名将领、真正名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的，是什么？

是他坚如磐石的党性。

1950年初，中央决定提早进藏。毛泽东说：西藏人口虽少，但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极其重要，必须尽早占领。最初考虑这一任务以西北方面为主，西南方面为辅，因为当时西南战事尚未完全结束。西北方面彭德怀提出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战事虽然基本结束，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广大，情况复杂，原有兵力本来就少，难以抽出太多兵力进藏，而且从青海格尔木方向进藏的道路多年破损，仅修路就需很长时间。毛泽东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看到这个电报是不高兴的，随即指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本来处于进藏的辅助方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主要方向，而且不但“向西藏进军”，还包括“经营西藏的任务”，压力徒增。当时六十二军驻西康，距西藏最近，理所当然成为进藏部队首选。但刘伯承考虑六十二军来自一野，让他们进藏不妥，一野方面会说让我们的部队啃骨头，你们自己部队去吃肉。所以一定要让自己部队去，不能让一野配属西南的部队去。这是当年那一代人的领导风格：越是自己的部队，越是主力，越要承担艰苦任务。刘、邓最后商定：六十二军不进藏，调自己指挥的二野一个主力军承担进藏任务。但未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军军长不愿进藏，未能谈通。

僵局就这样出现了，难以回避。毛泽东一直在等待西南方向的报告，种种原因又使刘、邓的选择被迫一变再变，给中央的报告也反复推迟。

张国华的十八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受进藏任务的。

十八军原定的任务是接管富庶的川南。军长张国华已经被定为川南行署主任，军政委谭冠三已被任命为自贡地委书记。1950年1月7日，张国华赴川南行署上任途中收到刘、邓急电：就地待命，军领导及各师一名负责人速赴重庆领受最新任务。

1月10日，刘、邓接见张国华等十八军领导。

邓小平第一句话：“今天谈话凭党性。”

张国华回答：“一切听从党安排。”

邓小平：“×××不去西藏，你指挥部队去。”

张国华：“坚决完成任务！”

单刀直入的几句话下来，张国华的党性光彩照人。

1950年春，第十八军先遣支队沿澜沧江上游昂曲河向拉萨进军

“今天谈话凭党性。”邓小平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前面一次谈话没有谈成，人家不愿去。我们说真正的党性并不表现在平时滔滔不绝的政治表态，而是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勇气和担当。坚强的党性就是坚决完成党赋予的任务。

军长同意、军领导班子同意，不等于全军都同意。十八军由去“天府之国”的川南突然改去高原高寒的西藏，部队一时转不过弯子来。谁不想去富庶的地方驻扎？很多干部还没有结婚，正要到川南去发展、结婚、建立家庭。突然一道命令要转而去西藏，部队逃兵数量猛增。严重的时候，一天一个班跑得只剩班长、副班长。连队干部夜里不敢睡觉，轮流把门，营团干部天天追问逃兵数量。跑的不仅是士兵，一些干部也出现动摇。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四团副政委刘结挺，张国华最欣赏、准备重点培养、重点使用的干部，也写信提出身体不好，不能进藏。张国华看着信气得手发抖。政委谭冠三说：把刘结挺绑起来！他不去，捆也要给老子捆进去！正是这句气话提醒了张国华。他后来要求：凡是逃兵一律不许进藏。他说：我们进藏的光荣决不能让这些逃兵玷污了！

在十八军的进藏动员大会上，张国华说：“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足。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进藏确实苦，可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农奴主残酷压迫之下生活，岂不更苦？人民解放军以解除人民痛苦为己任，我们怎能眼看他们受苦而无动于衷？”

这就是张国华的党性、十八军的党性。在革命已经胜利、大家开始享受果实、回避危险和艰辛的时候，张国华挺身而出，担起千钧重担。共产党员的党性，不仅仅表现在服从党的安排，更表现在以自己的牺牲去解除人民痛苦，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亲自坐镇十八军动员会，对张国华的讲话带头鼓掌，并给十八军将士题词：“接受与完成党赋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1950年春，张国华以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率领十八军部队进军西藏。

