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聪敏

张爱玲笔下有个易先生，易先生在刑讯逼供和猜忌警惕里生活。他遇上了王佳芝，有时候他从自己操着生死大权的牢房里出来，靠在王佳芝的身上，恍如隔世。当王佳芝用传统唱法的发声，用小调的表演去将一个说不尽的天涯歌女轻轻哼唱，与他敬酒，他却潸然泪下。‘矮小，穿着灰色西装，生得苍白清秀，前面头发微秃，褪出一只奇长的花尖”的易先生用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和表面的残酷掩盖着难以名状的恍惚。

我的一位朋友，每当恍惚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头发上下工夫。洗头，反反复复地，后来干脆在自己对自己根本无从把握的时候，将头发全部剃了去。

头发的有或者没有，还是从有到无，零乱或者整齐，还是从整齐到零乱，这样的摇摆可以延伸到眼神，延伸到神态，延伸到步态，延伸到心灵，最后形成一种整体的状态。

一种没有状态的状态，便可叫作恍惚了。

而今天，更是一个容易恍惚的年代。

恍惚，不是肉眼视觉上的模糊不清，而是内在意义上的难以把握。不是身体物理上的激情缺失，而是内心真正的深刻地满足感无法实现。

恍惚者最喜欢拿些“爆炸式”的活动来填补恍惚的时间。所以，你看，多少人在需要发声的时候保持沉默，却在兴致勃勃地煲电话粥，在微信里你来我往，网聊，或者摇一摇，再或者付着高昂的代价找年轻貌美者陪着聊聊。多少人将饭局变成了日常的行为艺术，开口要吃饭，闭口要吃饭，每一次都是以满满当当的桌宴开场，以又一次满满当当的桌宴结束。多少人在忙碌地购买和扩大房产，却舍不得花一些时间慰问一下精神，还有灵魂。

在爆炸式活动的繁荣背后，反映的是恍惚无聊中无话可说，无事可做，无“家”可归的真实状态。

我常常恍惚。在爆炸式的忙碌中感到人生的虚无。

对于如何克服人生中的虚无感，尼采的建议是：“寻找新的生活意义”。庆幸的是，我还有“写作”，可以在恍惚时冥想自己的缺失，可以让我在如何有意义地打发时光方面不再显得那么一筹莫展，可以暂时摆脱恍惚的纠缠，清醒那么一会儿。在清醒的这么一会儿，说些乱七八糟的我的老实话。

一只败犬的相亲

讲个故事，故事是从别处看来的。

三杨当国时有一妓名齐雅秀，性极巧慧。一日令侑酒，众谓曰：“汝能使三阁老笑乎？”对曰：“我一人便令笑也，”乃进见，问来何迟。对曰：“看书。”问何书，曰：“烈女传”。三阁老大笑曰：“母狗无礼。”

把女人与母狗联系起来，看来是极传统的事。但21世纪出现的新动向则是：与母狗有联系的女人们都精英化了，还带有赞许的意味。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我们甚至可以胡乱猜想，这“三杨当国”时的故事也曾传到日本，于是日本有了把女人与母狗联系起来的传统。到了21世纪，我们中国在赞美母狗帮的时候，日本人也造出了一个词，叫“败犬”。用来形容高收入、高学历，到了适婚年龄却未步入婚姻殿堂的女性。

再讲个故事。还是从别处看来的。

名字叫《文明女悬挂招夫牌》。

很可信。

故事发生在1918年的上海。

自幼留学欧美的周女士，回国后在某学校充任教务，未禀明父母，自行在住所门前悬挂一招夫公告牌，内容为：

女学士周某某，现年28岁，原籍广东香山人。久寓北京，毕业于美国女子大学，现执教鞭于北京某女学校。家资及不动产可达五万元之数。自悬牌之日起，至民国八年一月止，各学士如有与某某（女自名）具有同等之能力及资产者，每日午后四时至六时，为会谈期，务请应时驾临可也。

我的朋友T，在某高校工作，教留学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留学生，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不知怎么，耽误到了现在。每次假期回来，抱着负罪感，待上几天，就唏嘘不已。见到我时，便说，恨不得从天上掉下个孩子，落在自己肚子里，然后交给每天喊叫的妈妈去带，她就解脱了。这样的困境折磨得人实在难受，就做最后一搏。办法就是“相亲”去。现在相亲，用不了“悬招夫牌”这样的可人之举。打听一个著名的“严肃婚恋网站”，注册了，上传照片，筛选，聊天，觉得可以，然后就见面了，不久，遇到……

不久，遇到一个躁动的健美先生。

T这两天有些小得意。原因是找自己的人不少，专门为相亲准备的邮箱里每天都会新增十几封情书。心安了，哦，原来跟自己一样的人确实不少。再说，从信和自己人气的增长态势来看，大可不必为嫁不出去过于焦虑。不过，心安的时候也心烦。“他，XX岁，未婚，上市公司职员，有房有车，本科”“他，XX岁，未婚，国有企业，已经购车，本科”“他，XX岁，未婚，事业单位，有房，博士”……说了很多又好像什么也没有说。T心烦了。抓了抓头发，T决定，我喜欢东跑西颠，找一个体魄不错的，以后也比较容易双宿双飞。健美先生便很自然便跳了出来。

健美先生和T见面之前，通过几次电话。第一次通电话，他就很热情地给T唱了一首《北京欢迎你》，评论说自己的声音酷似费玉清。健美先生判断并赞美了T的嗓音，估计从嗓音上判断了T的长相，从第二次通电话开始，就热情并逐渐非常热情了。T虽然并不舒服于他话语上的亲昵，但总对对方的体魄有念想，就忽略了不快，约好了见面再聊。

T和健美先生约在电影院的咖啡店，是个下午。远远就看见一个体魄壮硕的男子向着自己的方向走来。上身明显地包裹在高领毛衣里，相当宽阔，将外面的休闲西服撑得滚圆。走近一看，长相并不怎么体面，还带着几颗正在发育以及已发育好的青春痘。他大踏步地走过来，带着躁动的气息。不知道为什么，T后来想起这位见了一次面的健美先生的时候，那天下午的躁动感总是挥之不去。事实证明，他们之间确实没有共同语言。即使健美先生对T十分中意，从见面后就开始穷追猛打，并适时地表现出保护弱小的姿态，但T对这个进攻性很强的男人却始终没有感觉。

从电影院的咖啡店喝完咖啡，又勉强吃了下午饭，又在健美先生的执意要求下让他把自己送回家，T进门后，就把自己摔在了沙发上，觉得好疲惫。她打电话给我，说，我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了，不是健美的体魄，而是安全感，可是这个人，他没有。说完长叹一声。我听见她狠狠地捶打着枕头，发出怦怦的声音。之后，又声音清脆地说，没关系，写信的人多着呢，我再找……

不久，又遇到……

不久，又遇到一个打卜问卦的博士。

T收到一封带着蓝色玫瑰花图案的情书。对方的言辞很恳切。于是T写了回信，告诉了对方自己的联系方式。经过了解，此人乃是香港某大学的博士，现在一所理工科类的高等院校执教，负责某某实验室，听起来是个十分科学化的名字。T心中十分欣喜。T常想起自己小时候为了像树一样看天，让小朋友把自己埋在土里，留着上半身在外，只为体验树的感觉的举动，常常为自己的幻想症抓狂。后来搞了与文学艺术有关的专业，又带着这些风情万种的留学生，人越发地不靠谱了。所以，就想，凡事都讲究搭配，感性的搭配理性的，抓狂的搭配冷静的，唯心的搭配唯物的，幻想的搭配实际的，这样总会有好结果吧。于是就将这位博士十分地放在了心上。

