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



从民间文献看晚清的两淮盐政史
——以歙县程桓生家族文献为中心

王振忠

摘要：在中国经济史上，徽州盐商自15世纪起便已崭露头角。其后，随着盐政制度的数度变革，其实力盛衰递嬗。19世纪中叶的盐政改革以及此后的太平天国动乱，固然使得徽州盐商在总体上趋于衰落，但晚清时期徽州盐商的活动以及政商关系等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清晰的揭示。有鉴于此，本文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书信、账册等资料)，对晚清盐政史做一新的探讨。论文聚焦于两淮盐运使程桓生家族的盐业经营，该家族与晚清盐政制度设计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密切关系，探讨徽州盐商对于19世纪中后期盐政制度的影响。指出：晚清时期在两淮盐政中极为活跃的程桓生等人，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盐务总商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19世纪中后期对于两淮盐政的重要影响仍然不容忽视，这一点，与太平天国之后徽商基本上退出两淮盐务的通常认识大相径庭。作者认为，面对19世纪中叶的重大变局，曾国藩为了筹措稳定而充足的军饷，需要尽快恢复淮盐市场。在这种背景下，重建淮盐管理体制以及招商认运，对于包括徽商在内的盐商巨贾之倚赖便在所难免，这也正是晚清盐政制度中“寓纲于票”核心思想形成的原因所在。与18世纪的盛清时代不同，太平天国之后，具有商人家世背景者直接出任盐政官员似成常态，权力与资本紧密勾结的现象更为肆无忌惮。此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新变化。

关键词：徽州；盐商；程希辕；程桓生；曾国藩；盐政史；徽学

明代以来，中国的盐政制度经历了多次变化。明初为了对付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政府在北方边地先后设置“九边”，与此相配套，推行“开中法”，以解决沿边的军需供给。当时，各地商人输粟支边，将粮食运往北方边地，作为回报，这些商人可以获得盐引，借以前往相关盐场支取所值引盐，并运往指定地区销售。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商人为免飞挽之苦，相继在北方边地招民屯垦，就近纳粮上仓。因地利之便及黄土高原得天独厚的窖藏条件，早期的两淮盐商多为山、陕一带的粮食商人。“开中法”实施了一百余年，及至成化以后发生重要变化。特别是在弘治年间，运司纳银制度确立，赴边开中之法破坏，扬州成了两淮盐务的中枢，大批盐商麇聚淮扬。万历四十五年(1617)，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两淮盐法道袁世振创行“纲法”，由政府特许的商人世袭承包盐引，这是明代盐政制度上的又一次重大变化，其影响极为深远。

入清以后，沿袭晚明商专卖的纲盐制度，将食盐专卖权托付给了政府特许的商人。盛清时代，康熙和乾隆皇帝都先后六度南巡，盐商捐输、报效频仍，这对于两淮盐政产生了重要影响。乾隆中叶前后，首总—大总商—小总商—散商，成为两淮盐商新的组织形态。其中的“首总”，皆是与皇帝、官僚关系最为密切的大总商*参见王振忠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3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版，2014年修订版。。在纲盐制度下，盐商凭执“根窝”，世袭引岸专利，其腐朽性日益加深。道光年间，陶澍、陆建瀛等先后在淮北和淮南实施改革，改纲为票。但随后的咸同兵燹，则打乱了此一改革进程，也使得东南地区的财政遭遇新的变局。

同治初年，时当太平军尚未完全覆灭，两江总督曾国藩便开始反复构思和探索新的管理体制。其时，如何招商认运，尽快恢复淮盐市场，保证课额进而确保军饷的收入，成了刻不容缓的重中之重。及至太平天国动乱结束，无论是盐政制度还是盐商结构皆出现新的变化，此种变化，其影响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

揆诸史实，从清初至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后历时二百余年；而自太平天国动乱结束迄至清朝灭亡，为时不到半个世纪。倘若将有清一代的盐政史视作一部大书，那么，对于盛清时代的探究一向是浓墨重彩，此一时期徽州盐商之长袖善舞、夸奢斗富，一向为世人所瞩目*有关这方面的探讨，代表性的成果如：[日]佐伯富：《运商的没落和盐政的弊坏》，原文为氏著《清代鹽政の硏究》(“东洋史硏究丛刋”之二，京都, 东洋史硏究会，1956年)之第六章，译文载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美]何炳棣：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7, No. 1/2, Jun，1954(巫仁恕中译文《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相形之下，太平天国之后的盐政史，则似乎是学界急于匆忙翻过的寥寥数页，语焉不详之处颇多。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曾指出：

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茶叶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质铺几遍郡国，而盐商咸萃于淮、浙。自陶澍改盐纲，而盐商一败涂地。*《丹午笔记 吴城日记 五石脂》，“江苏地方文献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6页。

陶澍变革以及此后的咸同兵燹，固然使得徽州盐商在总体上趋于衰落，但晚清时期两淮盐业中的徽商活动、官商关系等问题，仍未得到清晰的揭示。迄今为止，我们对于此一时期盐政制度变迁的基本轨迹并不陌生，但与盛清时代相比，似乎再也看不到作为个体的盐商或徽商家族生动、细致的活动，这当然是受限于此前史料所见不足的原因。所幸的是，随着近年来民间文献的大批发现，徽商与晚清盐政的相关问题，显然有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可能。