人民解放军进藏，印度的尼赫鲁政府表示“不安”和“疑虑”，要求新中国政府“解释”。中国驻印度大使申健答复：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藏是人民解放军的权力。毛泽东得悉，1950年10月28日做出批示：“周（恩来）并外交部：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的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毛泽东这段话让我们感觉到领袖大无畏的气魄，更让我们感觉到支撑领袖气魄的十八军将士大无畏的英勇。张国华坚定不移的党性，同样在构筑新中国的铮铮硬骨。

代价也是巨大的，张国华的女儿因感冒发烧，病逝于进藏途中。这是他视为掌上明珠、33岁才得的第一个孩子。张国华夫人晚年去世前弥留之际，口中反复念叨着这孩子的小名：“小难，我的好孩子……”旁边人无不潸然泪下。大家都以为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老人已经淡忘了，没有想到她一天也不曾忘记，只是长久地压在心底，生命的最后时刻喷涌而出。这难道不是张国华一家为进藏付出的巨大代价。

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不是表现在只让别人牺牲，而是表现在自己率先牺牲。

后来又发生所谓“五大部上书事件”。1957年3月，西藏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5个部门给中央写报告，没有经过司令员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一位军区领导到北京开会，把报告作为情况反映递上去了，主要内容是反映部队存在的问题，要求实行轮换。驻藏部队太艰苦了，能不能分批轮换，3年或5年，让干部们能缓一缓。这份报告没有不实之词，对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夸张和夸大。参与报告的有副司令员李觉、副参谋长陈子植、政治部副主任洪流、后勤部政委李华安、财务部部长秦卓然、干部部处长方其顺、王达选、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郑震等。

报告上去后，总部有领导批示，指责这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不安心西藏工作”，有“右倾逃跑主义倾向”，要严肃处理。这些人都被调离岗位，有的还受了处分，被不公正对待。例如李觉是十八军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之一，原是西南军区作战处长，十八军进藏跟他并无关系，但他积极主动要求进藏，先后任十八军副参谋长、参谋长、西藏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五大部上书事件”后，李觉调离西藏军区，到二机部任核九院第一任院长，在大西北荒漠戈壁一待就是8年，为新中国核武器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政治部副主任洪流调到藏北海拔4500多米的无人区杜加里，在极端艰苦的生命禁区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族民工挖硼砂，偿还新中国欠苏联的债务；副参谋长陈子植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在世界屋脊修建第一条高原国际公路。他们在1979年全部获得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处分、清理档案中的不实记载。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张国华是有责任、有错误的，说李觉、洪流、陈子植等人“夸大坚持西藏地方斗争的困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确是左了、过了，对他们的处理也重了、错了。但张国华从始至终不是在跟哪个人过不去，不是想打击谁，报复谁。他觉得这个报告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甚至还怀疑过军区政委谭冠三不够坚定，是否也参与了这份报告，产生过一些误会。他坚决把定一条：毛主席让我们守西藏，要走你们走，我死也死这里！

既使在犯错误过程中，也让人看见他坚如磐石的党性。

因为长期高原工作引发的心脏和血压问题，1972年张国华去世，时年不满58岁。骨灰空运北京，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一生只为两位将领迎过骨灰，一位是多年患难与共的战友、黄埔一期毕业的陈赓大将，另一位就是虽然历史交往不多、但周恩来特别欣赏的井冈山司号员张国华中将。新中国175位开国中将，其中军事能力、作战水平比张国华高的不在少数，但名声像他这样响亮的，为数寥寥。历史就这样完成选择：关键时刻，张国华以共产党员的党性彰显革命军人的血性，铸起新中国西藏回归过程中千古不朽的时代丰碑。

习近平同志2014年10月底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有灵魂就是信念坚定，听党指挥。不论何种艰难困苦的场合，坚决完成党赋予的任务，靠党指挥枪的原则，靠为人民服务宗旨，更靠由信仰和信念结成的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对党的忠诚。”什么叫“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对党的忠诚”？张国华就是这句话的注解，就是走在这支军队前面的光辉榜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