博士联系起来并不顺畅，有时要像科学实验一样精确到秒。人也不咸不淡的。T想，这或许都是泡实验室的人的弊端，你看，实验室里那一排排的仪器不也不解风情嘛。对博士多了几分期待。某日，博士说，几时几分我在网络上等你，我们好好聊聊。T便如约上线了。博士很准时，也没有什么客套话，开篇就问T“你是哪一年几月几日几时生人？”T年龄已不小了，并不想哪壶不开提哪壶，于是准备打个马虎眼过去便罢。但对方很恳切，并说“必须要知道生辰八字，这很关键。”T已有些不快，还是开玩笑地问他“怎么，还要测生辰八字吗？”对方笑了两声，坦言“是的。”T已十分不快了，于是捏造了一个生辰八字便发了过去。一会儿，对方发回了一长段鲜红且加为黑体的大字：“此女平凡之数，难望大成功，盖因意志稍弱，偶有挫折逐弃之不顾，无法贯彻目的，故难获大功，若对文艺方面则有相当成就，如中途遇有失意事，若能重振精神，不屈不挠，向上努力者，收得成功并非无可能，故此数乃是艺术成功数也。此女为妻，则草率马虎，消极被动，意志不坚，进取不力，短视浅虑，自以为是。夫妻感情有变，于家庭有碍……”T得了一个水性杨花的预设，又贯了一个不能旺夫的罪名，自然觉得十分委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十分气愤。那名博士自得了这样的结论，并通知T知晓后，自此下线，不知所终。

T后来想起此事，常有些后怕。有时也暗自庆幸。多亏，自己没有开始一段靠打卜问卦保驾护航的感情和婚姻。于是，T心里常笑那个博士，有时还真心地感谢他呢……

此事过后，T又遇到一个第一次见面，因为职称评定不公平而骂不绝口的未来书法家，又遇到一个左顾右盼谨小慎微害怕被人认出的成功人士，都不尽如人意，T觉得这样的相亲，其实是相识容易相知难，抱不得什么希望，于是就懒怠了，不再强求。那天，T约我出来喝茶，总结了自己的相亲经历，发现什么都没有留下，都是过眼云烟。正式宣布说，就这样了。要像胡主席教导的那样，不再胡折腾了。

有一年没见到T了，听说她现在有了男朋友，但好像情况挺复杂的，一直听不到她说婚期。偶尔的，她会发个短信给我。有一天，发了一条长长的信息，问我看没看过陈衡哲的小说《洛绮斯的问题》：洛绮思为了学业割断恋情、放弃婚姻，但在学业上取得巨大成就后，却常常被一个有“家”的梦——梦中有丈夫、孩子与和谐的家庭景象——所搅扰。“她此时才明白她生命中所缺的是什么了。名誉吗？成功吗？学术和事业吗？不错，这些都是可爱的，都是伟大的，但它们在生命之中另有它们的位置。它们或者能把灵魂上升至青天，但它们总不能润得灵魂的干燥和枯焦。”看了这段话，我还是猜想不出T的近况，只有在我的世界里，遥远地祝福她了……

将身体放在你的祭坛

……我知道自杀的方法有一百种，其中一种就是嫁给唱摇滚的，保证死得痛快，又痛又快。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唱摇滚的够酷。……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站在天安门的台上，唱一首歌。如果可以跳一支舞，就他妈的更好……

——《北京乐与路》

我是从妖精那里听到“果皮”这个词的。那是2007年的摩登天空音乐节，我俩穿过因下雨变得泥泞的草地，执着地将他的还有我的冰淇淋包装袋塞进了已经溢出的垃圾桶里。或许是受到了“严禁乱扔果皮纸屑”的刺激，他突然扭过头问落在后面的我，“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人叫‘果皮’”，其时我已经被突如其来的雨混合着北京初秋的凉意欺负得很是焦躁，于是就将自己的嘴巴鼻子和眼角由下向上地挤成一团，同时频率很快地像要摆脱什么一样地摇着头。“那些疯狂追随这些莫名其妙的男人的女人”，“她们愿意跟他们上床”，“当然，我想，也会像扔果皮一样随时被扔掉……”我在东张西望，妖精在自言自语。但是，在与结束演出的乐队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们还是同时回头凝视着那两个穿着鲜艳裤袜的短发女孩，她们的手牵在两个年轻男人的手里，那两个男人则背着如同春药一样的，刚才还在不远处复调似的上演了金属和人声的嘶吼与嚎叫的吉它或者贝斯。我凝视着她们裹在紧身衣和紧身裤袜里的身体，看到了爱情、性、悲剧和死亡在身体里摇摆冲撞。

妖精所说的“果皮”来源于60年代诞生的美国俚语“groupie”，这好像是个台湾叫法，比较灵动。另一种较书面的翻译是“骨肉皮”，严肃对待摇滚乐的人比如郝舫之流或者一些叫嚣的女权主义者喜欢使用这个词。老北京艺人把漂亮女孩叫“果儿”或“尖果儿”，北京的小青年们被摇滚俘虏以后，就拿了这个词儿。又由于和果儿之间绝对居高临下的情感地位和蜻蜓点水的游戏态度，衍生出了“收果儿”“戏果儿”一说。但是，对于果儿，男人们依然延续了几千年的审美标准，长相逊色的“苍果儿”或者“涩果儿”被“收”被“戏”相对来说困难一些。所以，在与摇滚乐的性探险中一定会有始终郁郁不得志的，这样的果儿最终会干瘪了摇滚的梦想，成了“干果儿”，在“何必非要摇滚”的嗟叹中，偶尔怀念那果儿青青的迷狂时节。

虽然有很多摇滚乐手和他们的追随者都声称那些卿卿我我，海枯石烂的爱情是“操蛋的，不过是你骗骗我，我骗骗你”，但这同样是骗人的鬼话。他们所有的歇斯底里：呼喊、祈祷、哀告、哭诉、呐喊、召唤似乎是为爱情招魂的若干种形式。于是，一个提着油漆桶背着画夹穿着背带裤准备去涂鸦的清纯女孩，一个纯洁得像水滴一样娇羞得如同一只雏鸟的大一女生，一个浸泡在孤独里用傲慢和冷漠渴求爱的失意者，一个从湖南农村漂泊到城市以“跳开放”（一种艳舞）为职业的无依无靠的女子，一个扎着头巾弥漫着花的迷香的花房姑娘，一个站在街头的全身赤裸的女行为艺术家，一个小有名气的女模特，一位颇具风范的独立摄影师，一位婚姻失败的少妇……都可能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停驻在同样穷苦和失意的流浪歌手的面前。屏住呼吸，用心去听，听出宣泄中的渴望，听出喧嚣中的安宁，听出愤怒中的善良，听出嘈杂中的孤独，听出爱和依靠。只是听，而且彼此倾听，并听懂了彼此，爱情便随之来临，和所有的爱情一样简单和自然。贫穷、误解、纠缠、然后分手，也和所有爱情的结束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这些因为突如其来的爱情不自觉地亲近了摇滚乐的女人很不乐意被叫作“骨肉皮”或者“果儿”，因为她们并不符合人们对果儿“盲目追随，随时准备献身给崇拜者，没有大脑，赶时髦，缺乏主见”等刻板印象。她们或许会因为爱情而摇滚，但并不是因为摇滚而爱情。她们不一定知道摇滚为何物，即使知道也不一定深刻，但这并不妨碍她们成为摇滚乐手精神上的志同道合者。她们不一定满腹的摇滚经纶，也不会脱口而出摇滚的圣经，但这并不妨碍她们成为摇滚乐手心目中的女神和灵感的源泉。她们中的许多人在毒品和酗酒带来的绝望中拯救过自己爱的人，还有一些本身就是颇具创意感的女性。她们或许会成为妻子，会成为爱人，或许会被抛弃，结局像许多拥有爱情的女人一样，但她们从来都是自己。