一、徽州盐商程希辕的商业活动

数年前，笔者在皖南收集到一批晚清歙县盐商方氏的家族文书，其中有一封程希辕写给方性存的信函：

性存世大兄大人如晤：九月廿八日寄上一信，并原帖二纸，茶厘捐票一百二十四两二钱一纸，未蒙示覆，谅已投到，念念！十月初八日发稚家叔信，托代致谢远惠湘莲，谅邀清听。弟自初十日往金陵大营粮台，一路察看食岸情形，廿日到南京大胜关小住三日。二小孙在台平顺，趋公无误，甚慰惬衷！回来风逆，迟至月初五日抵省，欣悉二十五日苏州克复，江北、怀远克复，现闻苗匪被官兵杀死，大快人心！升平有日，可望远怀想。大小儿到豫章，知驾等候，自可把晤一切。现楚皖新章刊册二本，附呈台览，自悉弟盐务熟手，趋时动手，颇有大利。照新章只得一分半利，其余盐每引可余乙[一]担，又得三两五钱。本大则办湖广，本小可办中路，大约以千金可得利六七百，能有三五千金，易于为力。弟处已有两处相好下去赶办，弟荐有人，可以着人下去附办，各种便捷大好之机，为此专照，望见信想法措资，即来安庆面商办理，祈斟酌！先付信可也。合和小行秋来颇顺利，未知泰和宝行如何？尚望示知。稚家叔代寄家用，迟至二个月后送到(七月家用，九月到)，未免不得应用，想乏便之故耳，望致稚家叔想法，赶妥便预为觅寄为要。稚家婶、骏舍弟想已到饶，一路自必平顺，望致发信报慰，恕不另信。弟看湾沚可以立业，现已与金陵大营粮台诸位合办一官盐店，其中大有生机，如见信惠然一切，再为面谈可也。专此奉达，并候迩安，不尽。

世愚弟程希辕顿首，十一月初七日。

令叔弟侄均此候安。

同事诸君同候。

舍外孙杨云生承爱提携，近来体质可好些否？学习可上规矩否？甚为挂念，望付知。*以下所引文书，凡未注明出处者均系私人收藏。

上揭信函书写于“青云阁”八行朱丝栏信笺上，楮墨规整，字迹雅丽，反映出这位徽州盐商具有极好的文字素养。苏州于1863年12月被清军和常胜军联合攻陷，所谓“苗匪”亦即苗沛霖，苗氏于1863年12月6日被杀。这些事件，在信中都于“月初五日抵省”后一一叙及，故该信应作于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七(1863年12月17日)，发信地点是安徽省城安庆。

信中的“食岸”，是指淮南食盐引岸，有内河、外江之分，根据盐法志的记载，主要包括安徽省的宁国府、和州含山县、滁州全椒县，以及江苏省江宁府，扬州府江都、甘泉、宝应三县，高邮一州和通州泰兴县等。信中提及的“大胜关”，在今南京市西南，因地处长江之滨，自古为江防要地*《曾国藩日记》同治二年正月初六日条记载：“早饭后，由大胜关至沅弟雨花台营盘，凡行三十里。”见《曾国藩日记》中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信中的“饶”是指江西饶州，而“湾沚”则在今安徽省芜湖县。此前，清军曾组建江南、江北大营，其中，江南大营的饷需系由江西调拨接济，总粮台则设在皖南的太平府。

收信人为方性存，与程希辕关系莫逆，程氏的外孙即托付给他照看，两家似有亲戚关系。据同时收集到的佚名无题文书抄本：“方宗仁字性存，号静山。生于嘉庆己卯年又四月十六日子时，殁于同治乙丑年闰五月十八日子时。”则方性存的生卒年为1819—1865年。此外，另一份文书抄件有：

代理江南徽州府歙县为造送事。今将分发试用教谕方宗仁年岁、籍贯开造

清册，呈送查核施行，须至册者。

计开：

分发试用教谕方宗仁，现年四十五岁，系安徽徽州府歙县土著民

籍，由廪生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徽郡捐输，请奖局捐贡，

报捐训导，双月选用，递捐教谕，双月选用，单月即用，不论双单月

即用，并请分发试用，共银八百四十壹两，奉给实收，祗领在案。兹

援照向章呈请考验，注册委用，并无假冒、顶替、隐匿、犯案、

改名、朦捐情事，理合造报。

三代：

曾祖父统镜；

曾祖母潘氏、陆氏，均殁；

祖父绪进；

祖母吴氏、王氏，均殁；

父承谦，存，年六十九岁；

母周氏，殁；

许氏，存，年四十九岁。

同治元年六月日代理歙县知县李嘉遇。

道光壬寅李宗师科入府学第六名。

庚戌李宗师岁试壹等第三名补廪。

可见，方性存为廪生出身，于咸丰十一年(1861)以841两的代价捐得教谕一职*方氏文书中，有一信封上书：“内帐并外封典照一张，部、监两张/方性存先生收/来人酌给/面钱三百六十，郡城寄。”。稍后他即启程赴任。对此，另一份文书则记录：