“一个姑娘带着爱情来到我身边，像是一场风雨吹打着我的脸”，这是献给爱人的情歌。果儿渴求爱，却很难与爱情有关。

我爸所在汽车队的同事有个善于鬼混的女儿，很多年都是大家的谈资。同事的前妻在跟他打架的时候，很善于捏住他的要害部位，痛得他在地上直打滚，女儿就在旁边冷傲地看着。我并不清楚这个女儿的放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只是有一次在去食堂买饭的台阶上，她恰恰走在我前面，黑色的健美裤在上台阶的张弛中透出白白的臀部。我背过身在台阶上站了很久，面红耳赤的。后来她离开了。再见竟是在住着王宝钏的寒窑广场，一场夏季的摇滚音乐会，在夕阳中看见打扮得很朋克的她，和一群同样很朋克的人腻味着走来，似乎更风尘，更放荡，更成熟。但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她来，凭得就是记忆中那张冷冷旁观的脸和那张脸写满的孤独。那晚，我只是看客，她却以献身的姿态和狂热的舞姿成了现场狂欢的一道风景，许多人分享了她摇滚的身体和性感，并在其中得到了宣泄，找到了暂时的自由和解放。可在我看来，不知为什么，她似乎更像是挣扎在祭坛上的牺牲。

将女人的处子之身献给祭坛上的神灵是一种古老的交感巫术，因为古人相信通过牺牲接触神灵，便可获得同样的神力。这巫术在每一个良家少女的心中埋下了潜伏着的崇拜者献身给偶像的欲望。当摇滚乐从60年代开始用充满现场感的音乐、粗口、带有性交特征的舞蹈在狂暴、剧烈、粗野和振颤中将自己塑造成了集体的宗教仪式，它便代替了那些温文尔雅的充满虔诚的弥撒和洗礼。舞台变成了祭坛，吉他贝斯键盘架子鼓似乎都成了带着血和精子的法器，祭品则是那些甘愿献身的女人们的身体。将身体放上艺术的祭坛，与等同于神灵的偶像接触，这似乎是更接近艺术家与想成为艺术家的单纯梦想的最快捷的途径。当然，即使是在她们献身之后，真正成为摇滚乐手的果儿是很少的，大多数仅仅是被摇滚乐俘获的猎物，继续在狂野和放荡不羁中继续“成为他们那样”的白日梦。

今天，属于摇滚乐手的狂热已经过去了。鲍勃·迪伦、约翰·列侬、滚石、性手枪过去了，追随他们的皮德斯·巴雷斯、玛丽安·费斯夫、尼克、南茜、朋克女青年克里斯·辛迪、帕蒂·史密斯也没人再想起。甚至那个永远性感的麦当娜也早已经开始相夫教子了。在中国大陆，一度被当作英雄膜拜的崔健、唐朝、黑豹、魔岩三杰……从战场上的战士、竞技场上的角斗士、旧时代的殉道者、为未来吟唱的诗人等诸多神坛上退下，龟缩到位于某处废墟的排练处挥汗如雨。不用自觉避让，中国最年轻的一代人已然对他们视而不见了。信仰着反抗一切，张扬自我的朋克精神的叛逆女孩，或许会千里迢迢地赶到某处与一个富商约会，再或者与一个不知底细，但仅仅因为有感觉的人延续浪漫，然后一走了之，也不会再看嘶吼却穷苦的摇滚乐手一眼了。是的，让我们假设你的女朋友叫毛毛，如果你要摇滚，如果你“一无所有”，如果你没有汽车和洋房，如果你仅仅想用一把吉他作为爱情的冲锋枪，那么，这段台词你迟早用得上：

真的，半个月没见到毛毛了。她要是死了，或跟人跑了，都无所谓，就怕不知怎么就消失了，没影了。一下子就觉得整个生活变得特别虚，平空一个人，留下一个大空，特别别扭，不过还可以忍受。（《北京杂种》）

第三类人的爱情

人们说，这个世界上有男人女人，还有女博士，是第三类人。

我读书的学校在京城是个不尴不尬的地方，比不得清华北大，但也不愿与它们之外的学校为伍，历史算得上悠久，学风保守，学生以勤勉著称。

学校四四方方，不同方向开了诺多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门。靠西的墙根前面突地起了四座转着弯的高层，红红的墙体，白白的窗棂。楼在拐弯处一分为二，整体上是四座，代号却起了八个，分别称为A、B、C、D、E、F、G、H。女的占了中间两座，男的在两边把守。与我一起升级为第三类人的难友们，能抛家舍子的，或者路途遥远的，再像我这样单身漂泊，无处可去的，报到之后陆续入住。

楼的设计者一定是个二把刀，房间设计得坑坑洼洼，有的伸进去，有的吐出来。伸进去的部分自然空间要大，吐出来的部分只有它的四分之三，却同样塞着三个人。报到那天，我拖着行李，走在迷宫一样的楼道里，看见最小、最吵、最西晒的房间，毫不犹豫就走了进去，果然没有走错。后来大家相熟，说起来，才知道我们三个从小都是那种发书发到自己书却没有了，排座位必然排在最后一排的倒霉蛋。两天后，我们三人按年龄大小排了座次，长我四岁者为大姐，长我两岁者为二姐，我还是我。

我大姐符合所有人对于第三类人的刻板印象。年龄偏大，对所谓爱情还颇为懵懂，对婚姻不屑一顾，提起男人直皱眉头。长相不美，梳着最简单的马尾，发根处套着粗黑皮套，马尾并不太高，从不见她甩啊甩啊；架着眼镜，配着玻璃瓶底一样厚的镜片；脸上抹着大宝，除此绝对不施脂粉；穿衬衣长裤，半高跟的凉鞋，最漂亮是高领毛衣，颜色一定非黑即白；还有脸上表情，随时带着纠正的意思；脸上皱纹倒是少，是因为了不经常笑的缘故，嘴唇，除了该说时开，其他时候一律抿紧。她能唱蔡琴的歌，而且极好。

我大姐交际极少，基本足不出户。成为第三类人的第一年，她整整三十岁，我和二姐都很为她发愁，她却一副很淡定的样子。还是三十岁的那一年，一天晚上，大姐提着电脑出去了，而且第一次夜不归宿。那晚之后不久，我们的窗户下面就经常矗立着一个身材高高的男士。他在下面矗立良久，我大姐还是淡定地收拾，然后下楼。一年以后，这位山东大汉成了我的姐夫。从婚前到婚后，他一直保持着对大姐亦步亦趋的态度。后来我知道，大姐夜不归宿的那一晚，悉心照顾了病倒的山东大汉一晚，两人的感情就是那晚升华的。大姐嫁出去以后，二姐常常用大姐的事情激励我也讽刺我：“看看人家，整天在宿舍里待着，也能等来一段好姻缘，你呢？整天东跑西颠的，到头来，还是什么也没有不是！……唉！这都是命。”

二姐绝对有资格说我。因为她早已经非常有远见地将自己的终身解决掉了。在这一点上，她是过来人。除了面对婆婆要孩子的压力，她会显得略为焦躁以外，基本上也是个淡定的人。大姐经常足不出户，我经常东跑西颠，就只有她，是我们三个中最日常的。在她那里，常常能听到些段子、流言，有的确实比较耸人听闻。

以下是二姐告诉我的关于隔壁天津大姐的一个段子。此人常常在水房用天津话大声聒噪，让中午才起床的二姐非常懊恼。

“传说天津大姐的导师讲《聊斋》，说那就跟现在的三级片差不多，她立即澄清说自己可没看过，她的师弟开玩笑建议她回去看，回到宿舍以后她就生了大气，觉得师弟抢白了她。第二天，在去香山的公车上，当着一车人的面，用闹钟的响动，告诉他的师弟，‘你就是脱光了，我也不会看你一眼。’众人目光齐唰刷地射向这一对由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和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构成的奇特组合，她得意洋洋，师弟面红耳赤，据说那个师弟从此领教了这个师姐的厉害，不敢再造次。”

再以下是二姐告诉我的关于“假睫毛”的一个段子。此人睫毛很长，且再三坚持说是真的，不是贴上去的，故得此名号。此人每晚必搬一桌子在楼道看书学习。二姐半夜上洗手间，常被她吓到。

“首先假睫毛的睫毛一定是假的，很明显能看出来是贴上去的嘛。再次她根本没有俄罗斯血统，她信东正教也是唬人的。可靠消息是她的父母就是某内地高校的教师，是正宗的汉人。还有啊，假睫毛根本不是78年的，她结过婚，据可靠消息，她还有过孩子，不过她不让孩子叫她妈，要让孩子叫她姐。咱们隔壁的隔壁的那个某某，就是她研究生同学，两人同级，什么事情都知道。她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连同级的同学都不认，你没发现，她俩从来不说话……”

二姐的流言和传说都是从隔壁的流言集散地——水房听来的。一天中午，天津大姐在集散地夸夸这个的皮肤，夸夸那个的衣服，在她的活跃组织下，被她夸过的女士们都一扫早晨的阴霾，跟真的有多美一样的瞬间就兴高采烈了，集散地吵成一锅粥，各种信息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出了这个的口，进了那个的耳朵。我二姐姐每每到这个时候才起床梳洗，睡眼惺忪，强撑着跟准备午休的人一起刷牙洗脸。暗地里唉声叹气，不知道这些女人为什么如此高兴，天津大姐的爽朗笑声一出现，她就本能到皱起了眉头，像睡得好好地做起了噩梦。不仅如此，天津大姐的夸奖也从来没有对她吝啬过，这一天，她又凑在旁边的水龙头，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二姐姐一番。熟悉的睡衣，蓬乱的头发，好像实在没有哪里值得夸奖，出于无奈，只好看着我二姐姐的脸颊，兴奋地说“你脸上的痘痘少多了，没以前发育得那么好了！”二姐姐陪着笑，一进门脸就拉了老长，“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那天，她就买了耳塞，从此带着那个东西睡觉，早晨若无其事，不见她再抱怨。

因为大姐的榜样作用，二姐的鼓励和讽刺当然还有建议，我决定结束空虚无聊没有男人爱的生活，去相亲。对方是一个著名软件公司的销售经理，见面地点在楼下对面操场的栅栏旁（这个地点是我选的，是为了提前在房间偷窥，），准点出现的是一个腆着肚子的男子，皮衣夹克，白衬衣领子翻在外面，牛仔裤，皮鞋。正手扒栏杆，痴迷地望着在足球场奔跑的年轻人。等我站在他面前确认彼此的身份的时候，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

“你并没有照片上漂亮。”

“怎么，你看了我的照片，在哪里？”

“在网上，他们告诉我你是博士，很优秀，并且还算漂亮，我想证实他们的话。”

“可能是那张照片照得太好了，真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不，作为一个女博士，你还算亲切。”

我丝毫没有觉得这是夸奖。

走了几步，他看着自己的高档牛仔裤，告诉我，这是出门几分钟前，他妈妈专门让他换上的，对方是个女博士，总不能不像样子，而他自己却是没有多大的兴趣，原来不准备收拾的……

足球场的栅栏旁，他做总结发言，说我是他见过的对象中最丑的一个，随后，又基于我的学历身份充分肯定了我的学识和气质，最后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女朋友，我当然不会被这个商人的推销语言迷倒，告诉他说这个还言之过早，就得得得地上了楼，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第一次相亲就此作罢。我后来常常讲这件事，当了人生的笑话。

人一旦被一个名词所界定，最要紧的就是与这个名词有关的想象，其他的无论是优点或是缺点都烟消云散，不为人所见，一个“第三类人”，虽然道出了学历和智慧，却抹杀了与女人有关的其他特质。

我大姐养尊处优地过日子，去年已经有了宝宝；二姐延期毕业了一年，不知道情况如何；而我，不过从东跑西颠到拥有0.5个稳定，快乐，痛苦，分离，相逢，解脱，困境，与所有的女人都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身上或这样或那样地打上了很多标签，只要能真实生活，就好……

和愚蠢打照面时的女先生

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个终日发号施令的军官，胖嘟嘟的，有颗黄牙，过去的青春痘干瘪在脸上。你习惯了手下人的服从，如果有人敢对你说不，那些干瘪的青春痘很快就会燃烧起来。某天，你发现自己手下的某个士官的床头挂着一副肖像，你会不会像以下这样暴跳如雷呢？

“这里不准挂自己的画像。”你说，然后喊道：“是谁干的？是谁？”

“是莫扎特。”有人回答道。

“谁是莫扎特？”

所有人都静默着，只有干瘪的青春痘在燃烧。

“莫扎特，你们中谁是莫扎特，向前走两步？”

“他已经死了，长官。”还是那个人回答道。

“死了，什么时候？”青春痘匆忙而更热烈地燃烧着，还带着惊愕。“他死了，为什么我没有收到任何报告。”

“莫扎特是伟大的作曲家，他很多年前已经死了。”还是那个人。

你有些害羞了，你撇了一下嘴，好像受到了侮辱似的。士兵里有人“噗”的一声笑了出来。你有些歇斯底里地喊：“排——队——，去练兵场。”

你满脸通红，那些干瘪的青春痘也像受着煎熬似的，你指点着每一个人，恶狠狠的：“你们这些聪明的人，谁能告诉我莫扎特是谁？”你咄咄逼人地盯着他们戴着面具的脸，一字一顿地说：“那好吧，我认为莫扎特是坨狗屎。”你走到一名士官的面前，“你，跟我重复，莫扎特是坨狗屎。”“如果要脱下你的面具，那就跟我说，莫扎特是坨狗屎……”

一个有着强烈控制欲的男人在面对自己的无知和愚蠢时，用的是如此直白激烈的方法。可是到了这个故事的最后，这位粗鲁的男士听到了莫扎特的音乐。他跑到山坡上，大声喊着“噢，是的，你说的对，莫扎特，莫扎特是个伟大的作曲家。我爱莫扎特。”

下面请让我为您举些例子，说明不服输的女人在面对自己的愚蠢、尴尬和失败时，会有怎样的表现。

莎士比亚的早期剧本《爱的徒劳》中有一个滑稽的私塾教师霍罗福尼斯。霍罗福尼斯如果要提到苹果，就一定会补充说，苹果悬在枝头时“宛若明珠悬于太虚耳畔，太虚者，天空、苍穹、昊天之谓也。”还要补充说，该苹果掉在“八荒之面部，八荒者，土壤、土地、大地之谓也。”现在没有私塾，也就没有私塾先生了，但先生还是有。

我拼搏了多年之后，成了一位先生。

做先生，而且做女先生，免不了要高谈阔论。“《劳工之爱情》者，中国现存最早之电影拷贝也。”“《人到中年》中潘虹杯壁上所滴之眼泪者，中国电影史最珍贵之一滴眼泪也。”“现实题材者，非必为现实主义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关于权力之控制，福柯有两种模式，一曰麻风病模式，一曰鼠疫模式也。”……竟然慢慢给了人们一个博学多才的印象。我自己也没想到，对于这个“博学多才”，竟慢慢在乎起来了。