具禀家属方升

禀为呈报丁忧，并缴公文，叩请转详事。窃家主试用教谕方宗仁，现年肆拾

伍岁，系安徽徽州府歙县人，由廪生在徽郡筹防局报捐贡生，加捐教谕，分发

试用。于本年月日在

台前请文，赴省考验，当经由府加结到道，由道验看后给文赴省。行抵建德地

方，接到老家主州同衔附监生方承谦在祁病重家信，家主星夜赶回，

随于本年十月二十六日老家主病故，家主系属亲子，例应丁忧，不计

闰扣，至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六日二十七个月服满，理合备县供结呈报，并

将所领道宪公文、印结、试卷等件一并呈缴，伏乞

大老爷鉴核转详，实为恩便。

计呈：

亲供一纸，切结一结。

其后的亲供中，也开有方性存之三代，只是在其父的名字之下，另有：“州同衔，附监生，本年十月二十六日病殁。”从相关资料来看，方氏为盐商世家*在同一批文书中，有一封信曰：“礼堂仁兄大人阁下：本月初一日，由余绍记处转寄第七号一函，未识曾投到否？初四日午后，接到十九日所发之信，捧诵之下，惊悉性存伯遽作古人，弟不禁凄然泪下，太息咨嗟，何彼苍不相吉人，降此鞠凶乃尔！近日吾兄襄助尔翁料理一切，自必一时难以就道。现今湘、鄂二岸，各先开两档，共五十六票。目下两岸甫运二十票，其余未运之卅六票，兼之楚西残纲，若待移扬后再运，而新河口尚未圆工，又不知迟延何日，是以各运商赴运辕禀请，俟两档在泰坝过清之后，再由新河改运，尚未沐批。本号之盐，不日可抵泰坝，如运司批准，即行开运。买盐之课，弟恐吾兄一时难以抽身，已向罗训翁面商缓期。蒙伊慨允水脚、杂用之费，弟已安排，请秋纲预缴厘金之课仍然存寓，以候开纲。管见如是，未识尊意若何？如运司不准所请，必得俟新河竣工，方能出运。我号之引总在头档，大约七月抄[杪]八月初上可以开江，本拟着自三、晓江二兄先移扬州，今且稍缓数日，一俟公事定局，再为迁移。楚局委员业已撤委，统归西局张公兼办，尔翁谊笃埙篪，自必格外伤感。吾兄可以不时劝慰，稍解愁烦。余事如恒，容当续达。草此，恭请暑安，并候诸同人安好！愚弟叶熙炜顿首。自三、晓江二兄统此致候。”按：方性存殁于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十八日子时，故此信应作于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九日以后，信中反映了方性存之子方礼堂继续从事两淮盐业的情形。，方性存在饶州置有寓所*方氏文书中有一租批：“立租批吴盛如，今租到方性存表伯名下饶寓内左边大小房间四步，右边厨房一间，并前后堂前各半通用。凭中三面议定，每月计租金九八典钱二千五百文正，其租金按月交付，不得短少，恐口无凭，立此租批存照。同治二年七月日立租批吴盛如(押)，经中程稚孚(押)，代书黄均载(押)。”，并在江西省城南昌内塘堘上吉祥巷对面开有“乾裕盐号”*关于这一点，现存有泰州豫隆祥叶美辉所寄信函原件。。

至于寄信人程希辕，自称“盐务熟手”，显然是名徽州盐商。关于此人的生平，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251记载：“程希辕字颖芝，歙县人。封职二品，捐赈平粜，全活难民，焚借劵数千金。兵燹后，施棺施地，检埋尸骼无算。葺宗祠，恤孤寡，表扬节义。”对此，民国《歙县志》卷9亦有类似的表述，只是更为明确地指出，程希辕系歙县槐塘人。综合上述传记的内容，其中都只提到程希辕在歙县当地的活动，似乎此人只是徽州歙县乡间的一位“土豪”而已。而在实际上，程希辕的活动范围极广，亦有相当重要的人脉。

从前述这封信来看，这位程希辕与金陵大营的关系极为密切。其时，他有“二小孙”在粮台办事(这在《曾国藩日记》中可以找到印证，详下)。

在信中，程希辕看到太平军逐渐被剿灭之后淮盐运销的巨大商机，他从十月初十前往“金陵大营粮台，一路察看食岸情形”。当时，楚皖新章刚刚发布不久，他便与数人合伙经营淮盐。另外，他还与金陵大营粮台诸位合伙，在湾沚开办了一爿官盐店。

关于该信撰写前后长江下游沿岸的形势，两淮盐运司郭嵩焘在《试办西盐章程详》中曾指出：

江路现虽通行，沿江水陆各营棋布星罗，防范周密，运盐商贩皆系经纪营生，未免各有戒心。应请分别咨札沿江水陆各营及沿途关卡，凡遇大营饷盐到时，应护送者一体护送，应查验者即时查验，毋任羁留。*(清)庞际云：《淮南盐法纪略》卷3《招商督销》，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淮南书局刊，第23页上。

咸同兵燹期间，清廷财政捉襟见肘，户部令统兵大臣自行筹措军费。为此，曾国藩奏请自运食盐行销各地，以所获应交户部之盐课，充抵应拨该军之饷，故称为“饷盐”。上揭郭氏此文颁发于同治二年(1863)八月，其时，对于一般的商人而言，正值兵荒马乱的年代。在这种形势下，只有与湘军等军事势力利益攸关的那些商人，才能更好地化险为夷，游刃有余。而程希辕，显然便具备这种独特的优势。

信中的“稚家叔”，也就是程稚孚，曾于同治二年(1863)为饶州的一份租批做过中人。信中提到的“合和小行”，从自谦的口气上看，显然系程家所有。根据《清实录》的记载，此“合和”盐行由程希辕本人开设于安徽省城安庆(详下)。而信中的“泰和宝行”，系一种尊称，反映出其开设者似乎是收信人方性存。不过，从各种史料来看，泰和行与程希辕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方氏文书中的《癸亥、甲子、乙丑、丙寅月总》，记录了同治二年(1863)六月以后的盐行账目，其中出现有“该颖翁”“存颖翁”或“该颖记”的字样，应当即与程颖芝有关，说明二者有着财务上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另一份文书这样写道：

具互保结族程肇祥五行方文若

邻唐永顺郑成美

裕德祥今于

江义兴

陈丰采

与互保结事。保得程立泰实系徽州府歙县二十二都六图人，为人诚实。今伊自愿捐银壹千两，请领上则程泰和盐行部帖，在于饶州府东关外开设盐行，堪以充牙纳税，所具互保结是实。

同治贰年贰月日具互保结……

此一文书标注的年份为同治二年(1863)二月，当时，太平军渐显颓势，但尚未完全覆灭，即使是在长江下游仍时有激战。也就在这种战时环境中，程泰和盐行即已申领行帖，于饶州府治开张。查徽州都图文书，文中的“歙县二十二都六图”即槐塘，可见“程立泰”应即程希辕的家人或族人。结合《清实录》的记载，“程立泰”之的名应是程朴生*《清实录》第47册《穆宗实录(三)》卷115，同治三年九月辛亥条记载，当时，有人揭发江西督销盐引委员、广西候补道程桓生“把持盐务，藉督销之势，使其父程颖芝于安徽省城开设合和盐行，其弟江西候补知县程朴生，于饶州开设泰和盐行。名为督销盐引，实则利归于己，以官、民并准试办之引地，几为一人独办之引地。……恳请饬查严办”(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53页)。，而他正是程希辕的儿子。关于“程立泰”，另一份文书写道：