一旦在乎了自己的聪明，就愚蠢了，和愚蠢打照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

朋友弄了两张票，要去看《猫》。《猫》我听说过，但从没看过，所以不甚了了，甚至是哪个国家的，印象都极为模糊。我坐在出租车里，剧院门口，等着我的是某位有些名气的文化人。我的“博学多才”开始捣鬼了。“如果他问起我怎么办？”脸开始红了，一定会红的。出租车开得有些挤挤搭搭，我的脑子却转得飞快。“某某，我是老师。快在百度上帮我查一下《猫》的资料。……哦，没事的，一会儿要看，不了解一下，不好的啊！……查到后给我回个电话，好，好，辛苦！辛苦啊！”我常常“辛苦”的那个学生渐渐跟我熟稔了，开口就是“说……”，很强硬。有时候，也会靠不住，因为他也会“有事啊”“在外面”“上课呢”等等。临时，当下，并不都能抱上佛脚。

有些情况也无法临时抱佛脚。我的朋友中有个写书法的，要赐我一幅字。而且让我自己从脑袋里搜刮，诗词歌赋、名言警句。我迅速地搜刮了一下。“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谁知盘中餐”“停车坐爱枫林晚”“凄凄惨惨戚戚”“两岸猿声啼不住”“葡萄美酒夜光杯”“月落乌啼霜满天”“子在川上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识是人类的阶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在极短时间的搜索中，除了《春晓》《静夜思》等有限的几个，竟然没有搜刮出一首完整且精确的。朋友的笔墨纸砚都装备停当，只等我吟诵一首，然后挥毫泼墨。我保持着若有所思的神情，表面上不动声色，脑子里那张“博学多才”的脸却是红一阵白一阵。“您姓马，不如就写个跟马有关的吧！”“博学多才”的脸更是白一阵红一阵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马到成功”“马儿唉，你慢些跑慢些跑唉……”“马儿”一“跑”起来，满脑子就都是“马儿跑”了。我依然是不动声色，完好地保持着若有所思的表情，“博学多才”的脸合着“马儿跑”的节奏抖抖颤颤的，把尴尬都抖落出来了。抖着抖着，从记忆的深处，抖落出小时候的一则童话故事，名字倒跟“马”有关。“不如这样，不写诗词了，写个特别一点的。‘小马过河’怎么样呢？”“小马过河”就挂在我的客厅中央，来的朋友，看了都说好，特别啊，挺特别的！“小马过河”只能写一次。后来为了应对类似情况，我专门找了李贺、杜牧、李商隐、辛弃疾，又从中选了佶屈聱牙的，装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这种当时灵机一动，然后后天补充的方法，弄得人很辛苦。因为你知道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不知道的速度，变得聪明和发现自己愚蠢相比，总是远远地拉在后面。于是，我想，怎么样才能一劳永逸地笼罩在“博学多才”的光环里呢。

在我家客厅里，坐着几个聊天的人，屋子烟雾缭绕，于是，我躲到了一边。隐隐约约听见他们在谈什么莫扎特、做爱、晕倒等等。我禁不住好奇地走过去：

“说什么呢？”

“你看过《西伯利亚的理发师》么？”

“我看过《西伯利亚的悲情小姐》。”

那个正在热火朝天地说着《理发师》的人低下头略微想了想。又一点点摇着头抬脸看我。

“《西伯利亚的理发师》，我问的是《西伯利亚的理发师》。”

“我说的是《西伯利亚的悲情小姐》，我看过《西伯利亚的悲情小姐》。”

他咄咄逼人地看我：“难道你不愿意承认你没有看过《西伯利亚的理发师》吗？”

“反正我看过《西伯利亚的悲情小姐》。”我耸着我的肩膀，得意地走掉了。

……

“你知道‘三条汉子’吗？”

“哦，我知道‘四人帮’。”

……

有一天，我坐在自家的台阶上，T骑着自行车，看见我，停下车，挨近我坐了。我们是好朋友，她正忙着谈情说爱。

“你了解他吗？”

“我知道他的爸爸妈妈，他有很好的家世背景。”

“你爱他吗？”

“我了解他，知道他有房有车。”

“你会幸福吗？”

“我得跟着他，我知道我跟了他会过上好日子。”

“先生在家么？”她问

“我们想要个孩子。”我说。

“他想要么？”她问。

“房子都装修好了。”我说。

“一起来喝我的喜酒啊。”她说。

“下个月到韩国去。”我说。

我坐在自家的台阶上，看着远处。我不动声色地笼罩在那个聪明的光环里，像个活在自己的谎言里的光鲜的傻瓜。事实上，我冷战中的爱人已经离家多日，也很少给我音讯。

这还不是关于母狗帮的一切

一天晚上我（宁瀛，著名导演）问索拉（刘索拉，著名音乐人），英文的Bitch怎么解释。索拉努力解释了半天都觉得不够准确。最后她指着我说：“你就是Bitch，洪晃（洪晃，著名媒体人）也是……当然了，我也够Bitch的。这么说吧，咱们仨就是Bitch，Bitch就是母狗……”

什么是“母狗”？如果你擅于推演，便可从上面简短的对话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母狗”是对出生于60年代；最好有革命功臣的父辈作为强大背景支撑；在后毛时代成功借到西风，飘洋过海；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让西风东渐，在西风东渐中乘风破浪；不知怎么地先是晃晃悠悠地成了先锋，又稳扎稳打地成长为社会精英的东方女性的昵称。三人或三人以上的群体，便可称“母狗帮”，英文皆为“Bitch”。

当有资格做“母狗”的时候，女人们大多都到了只能用才学来补充魅力，用地位来维持关注，用财富来吸引眼球的更年期阶段。“母狗”们虽然经济丰硕，但在外形上建设“年轻”“美丽”“女人味”等等已经不是聪明之举。所以，“母狗”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各种方式建设自信，其外在表现便是一种自恋。于是以下的事情在“母狗”们的生活中变得非常重要：起床后看着自己没有化妆的顶自然却也顶丑的脸，还要坚强地对自己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你更我不更。”摸着身边空空如也没有褶皱的白色床单，清心寡欲地坚信，更年期的女人是开到极致的花朵，因为漫长所以性感。作为个体的“母狗”们在独处的时候总是百无聊赖地透过窗户想心事。只有在帮派活动中才能活蹦乱跳。所以她们害怕孤独。只要有可能，绝不独处，除夕夜也不例外。

因为“母狗帮”的女人们大多在自己的领域内都相对权威，在工作上都颇为叱咤，所以，“母狗帮”的“生活”需要与“工作”进行严格区分。区分之后，“生活”对于“母狗帮”的女人们就有些糜烂了。抽烟、喝酒、打麻将、斗心眼、说段子、骂脏话、怀旧、啃鸡爪、跳大绳、流眼泪、疯笑、喃喃自语……而最重要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母狗帮”具有标志性的生活组成部分是Mind Fuck（意淫），其表现形式就是经常在一起讨论“到底是谁睡了我丈夫”这样带有摧毁性的悬念故事，而不是像中国男人那样纯粹而空洞地想象在荒郊野外的古刹神庙里碰上了一个虚无的妖艳女子，然后做成了好事。

对于“母狗帮”的女人来说，讨论“情爱”比讨论“爱情”更为实质。身体对于“母狗帮”的女人们来说已不是绝对重要。“母狗帮”的女人们可以在其他的场景尤其是吃的场景中体味和高潮相同的幸福。到了“母狗”们的年龄，更重要的是女人与女人之间而非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感情。面对和自己相同的女人，“母狗帮”的女人们之间要有惺惺相惜的暧昧欲望，说得女权一点叫作姐妹情谊。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绝不招惹朋友的老公。如果有人招惹了自己的老公，“母狗帮”女人会衣着光鲜，暗暗地或光明正大地叫对方“母狗”，听起来似乎是贬义的恶狠狠的，但决不歇斯底里。有缘分了，甚至能成为姐妹。老公的作用则变得很简单，一个是需要有这样一个角色让女人怀疑。查看留言记录，进入老公的私人电脑，在背后盘查秘密，满足女人固执的好奇欲。另一个则完全因为女人们意淫时需要一个对象。假装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捂着脸说“我丈夫死了，开车的是一个18岁的姑娘，两个人从马甸桥上摔下来了。”看女朋友中哪一个哭得最大声，最后却发现谁也不是那个自己怀疑的第三者，姐妹情谊便愈加巩固。

关于她的故事有些是道听途说的，不可尽信。我只知道她曾经留学英伦，90年代初期回到大陆。其时已经30多岁的她实在难以找到一个勇敢者来向她求婚，只能像乔伊斯《一位母亲》里的女人那样吃了许多“土耳其拌砂糖聊慰她的种种浪漫愿望”。还没有等到所有的人对她评头论足的时候，便嫁给了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她将诗人塑造成了著名的书商，自己也很快成为浸泡在文化和艺术里的社会精英。不过，母狗帮女人的担心在她那里却是事实。半老徐娘的时候她离开了丈夫，但她却因为追逐新的爱情而容光焕发。不久，她嫁给了一位大她许多岁的革命英雄，即使这位革命英雄已经卧床不起多年。恋父和怀旧让她伺候了老英雄几年，失去他的时候她就像失去父亲一样伤心。现在她孤身一人。她有着母狗帮女人的独立坚强，自信和自嘲；她爱母狗帮的其他女人甚于爱男人；她有母狗帮女人矫情的艺术气质和指向毛泽东时代的怀旧理想。最重要的是，她和所有的母狗帮女人们一样，都有许多故事，却从不轻易流泪。

当然，所有这些，都还不是关于“母狗帮”的一切……

从三个F开始

博士毕业后，我已老大不小了。所在的学校出了一个被戏称为“学术超女”的名人。仅仅因为与她同校，连我似乎也“名”了起来。饭桌上，她常常是大家的谈资。我不得已时谈到她，周围人立刻缄默，露出听权威讲话的神情。以后发展到但凡媒体上有她的身影，旁边的人都要大叫，唤我去看。一次，我又被大叫声唤出来，看见她参加《时尚·COSMOPOLITAN》策划的颁奖礼，得了一个“COSMO时尚女性大奖”。我跟往常一样受人差使地看了她，礼貌性地紧盯了比往常稍长的时间。这一次的凝视，竟然有收获。我第一次知道了新时代女性精神用三个以F开头的字母就可概括了，而她即为这新时代女性精神的代表之一。转身离去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在起劲地转着这三个词：Fun（风趣）、Fearless（大胆）、Female（韵味），然后就全神贯注地撞在迎面的碟架上。我想，有许多事是偶然知道的，就像这迎面一撞一样突然，但它一定有属于自己的来龙去脉。集合了大胆风趣和韵味的3F女郎们也该有自己的前世今生。我努力思考着，轮回出了许多女人的名字和故事。

Female，这个词做雌的，女性的，或者作为名词的雌性动物，女性来解，就是在光线很好的情况下辨认小伙子和大姑娘，在静态的环境中辨认公鸡和母鸡，是个纯视觉的活儿，极容易。但作为女人气质的“韵味”解，作为“味道”“神韵”解，却需要调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等综合感官，必要时还要加上理性的剖析，竟成了极难的事情了。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阿佛洛狄忒拥有绝伦美色，不仅如此，这位诞生在海浪的白色泡沫中的女爱神，有时序女神和美惠女神的陪伴，她的青春永不凋谢。她从不干预血腥的厮杀，只管在众神和凡人心中激起情爱，实现他们爱与被爱的愿望。阿佛洛狄忒一定是最符合Female词义的，有内心的平安，有爱和被爱的能力，有平和时间的心性，有善良美惠的精神世界，永不凋谢的青春和美丽自然而然便成了凡人也可拥有的现实。

Fearless： 女战神雅典娜是从父亲宙斯的头颅里出生的。她全身披挂，头戴闪闪发光的战盔，手持长枪和盾牌。她的一双淡蓝色的眼睛闪烁着智慧卓越的光芒，让雅典娜散发出令人倾倒的绝伦的俊美。雅典娜常常为困境中的希腊英雄们出一些充满智慧的主意。她毫不吝啬地将智慧和知识各种技能和手艺传授给人们。雅典娜是最符合Fearless词义的。智慧的抉择，坚定的判断，勇敢的抗争，无私的分享，哪怕会因为超凡脱俗而略显乖张，哪怕会因为并不循规蹈矩而略显孤单，但任何时候，只有做好自己才能不可战胜。

Fun：一个让人感觉无聊的女人恐怕比丑陋的女人更不招人喜爱。但女人的幽默风趣又不同于小丑式的插科打诨，前者能给人带来高级而持久的快乐。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与记忆女神生下了九位缪斯女神。她们主管史诗、抒情诗、情歌、悲剧、喜剧、舞蹈、历史、天文和圣歌。每当阿波罗拨动琴弦的时候，缪斯女神们就放声歌唱，诸神跳起欢乐的环舞，纷争不断的奥林波斯山终于一片和平和宁静。悲伤与失落，尴尬与困境，无奈与离别，在有趣的女人那里，可能是一首小诗，一首低声吟唱的歌曲，一朵捻来别在衣襟上的花朵，一个体态轻盈如舞蹈般的拥抱，一个自我解嘲的玩笑，一个夕阳西下时的沉醉，然后微笑，然后释怀，于是，快乐萦绕生活。

波伏瓦曾多次遇到杜拉斯，但两个人之间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据说并不投缘。波伏瓦喜欢盘发，有时用简单的发带作装饰，一丝不苟又不失活泼；杜拉斯年轻时梳两根闲散的小辫，为人妇后简短地盘发，以后就披散着一头凌乱的短发。波伏瓦除了情人送的墨西哥戒指，几乎很少戴首饰；杜拉斯则关注香水、颜色、项链，她叮嘱自己每天都有变化。波伏瓦不再年轻的时候，常常穿着一条带子的直筒裙，外面是米色或白色的正装外套；杜拉斯不再年轻的时候，经常在羸弱的肩头搭上大红色的披肩，用抢眼的首饰装扮自己……同样有韵味，韵味又如此不同。

波伏瓦与萨特的自由伴侣关系成了不可复制的传奇。“可是，我亲爱的小宝贝，我的小花朵，永远别忘了。我轻轻地吻你的小脸颊。”她在自由的定义中让这个男人对她产生了影子般的友谊和爱情。她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第二性》献给了另一个情人的妻子。她与美国人尼尔森·艾格林的激情演化出了优美无比的《越洋情书》，最后她戴着这个男人送的墨西哥戒指入葬。42岁的波伏瓦遇上了25岁的情人，然后疯狂相爱。演讲台上的波伏瓦，街头的波伏瓦，法庭上的波伏瓦，写作的波伏瓦，都是无畏的波伏瓦。杜拉斯18岁时在西贡遇到自己的中国情人，然后带着残缺的爱情和衰老的心回到法国。她强烈又顽固地保存着对于自己小哥哥的不伦之恋，又同样固执地坚持体味大哥对自己青春的伤害。她与丈夫的好友生了个儿子。62岁时遇到了小了她整整三十八岁的最后一个情人扬·安德烈亚。与母亲纠结一生。疯狂的杜拉斯，酗酒的杜拉斯，摄像机后的杜拉斯，写作的杜拉斯，她说：“我不怕，不怕任何事，什么都不怕，不怕物，不怕神，不怕这些地方和这些广袤。”都是无畏的杜拉斯……同样无畏，无畏地又如此不同。