具禀程立泰，禀为遵章捐输，新设盐行，恳请示谕盐客、盐店投行买卖事。窃立泰歙县人，以程泰和招牌，在饶州府(治下)东关外开设盐行，业经仿照吴镇繁、盛地方章程，呈缴库平纹银乙千两，请领部帖在案。伏查饶郡盐斤，前未奉定章程，均系杂货、鱼、米等行任意代客买卖，头绪既纷，稽查不易，其中隐漏情弊，有碍捐厘实多。现在立泰既经遵章设有专行，嗣后盐斤出入，自应一律归盐行交易，他行店不得仍踵前弊，其卖零盐各铺，亦应由行发售，毋得勾买私贩。如此正本清源，则饶地每年每月计共销数若干，一一皆可实核，隐漏之弊亦可自除，于厘务似多裨益。第事属创始，诚恐地方未及周知，理合具禀申明，吁乞宪大老爷俯鉴下忱，恩赏给示晓谕，并恳严禁杂货、鱼、米等行不得仍前侵越，以广招徕而裕厘饷，实为公便，顶感上禀。

同治二年(1863)以后，曾国藩在江西吴城及南昌设立官局，经理挂号、挨轮、提价、售盐、收课、发课、分利、解饷等事。而未设官局之前，则听商自便*(清)郭嵩焘：《试办西盐章程详》，载庞际云《淮南盐法纪略》卷3《招商督销》，第19页下、20页下。。因此，除了上述两地之外，其他的地方一开始也是听商自便，自由销售。上述这份文书，就是由“程立泰”上禀，请求官府确认盐店销售淮盐的垄断特权。

此外，这批文书中还有一份“正月廿九日泰和、公顺盐行上禀饶州分局”的抄件：

为出卡盐斤恳定章程事。窃行等遵奉宪章，在饶捐帖，开设盐行，首重疏引便民，现奉督盐宪新定淮纲，委员驻省，设局销引，各府水贩领买，即给水程护送，逢卡免厘，验票放行，并无留难片刻，具见督盐宪恤商便民之至意。第西省督盐局给发水程，有每张十引、廿引不等，至少亦有五引。盐舟到饶，水贩与行等叙定价目，即将水程赴局挂号，遵完坐贾二分厘金，然后过秤起盐。每逢买客至卅担者，即给水程票五引一张，赴卡照验放行。若买客仅买数担，则无一引之水程给护，即给行票一张，以别在行所买，并非私购。似此通融，既便民而又疏引。今有胡姓，在泰和盐行买去淮盐五百九十余斤，开有行票清单，至尧山卡要加完盐厘，每担三百文，是与督盐宪定例未符。若谓盐与票不能相离，则五引之票，不能护一引之盐，其中窒碍实多。且进卡盐与票既经验明，而出卡无私，可知所有由饶出卡盐斤，如何划一章程，伏乞宪大老爷明示，行等以便遵守，并免胡姓在卡滞候，恩公两便。

此一文书未曾标明具体的年份，但从内容上看，应当作于前一文书之后。从中可见，此时，程泰和等盐行已垄断了饶州一带淮盐的销售，一般水贩必须从该盐行购买淮盐。故此，同治三年(1864)九月，有人向朝廷揭发程家倚仗权势“把持盐务，借督销之势……于饶州开设泰和盐行，名为督销盐引，实则利归于己，以官、民并准试办之引地，几为一人独办之引地”*《清实录》第47册《穆宗实录(三)》卷115，同治三年九月辛亥条， 第553页。，虽然后来据称查无实据*关于这一点，《清实录》第47册《穆宗实录(三)》卷115，同治三年九月辛亥条记载：“寻奏：遵查程桓生被参各款，均无其事。自设局以来，领运踊跃，每月接济饷银七八万两，不无裨益，报闻。”(第553页)，但从新发现的这批民间文书来看，显然并非空穴来风*同治四年(1865)正月二十日，曾国藩在《复丁松亭》一信中指出：“许主事长怡于敝处亦有世谊，前经委办江西粮台文案，每月薪水四十金，亦不甚薄。乃干预本籍地方事件，妄动文移。渠身在江西，行文原籍徽州府则用照会，行文歙县则用札饬，皆毫不干己之事。弟恶其谬妄，撤去粮台差事。渠颇怨望，扬言到京必请御史参奏，不知在尊处如何措辞，乃迁怒于其乡人程桓生，诬枉多款。”可见，向朝廷揭发程桓生在饶州假公济私情形，应出自与曾国藩交恶的幕僚许长怡之手。许长怡为歙县人，故他对程桓生一家的盐业经营了如指掌。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七，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2版，第319页。。

二、程希辕、程桓生父子与曾国藩的交往

虽然方氏文书透露出的信息颇为有限，但以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程希辕是两淮的徽州盐商，在安徽省城安庆开有合和盐店，其子程朴生则早在同治二年(1863)二月就在饶州捐有行帖，与方性存等人合作开设程泰和盐行，垄断了当地的淮盐销售。而程氏家族之所以在太平军尚未覆灭之时便能在两淮盐业中先声夺人，与程希辕的家世及官商背景有关。具体说来，这主要与程希辕、程桓生父子与曾国藩的交往密切相关。

1.作为入幕之宾的程希辕

程希辕与曾国藩有着相当密切的交往。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的编纂者何绍基，在其《东洲草堂诗钞》卷26中有《金陵杂述四十绝句》*同治六年(1867)刻本。另，网上拍卖品见有《金陵杂述三十二绝句》。，主要是歌颂曾国藩的为人，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相公怀抱海天宽，节院论文静不寒。

席帽联翩群彦集，一时旧雨接新欢。

诗注曰：“涤侯连次招饮，坐客莫子偲、程颖芝、汪梅邨、李申夫、欧阳小岑、李梅生诸君，皆吾旧交也。”曾国藩号涤生，故有“涤侯”之称。莫子偲即莫友芝，汪梅邨即汪士铎，李申夫即李榕，欧阳小岑即曾国藩之至交欧阳兆熊，李梅生为李宏轶，而程颖芝也就是程希辕。上述这些人有不少都是曾国藩的幕僚，从中亦可见程希辕与曾氏的关系。

关于程希辕与曾国藩的关系，在曾国藩的日记中也有描述。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1861年12月9日)至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1865年1月1日)的日记中，共有数十处记载了与程颖芝祖孙三代下围棋之事：

(同治元年正月初九)与程颖芝围棋一局，又观程与柯竹泉围棋一局。

(廿九日)午正程颖芝来，与围棋(一)局。

(四月初五日)又与程颖芝围棋一局。

(七月十七日)与程朴生围棋一局。

(十八日)旋与程石洲围棋一局。

(十九日)与程朴生石洲围棋一局。

(八月初七日)与程石洲围棋一局。

(初十日)旋与程石洲围棋一局。

(廿六日)早饭后清理文件。旋与程朴生围棋一局。

(廿八日)早饭后清理文件，写挽幛字二幅，与程朴生围棋一局。

(闰八月初七日)早饭后见客三次，旋与柯竹泉围棋一局，又观渠与程世兄一局。尚斋之子，名锦和也。

(十一月廿九日)夜核批札各稿。旋与程尚斋围棋一局，又观程与柯一局。

(十二月十九日)与程四世兄围棋三局，尚斋之子也。

(廿二日)与程世兄围棋三局。

(同治二年正月十五日)与程尚斋围棋一局，柯竹泉围棋一局。

(三月廿六日)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一次，写沅弟信一封。与屠晋卿围棋一局、程太翁围棋二局。

(廿九日)早饭后写沅弟信一件，专人送谕旨前去。旋见客十余次，皆因沅弟开府道喜者。与程太翁围棋二局……

(四月初八日)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见客二次，与程太翁、刘开生各围棋一局，又观渠二人一局，见客二次，温《诗经·六月》篇。

(初九日)又与程石洲围棋二局。

(十七日)程颖芝太翁来，与之围棋三局。

(廿七日)与程颖芝围棋二局，又观程与小岑一局。

(五月初十日)午刻，程颖芝来，围棋二局。

(十七日)与程颖芝围棋三局，又观小岑与程二局。

(十九日)午刻阅东坡题跋，与程希辕围棋二局，又观程与小岑二局。

(六月初四日)与小岑围棋一局、程颖芝围棋一局。

(初十日)与程颖芝围棋一局，又观程与小岑一局。

(廿日)程颖芝来，围棋二局。又观渠与小岑一局。

(廿一日)刘开生来，与之围棋一局，又观刘与程颖芝二局，为时颇久，散时已午初矣。甚矣，棋之废日力荒正务也！

(廿九日)程颖芝来，围棋二局，又观程与小岑一局。……天热不可耐，又围棋一局，小睡片刻。

(七月初五日)与小岑、程颖芝各围棋一局，又观程与刘开生一局，已午刻矣。

(八月廿一日)程颖芝、莫子偲来鬯谈。

(九月初十)黄南坡来久谈。观其与程颖芝围棋二局，已午初矣。

(十二十四日)旋程颖芝来，与之围棋二局，又观刘开生与程二局，已午正矣。

(廿八日)约黄南坡、程颖芝来围棋，因留便饭。余未动手，见黄与程对二局，又刘开生与黄、程各一局，申正散去。

日记中的“太翁”即程希辕(颖芝)，而程桓生(尚斋)和程朴生(石洲)为程希辕的两个儿子。另外，还有“程世兄”(锦和)则是程桓生之子。他们祖孙三代，都是曾国藩的弈棋对手。同治七年(1868)，程希辕逝世，曾国藩书有“挽程封翁颖芝”挽联一副：“更无遗憾，看儿孙中外服官，频叨九重芝诰；频触悲怀，忆畴昔晨昏聚处，相对一局楸枰。”上联盛赞程氏家族人才辈出，而下联则是对昔日交往的追忆。因旧时多以楸木制造棋盘，故称棋盘为“楸枰”，下联状摹的便是当年二人对局的场景。另外，在曾国藩的书信中，有一封《复程希辕》的信函，其中写道：

颖芝尊兄大人阁下：顷接惠书，猥以晋位端揆，远劳笺贺，并贻朱墨二种，多而且精，几案增华，感谢曷任!即审动履绥愉，潭祺懋集，引詹吉霭，企颂无涯。

国藩疆圻久领，建树毫无，乃于多难之秋，更窃非常之秩，抚躬内省，惭悚奚如！

尚斋器识闳深，婉而不阿，明而能浑，两载鹾纲，大有裨补。适逢瓜代，来晤金陵。鄂省督销需人，仍拟借重一往，虽雅意坚辞，而熟视无以相易也。文孙英年拔萃，今岁闱卷极佳。虽霜蹄之暂蹶，终风翮之高骞。廷试不远，行将定价燕台，扶摇直上。诸孙亦兰玉森森，联翩鹊起，德门余庆，正未有艾。附寄拙书联幅，借资补壁，聊以当会晤时手谈为欢耳。复问台安，谁惟雅鉴，不具。

通家弟曾国藩顿首。*《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九，第262页。

此封写给程希辕的书信作于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初四日，其中提及程氏送给曾国藩的朱墨二种。在明清时代，歙县、休宁等地是著名的徽墨产地，制墨名家辈出(如“胡开文”“曹素功”等皆蜚声远近)，有的徽墨价格不菲，每两与白银一两等值。因此，不少人都在当地定制专款的徽墨，馈送官员、文人，这在当时是一种既贵重而又雅致的礼品。当代著名的徽墨鉴藏家周绍良先生，曾提及自己收藏的一方曾国藩之“求阙斋”朱墨：该墨长方小挺，正面隶书“求阙斋”三字，背面楷书“同治六年八月制”，俱阴识填金，一侧则有楷书阳识的“徽州胡开文造”数字。从时间上看，此墨很有可能就是由程希辕所送*周绍良：《蓄墨小言》二一三“曾国藩硃墨”，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626～627页。按：周氏引南京图书馆藏《清代名人手札录》中曾国藩覆程桓生信一件：“尚斋年兄阁下：夏至得惠书，并承雅贶朱墨食物，至以为感。……国藩顿首。五月二十七夜。”对此，他推断该信应作于同治七年(1868)，并认为信中所提到的“朱墨”，可能即他手头的“曾国藩硃墨”。按：这一推断有误。今查《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二)，此函实作于咸丰十年(1860)(第592页)。故“曾国藩硃墨”究竟为何人所送，无从确知。不过，这说明程氏父子都曾向曾国藩馈赠来自家乡的朱墨。。