波伏瓦初识萨特，二人相约到巴黎的一个集市上游玩。她戴了一顶俏皮可爱的贝雷帽赴约。波伏瓦拿起一把玩具手枪，准备为萨特射下哪怕一个玩具或者任何奖品。她紧闭双眼，仿佛这把枪是真的一样。萨特则将右手亲切而友好地放在她的肩膀上。波伏瓦虽然允许萨特有情人，但她也会用自己的智慧和风趣终止萨特与舞文弄墨的女情人的来往。杜拉斯与情人间的风趣都带有行为艺术的特点，她的胡言乱语表现了日常的风趣。比如杜拉斯说摇滚乐是自愿的走样或者自愿的装傻。在电视上有舞蹈的时候，她会旁若无人地欢呼。她在醉眼朦胧中看到常去的咖啡馆周围都是白菜、烟鬼和奶牛……同样有趣，有趣得又如此不同。

波伏瓦与杜拉斯，如此不同，却又相当一致。

这是我最后要讲的一个女人和她的故事。

这个女人叫意拍来，广西富川黄竹村人。有趣又奇妙的一个名字。对不对？她做了一件相当大胆的事又有些反讽趣味的事。意拍来善机杼，又识些字，偶尔也能写些拙朴的诗。婚后的意拍来不满于自己糊涂又只字不识的丈夫，于是，她给自己找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情人。意拍来在家庭生活的失意和隐秘的爱情的甜蜜之间摇摆着。于是，她写起了诗。她写道：“恨恨月老无情错铸兰谱……”她写道：“身身有恨……”她又写道：“女界同胞世世同心兰，快起来争取……”她把这首诗献给了自己的情人。她还把诗辛苦地织在了被面上。被面织好后，她用新被面做了新被子。她爱着自己的情人，但还是必须与没有爱的丈夫同床共枕，就盖着这床写满了情思的被子。过了很多年，被面已经陈旧了，有许多字也已经看不清了。意拍来与自己情人的结局已不可考，我们知道的是，她死的比自己的丈夫要早，她的不识字的丈夫盖着这床被面度过了余生。

波伏瓦说：没有人命令，没有人强迫，这样活着多么快活啊！意拍来快活过吗？我想，她爱过，所以快活过吧。

如果我们总是对的

有这样一个小岛。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只知道它离我们很远很远，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岛。

小岛上的每个人都骄傲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为什么那么骄傲呢？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对的，他们为此骄傲极了。每个人都说：“我是对的，而你却错了。”他们总是这样说。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代表着信念、勇气和力量。从来没有听见有人说：“也许是我错了，也许你是对的。”因为这样的话代表着胆小、犹豫和软弱。当他们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这个人叫嚷着：“我是对的，我向你保证。”那个也叫嚷着：“我才是对的，我向你保证。”于是，小岛上热闹极了，每天，这里那里都是叫嚷着的人们。为了平息小岛上不绝于耳的争吵声，管理小岛的公爵想出了一个办法。当你觉得自己是对的，而和你面对面叫嚷着的人是错的时候，就用铁锹在他面前挖一个坑。以后，小岛上的居民都要带着铁锹出门了，他们面对面叫嚷两声，然后用铁锹在对方的脚下挖个坑，便转身而去，从此互不理睬，连招呼也不打了。这样，小岛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了。

小岛上有这样一户人家。家里有骄傲的爷爷奶奶和骄傲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个他们的骄傲的儿子。一个普通的清晨，他们打开各自的房门来到了客厅里。哦，对了，别忘了，他们每个人用一只手揉着惺忪的睡眼，另一只手还得抓紧一个小小的精致的铁锹呢。客厅里的地板早就揭掉了，露出斑驳丰满的沙土地，在清晨太阳的抚摸下温柔地闪着金光。抓着铁锹的儿子站在客厅中央，大声地宣布说：“我要走了，要离开这个地方。”扛着铁锹的爸爸和爷爷可不像清晨的太阳光那样温柔，他们急匆匆地走到儿子的对面，骄傲且焦急地望着他说：“我们如此辛苦才建造了这么丰饶和幸福的生活，我们这里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美好，你应该继承我们的遗产而不是离开我们。”儿子扬着头颅，没有丝毫胆怯地说：“我可没有看到什么丰饶和幸福，只看到了掠夺和争吵。看看这坑坑洼洼的土地和污浊的天空吧，我要去远方寻找更美好的生活。”儿子不愿再争吵下去了，他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在爷爷和爸爸面前的那片依旧闪着金光的沙地上挖了一个深坑，然后扛起铁锹，出了家门。爷爷爸爸生气极了，他们各自拿起自己的铁锹，气冲冲地在那个坑上挖了好几下，深坑被挖得像条沟一样了。两人踉踉跄跄地往后退了几步，重重地坐在了餐桌边的凳子上。这一户人家的两个女人各自站在丈夫的身边，奶奶沉默一些，妈妈气冲冲地，她们眼里都含着泪。

就这样，这一户人家的男人和女人们像一张静止的相片一样定格在那里了。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慢慢缓过神来，奶奶扯扯爷爷的衣袖，回到了他们的房间。妈妈扯了扯爸爸的衣袖，也回到了他们的房间。他们走得有些沉重，女人的一只手搀扶着男人，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一个小小的精致的铁锹。

奶奶坐进扶手椅里，比起早晨温柔的阳光来，现在的阳光明亮得多。她拿起了手中的活计，屋里的地板也早已经揭掉了，她在一低头的瞬间，看到明亮的金色的沙地上，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被明亮的太阳弄的有了阴影。她继续向左边看过去，看见了爷爷的旧挎包。

“你总是背着这个挎包，它已经破破烂烂的了。你该把它扔掉。”她说。

“你不懂，这是我的过去，我一生所珍爱的东西都在里面。”他说。

“你总是这样讲。你最珍爱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一个旧情人送给你的破破烂烂的挎包。”她说。

“不，你错了。在我看来，回忆比生活本身更值得珍惜。”他说。

“我总是觉得自己很傻，为了你牺牲了自己。”她说。

“你总是这样总是这，真让人厌烦。”他说。

奶奶从扶手椅里站起来，拿起自己的精致的小铁锹，在早已存在的深坑上挖着，算是无声的回答。

这个房间的地板同样坑坑洼洼的。妈妈坐在化妆台前的凳子上，有些懊恼地望着爸爸。他似乎还没有从被儿子抛弃的事实里缓过神来。他们互相躲避着对方的眼神，就这样局促着也沉默着。阳光一点温柔的迹象也没有了，越来越刺眼，蒸腾起一些骄傲的烦躁。女人有些百无聊赖地四处望着，好像在为自己的烦躁寻找出口。

“你总是买最贵重的东西给自己，看看这个挎包就知道了。”她说。

“我只买过这样一个挎包，它不过是比往常稍贵了一些而已，我没有‘总是’，你知道的。”

“你总是不让我动你的挎包，似乎里面装满了秘密。”她说。

“我的挎包里有文件，但没有什么秘密。事实上，你经常翻看我的挎包，我是拒绝过你，但没有‘总是’。”他说。

“你对我越来越冷淡了，你有那么多的朋友、同事，你总是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似乎更快乐。”她说。