另外，上揭信中仍念念不忘两人见面时的“手谈为欢”。其中提到的“尚斋”，即程希辕之子程桓生。该信不但赞誉程桓生“器识闳深”，肯定了他在两淮盐运司任内的贡献，而且也对程桓生之子的学业优异寄予厚望。

综前所述，无论是日记还是书信，皆可见程希辕与曾国藩的密切关系。同治三年(1864)九月，有人揭发程希辕之子程桓生在江西督销盐引委员任内假公济私时提及，程希辕“在枞阳开栈之日，护勇号褂，私用‘钦差大臣’字样，尤属妄诞！”*《清实录》第47册《穆宗实录(三)》卷115，同治三年九月辛亥条，第553页。枞阳地处安庆府城东北，系程希辕“合和”盐行行销淮盐范围内的重要市镇。根据《清实录》的描述，盐栈开张时竟有护勇保驾，其间扯出的“钦差大臣”旗号，显然用的就是曾国藩的招牌。可见，程希辕在其盐业经营中，充分利用了他与曾国藩的这层关系。

2.曾国藩重整淮纲与程桓生之盐务生涯

据黎庶昌所编《曾国藩年谱》，早在同治二年(1863)三月，曾国藩就开始为两淮盐运布局*曾国藩对两淮盐务的关注由来已久，作于咸丰元年(1851)的《与刘良驹》信中，曾国藩就具列了《盐法节略》的弊病，对其时的票盐改制提出自己的诸多看法。咸丰三年(1853)九月初十日《与徐有壬》、九月初十日《与周子俨》二信，亦提及粤盐行楚的问题。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一，第81～84页、203～204页、205～206页。：

(三月)郭嵩焘授两淮运司。

(四月十二日)又具折奏江、楚各省本淮盐引地，被邻私侵占日久，非一蹴所能规复，察核现在情形，暂难改办官运。……派委知府杜文澜办官运淮盐，行销于楚岸。

(八月二十七日)自江面梗阻以来，湖南、北借川盐粤盐，江西借食浙盐，两淮引地皆失。至是江面肃清，公乃咨谋于谙悉盐务之委员杜文澜等，议复旧日引地，先行试办官运淮盐，行销于江西一岸，核定西岸票盐章程，招商领运。

(九月十九日)拟将漕运、盐引二大政变通办理。附片奏请将道员黄冕留于苏、皖，经理漕政、盐务。……维时黄冕至安庆见公，禀请于皖省设立米盐互市一局，招湖南米商运米至皖，由皖设法运至上海，以达于天津；招两淮盐商运盐至皖，与楚中米商交易而退。是为盐、漕二政变通之法，既而不果行。

(十月十五日)公核定楚岸皖岸票盐章程，刊发委员，招商办运。*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附事略、荣哀录)》，“湘军史料丛刊”，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70页、171页、176页、177页、178页。

可见，早在太平军尚未完全覆灭时，曾国藩就计划招募两淮盐商，从事盐、粮贸易。也就在此前后，程希辕之子程朴生即已申领行帖，于饶州府治开张“程泰和”盐行。

另据《曾国藩日记》，同治二年(1863)八月初一，“杜小舫上淮南盐务十二弊，甚为详晰”*《曾国藩日记》中册，第218页。。八月二十七日附记中记录有：“刊刻试运西盐章程。”此后，他一再核改：

(九月初二日)二更三点后又改盐务章程。三更始睡，不能成寐，目又红矣。

(初三日)傍夕将盐务章程续核一过。夜围棋一局。旋将盐章核毕。

(初六日)核批札稿，傍夕至幕府一谈。夜核定盐务新章，二更后核改批札稿，三点后颇疲倦矣。

(廿四日)巳刻，莫子偲来久谈，阅黄南坡所禀米盐互市之议。

(十月初七日)幕中新请一友，专管盐务，名陈方坦，号ΔΔ，本日来署，因往一鬯谈。

(初十日)核皖、楚盐章。

(十二日)傍夕至幕府一谈。夜核皖岸盐务新章，二更三点毕。

(十五日)傍夕至幕府一叙。夜核中路安徽票盐章程、楚岸章程。二更四点睡，四更始成寐。

(十八日)将皖岸、楚岸盐章核定发刻。

(二十二日)核新刻淮盐运楚章程。

(二十三日)核楚岸章程毕。

(二十五日)将楚岸盐票及税单、水程各刻式细校一过。

(十二月十四日)旋程颖芝来，与之围棋二局，又观刘开生与程二局，已午正矣。

与程希辕相似，积极参与筹划淮盐运销的杜小舫(文澜)、黄南坡(冕)等人，皆是曾国藩弈棋的对手。而在此前后，程希辕也正在曾国藩幕府之中*《曾国藩日记》(中册)同治二年九月初十：“黄南坡来久谈。观其与程颖芝围棋二局，已午初矣。”(第232页)九月廿九日：“旋请客便饭，黄南坡、程颖芝、杜小舫、刘开生，皆善弈者。观黄南(坡)与程一局、刘与程一局。……又观程与黄围棋一局。”(第237页)，其子程桓生更是直接参与了淮盐运销体制的具体运作。同治二年(1863)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在《复郭嵩焘》信中指出：

江西督销局已派程尚斋，泰州总局已派张富年，湖广督销局拟派杜文澜。阁下经手各详，均已批发照准，大概规模略定。旬日以内，南坡翁到此，议定收回湖北繁、盛各口岸，或加税邻私，二者商妥，即行具奏。*《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六，第132页。

此处提及的程桓生与杜文澜、黄冕等人，皆是曾国藩幕府中对于盐务最为熟悉的人才。其中，江西一岸又是曾国藩最先办理也是其时最为重要的盐务引岸。

关于程桓生，民国《歙县志》卷6《人物志·宦绩》记载：

程桓生字尚斋，希辕子。道光己酉拔贡，署桂平县，旋去职，从李武愍、曾文正公军，累擢至道员。同治癸亥，文正治淮盐，创立鄂、湘、西、皖岸四督销局，檄桓生总办西岸。桓生于吴城建仓区，分岸以时运之，僻远皆得盐。丙寅，调署两淮运使，修万福桥，蒇清水潭大工。明年总办鄂岸督销局，凡分局、总卡、子店之属，皆亲往规度。如在西岸时，而于争回五府一州引界之岸，江督左文襄公加引之案，皆排万难定议。光绪甲申，再署两淮运使，丁酉卒于扬州。*“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专辑”第5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2页。

“同治癸亥”为同治二年(1863)，“丙寅”为同治五年(1866)。“光绪甲申”为光绪十年(1884)，而“丁酉”则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可见，从曾国藩重建两淮盐政制度伊始，程桓生就负责江西口岸的淮盐督销，并曾于同治五年和光绪十年，先后两度出任两淮盐运使。

有关程桓生的生平事迹，民国《歙县志》的记载显然过于简单。而笔者收藏的《皇清诰授资政大夫、晋封荣禄大夫、例封文林郎、翰林院编修、二品顶戴、前署两淮盐运使、广西补用道加三级、显考尚斋府君行述》刊本(以下简称《行述》刊本)则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此段文字交代了程桓生的家世，从中可见，歙县槐塘程氏祖辈中有数位是以捐输、河工报效得以议叙。槐塘程氏的姻娅之戚鲍氏、郑氏，应是歙县西乡的棠樾鲍氏和郑村郑氏，这些人所属的家族，皆是明清时代两淮盐商中的总商家族，其中的棠樾鲍氏，乾隆中叶前后更产生过权势显赫的“首总”。程桓生出生于扬州南河下的康山一带(这一带在盛清时代为徽商巨子的麇集之地)，这显然与程希辕及其先辈的盐务贸易密切相关。抄本《先府君行述》*民国十年(1921)八月程庆余撰，抄本。此件为扬州大学黄诚老师提供，特此致谢！：“明清之交，徽人业盐者萃于淮扬，吾邑岑山程氏尤盛，午桥(梦星)、鱼门(晋芳)两先生之族是也。乾隆中，程氏衰而江村江氏、桂林洪氏、棠樾鲍氏相继起。琪树公、尚书公两世婚于鲍氏，故吾家亦世其业，僦居扬州之康山。”琪树公、尚书公为程桓生的曾祖父和祖父。可见，程桓生一家世业淮盐，这与程希辕自称“盐务熟手”亦相吻合。接着，《行述》刊本描述了程桓生的教育背景及其早年经历：

根据此处的描述，程氏世代业盐，程希辕之兄程奂轮是程家首位弃贾习儒者，后来成为著名的篆刻家，著有《槐滨印存》等。道光年间的陶澍变革，曾使槐塘程氏一度中落。程桓生先后师事婺源程烈光、当涂夏炘、歙县程可山等人，后授馆于歙县棠樾鲍氏。其后，则因学而优则仕，逐渐步入宦途：

道光己酉科，督学顺德文恪罗公(惇衍)许为国士，选拔贡，入成均，庚戌朝考一等三名，钦点知县，签分广西，署理浔州府桂平县事。以拿获广东巨匪何名科、梁十八一案，保奏赏加同知衔，遇缺尽先补用。嗣是身在行间，续以军功，保升直隶州知州，赏戴蓝翎，荐保知府、道员，仍留原省补用，赏给正四品封典。同治三年攻克金陵，赏换花翎，并加按察使衔。在署运司任内，清水潭大工，赏加二品顶戴。晋捐出力，赏给从一品封典。豫赈、皖赈、甘饷叠奉谕旨，交部从优议叙，得加级者三、纪录者五。

程桓生由拔贡经科举考试，“受知于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列一等”*程庆余：《先府君行述》，抄本。，钦点为广西桂平知县，此后逐渐升职。到太平天国战乱结束以后，他已加至按察使衔。此后，主要是负责两淮盐运署的工作，其间，与曾国藩的渊源颇深：

(咸丰)四年，随固始武愍李公(孟群)管带水勇，赴湖广剿办岳、常一带贼匪。湘乡文正曾公(国藩)本朝考受知师，知府君能胜艰钜，奏准留营。府君入参帷幄，出佐军旅，共事者罔不推心置腹，互相引重。嗣文正曾公奉讳交卸营务，武愍李公时驻扎桐庐防剿，约往共商军事，因就抚军满洲福公(济)戎幕。甫及年余，皖局糜烂，事不可为。会文正曾公墨绖复出，视师江右，府君与今爵相合肥李公(鸿章)先后由皖至大营，遂复参营务。数年中，回剿武汉，攻克英、霍，击退小池驿援贼，克复太湖县城诸役，府君实左右襄赞，屡邀迁擢。其运策参谋，见诸大师檄牍者，可考而知，不待缕叙也。

关于程桓生的戎马生涯，抄本《先府君行述》还指出：“盖自辛亥而后，出入兵间者十二三年，数濒于危。”“辛亥”也就是咸丰元年(1851)，其间，他与曾国藩过从甚密，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成员。现存的曾国藩日记始于道光十九年(1839)，涉及太平天国史事的部分，则始于咸丰八年(1858)。其中，时常可见曾国藩与程桓生的交往，以咸丰十年(1860)为例：