“每天我都尽可能赶回家陪你和孩子，也许有那么一两次没有和你们一起吃晚饭，但没有‘总是’，你是知道的。”他说。

“我总是觉得，我和你的挎包比起来，你更喜欢你的挎包。与爱我和爱孩子相比，你更爱自己。”她说。

“挎包不会说话，有时候它让我觉得更自由。如果爱是一种要求和重负，我宁愿把它加在自己的身上。”他说。

“我总是觉得后悔，为了你和孩子，我放弃了太多，牺牲了自己。”她说。

“你总是这样总是这，怨恨别人的时候总是这，夸奖自己的时候也总是这，真让人厌烦……”他说。

女人不说什么了，她从凳子上坐起来，委屈地走到男人面前，用铁锹挖着挖着，挖了个大大的深坑，算作无言的回答。男人也委屈极了，他拿起自己的铁锹，骄傲地在深坑上继续着，不久，深坑变得像一条沟那样了。阳光不经意地照在两边的金色沙土上，明亮而刺眼。

小马的老父亲老马是个好丈夫，更是个好父亲。每次来小马家，他都忙东忙西，一刻也停不下来。不过老马有一个特点，用小马妈妈的话说，就是做事喜欢摊底。比如，最近的一个月，老马在装餐厅灯的同时，打碎了其中的一个，三朵百合花变成了两朵半。再比如，门口需要一块穿衣镜，在老马自告奋勇地要自己把穿衣镜钉上墙不久，还没上墙的穿衣镜已经碎成了两半。最好笑的事情发生在上个星期天。自制书架的玻璃门需要黏一个金属底座，可以让玻璃门更润滑地来回活动。老马又自告奋勇地接了这个活。后来，小马发现，老马不仅将玻璃门和金属底座黏在了一起，同时，也把金属底座和底下的金属轨道紧紧地黏在了一起，结果就是，本来可以左右自由移动的玻璃门，牢牢地停在了一个地方，怎么推拉也不管用了。每每遇到这样的事情，小马的妈妈都要感叹和唠叨许多时日。“你爸啊，总是这样……”不过，小马妈妈的“总是”并没有伤害到老马。他依然乐此不疲地干着各种活，摊着各种底，听着小马妈妈的各种“总是”。有一天吃饭的时候，看着残破的餐灯，小马妈妈又开始“总是”了。老马笑着，吃完了，才有哲理地说。“我这一辈子，终于总结出一个经验，对于喜欢用总是，把偶然当成必然，并且觉得自己总是正确的女人，你一定要顺从……”

重逢那一刻

最近见了一些相爱又不能相守的事，遂决定要想一想了。

我是不喜欢胡兰成与张爱玲与周训德的，一个一个的不喜欢，加在一起也不欢喜。不过，拿他们说事还是无障碍的。

胡与张写了婚书，那年，胡三十八岁，张二十三岁。胡说“我们虽结了婚，亦仍像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金童胡兰成到了汉口，即遇上了护士周训德。离开汉口时，胡对训德说：“我不带你走，是不愿你陪我也受苦，此去我要改姓换名，我与你相约，我必志气如平时，你也要当心身体，不可哭坏了。你的笑非常美，要为我保持，到将来再见时，你仍像今天的美目流盼。……”又说：“我们虽未举行仪式，亦名分已经定了。……我们为欢方未央，亦且留到将来，我们还有长长的日子……”我的朋友专专在“美目流盼”和“长长的日子”旁狠狠地标注了“无耻”二字，许是知道后来并没有“美目流盼”，也没有“长长的日子”，故为周鸣不平所以狠狠写下的字。但周是不写字的，究竟她怎样想，就不得而知了。周在胡走后竟然下了狱，被保释后匆忙嫁了一个已有妻室的男子，生活苦痛，与胡有书信联系，但终于再未见面。胡对于这样的结局，想得很开。说了这样一段话：“《桃花扇》里候方域与丽娘，兵荒马乱中失散，在山寺打樵，不意于人丛中相见了，当下惊喜交集，却被那高僧一喝：‘佛地无男女情缘。’仍旧不得团圆。我与小周亦只是善男信女同在龙华会上，各人自身清好。”但周还是不写字的，究竟她是否“自身清好”，也不得而知了。

张知道胡与周的事情，想来还是介意的，于是就让胡来选。胡终是没有选。后来又有别的事。所以在这次选择的一年半后，张给胡写了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胡并无大悲，“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他仍然端写他的文章了。此后两人只有些许的书信交往，与小周一样，再未重逢。对此，胡亦看得很开，说“还有爱玲，我与她亦不过是金童玉女，到底花开水流两无情。”爱玲就这样成了胡笔下民国女子的一员，端写在那些书里了。但张是写字的，不容得也不愿吃哑巴亏。她发声道：“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老到这样。……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恶声即使到了《小团圆》，张亦是没有出。但两人终究是清冷的了。即使胡在张索书时写了杂七杂八的话去撩拨她，却也只收到这样的回信：“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

何必如此又何止于此呢？想到这里，就想起了一身的寒意，心里凉凉的，这么能说会道的两个人，也许是太能说会道了吧……

“马丫……”“狗胜……”

徐老蔫和马大哈就是这样喊着对方的小名，然后就羞涩地走到一起。三十年没见的老熟人也是三十年没见的老情人，再见，在对方眼里还是那么美。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两个人因为“属相不合”硬是分开了，说起来的时候，也是无奈，也上火，但关键还是要动向前的心思。一个说“我瞅见你，心里就热乎乎的。”一个说“我没事老梦见你。”一个回忆小时候下河摸鱼，一个回忆小时候到瓜地偷甜瓜。三十年过去了，两个人一个是寡妇一个是鳏夫。都知道生活的不易。一个问“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洗洗涮涮，做菜做饭，轻轻松松地几句话就填满了三十年的岁月。一个问“你咋样啊？”一句简单的问候就勾起了马丫的满腹辛酸，但回答出来的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我……我……我挺好的。”还是狗胜能懂得人的心思，知道这是女人面子薄不好照直说的借口。日子好了，狗胜的理想就是找了马丫，回乡种地，养鸡，老两口抽旱烟，喝茶水，嗑瓜子，扯闲话。劳动人民没有那些纠缠不清的你来我往，行还是不行，狗胜就要马丫个痛快话。马丫说自己害怕，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周围人的闲话。狗胜的道理则朴素而简单。“小的时候归爹妈管，老了又归儿女管，你什么时候能个人承包一段，自己说了算呢？”马丫习惯了命运对自己的安排，说下辈子再见面。但生活还是给狗胜和马丫安排了最好的结局，儿女们为他们安排今日相会，两人终于再续前缘，成双成对，终得圆满。

竟然如此也竟止如此！想到这里，就生出了一身的暖意，心里热乎乎的，这么朴素而又健康的两个人，也许是因为足够朴素足够健康……

比肖邦大六岁的乔治·桑追求肖邦，后来两人在一起生活，肖邦整天写曲练琴，做完一天的工作之后对乔治·桑发牢骚，乔治·桑说：“他找我谈话，就像莫里哀找女仆人谈话一样”。终于，恋情淡得不能再淡了，乔治·桑说：“我的眼睛终于睁开来了。我再也不让我的肉体和鲜血成为薄幸和邪恶的牧场。”后来两人分居。最后一次见面两个人都已经没有话说了：

“好吗？”

“好。”

我们的一生总有些时候要分离，并要承认无法相守的事实。我只希望在重逢的那一刻，能回首那时的爱和纯真，能回首彼此的真诚勇气和努力。与其将共同走过的日子或者美化，或者带着冰冷的怨恨，在记忆中不断地自说自话地提起，终成冷漠；与其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共同的日子磨灭成无话可说，以至于无从惦念，不如勇敢地分离，然后温暖地重逢。像狗胜那样，在重逢的时候，简简单单地但却暖暖地问一句“你咋样啊？”然后，暖暖地回答说：“我……我……我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