(三月)十七日，早出，巡视营墙。饭后清理文件。旋与尚斋围棋二局。

廿日，早出，巡视营墙。饭后清理文件。与尚斋围棋一局。

廿一日，早出，巡视营墙。饭后清理文件。巳正与尚斋围棋一局。

廿三日，早出，巡视营墙。饭后清理文件。与尚斋围棋一局。

廿五日，早出，巡视营墙。饭后清理文件。旋与尚斋围棋一局。

廿七日，早出，巡视营墙。饭后清理文件。旋与尚斋围棋一局。

三十日，早出，巡视营墙。饭后清理文件。旋与尚斋围棋一局。

(闰三月)初五日，黎明，出巡视营墙。饭后清理文件。旋与尚斋围棋一局。

可见，尽管军务倥偬，但曾国藩还是经常与程桓生下围棋。除了下围棋之外，程桓生还作为曾国藩重要的幕僚赞襄军务，经常与之长谈，为后者出谋划策。在《曾国藩全集》中，收录有不少曾国藩与程桓生讨论盐务的书信，兹举数例稍作说明：

尚斋年兄阁下：

接初六日手书，具悉一切。

比维安抵章垣，经始局务，乘此盐未到岸之时赶办就绪，庶几以逸待劳，有条不紊。前请邻盐加厘告示，初以盐未上行，骤禁邻私，市间或难周转，拟俟盐船过皖再发。乃上月二十四业将告示发去，而下游开江之盐犹未知行抵何处，转瞬菜市将过，今年运销未必能多。以来书所计，通年销数不过五六万引，欲其增至十万，亦恐难副所望。新章第五条，给商本息银两多算四分，自应将总数改符散数，此间即令梓人更正。其已发之本，由尊处刻一小戳，用印泥改戳其旁可也。

……再，淮盐未到，而加税邻私之告示业已张贴，各卡员无所适从，纷纷具禀请示。拟即批令加抽，不知无甚窒碍否?

水程执照，应请尊处即行拟式刊刻，一面送皖查核。厘务虽非阁下经理，而一闻商民怨言，即请随时见示。去其太甚，则稍慰舆情矣。顺问尚斋年兄近祺。*《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六，第217～218页。

这封信作于同治二年(1863)十月十四日。当时，湘军军事行动颇为顺利，接连收复石、太、旌德、高淳等城隘，皖南似可肃清，淮盐运销逐渐推行。稍后的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又有《加程桓生片》：

……楚岸章程、中路安徽章程皆已发刻，即日寄至尊处阅核。西岸章程究尚有不妥之处否？牙厘章程有甚不便民者否？如有所闻，望随时函示。仆于理财一道，实不得要领也。再问尚斋仁弟台安！*《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六，第243页。

在当时，安徽称为“中路”。前引程希辕致方性存信函中，“本小可办中路”，指的便是安徽的淮盐运销。另外，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另有《加程桓生片》：

……盐务新章，赞者颇多。然国藩于鹾政究系外行，如有差误，祈详告我。再问尚斋仁弟台安。*《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六，第359页。

显然，在盐政规章的制订过程中，曾国藩对盐商世家出身的程桓生颇为倚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光绪《两淮盐法志》中有更多的例子。对于程桓生的盐务生涯，刊本《行述》有专门的记载：

同治二年，文正曾公檄办江西督销淮盐局务。时曾公虽履江督任，尚在安徽军次，江路渐通，已有淮盐运贩，沿江设卡抽厘以饷军。府君适当开创之初，虽遵奉曾公章程办理，然颇形掣肘。旋奉公谕云：凡办一事，必有许多艰难波折，如盐务缉私尚未动手，而建昌已有殴毙委员之案，将来棘手之处，恐尚不少，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为人所共亮。阁下秉质和平，自可虚心，徐入委蛇，以求其有当，更望于诚心二字，加之磨练，则窒无不通矣。

上述提及的“公谕”，亦见于曾国藩书信。同治二年(1863)，中法混合之常捷军及中英混合之常安军自宁波攻占绍兴，湘军占领兰溪等地。英弁戈登接统常胜军，同李鸿章部淮军攻占常熟福山、太仓、昆山等地。曾国荃部攻下雨花台等处，天京围急，洪秀全急召李秀成回援。石达开自云南入川西，为清军所俘，五月被杀。戈登同淮军占吴江，逼苏州。李鸿章部、左宗棠部先后占江阴、富阳、无锡等地。太平军已显全面颓势，淮盐销售开始复苏。据抄本《先府君行述》：

同治癸亥，文正公益治淮盐，仰其入以佐军兴，创立鄂、湘、西、皖岸四督销局，而檄府君之江西。嗣是二十余年，专治盐事，凡署两淮盐运使者再，总西岸者四年，总鄂岸者十八年。

“癸亥”也就是同治二年(1863)，可见，也正是在此时，程希辕兴高采烈地写信给方性存，希望后者前来与他一起做淮盐的生意。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改定票章，聚散为整，规定凡行鄂、湘、赣三岸者，必须以五百引起票；行盐皖岸的，须以一百二十引起票。并在各岸设立督销局，制定了“保价”“整轮”等方针，也就是盐价不准随意涨落，也不准争先销卖。于是承办票运者，尽属大贾；小本商贩，无力领运，票法精神逐渐消失。新章开办以来，淮南运商、场商“获利较厚”。同治五年(1866)，李鸿章因筹备军糈，又将票法参以纲法，勒令原有票商报效、捐款，以此作为票本，方准其继续递运。作为世业，不再另招新商，称为“循环转运”，从此，票商专利，同于引商；票捐增重，倍于窝本。稍后，马新贻又将此一政策在淮北推广，从此，先前的票盐良法遂被根本推翻。两淮盐运“虽名为票盐，实与引商无异，一经认运，世世得擅其利”*光绪《两淮盐法志》卷149《捐输门·捐收票本》。。光绪六年(1880)，当时户部奏称，鄂、湘各岸每淮票一张转相售卖，初始价值仅银五六千两，“迄今每票售银至万余两，即仅租运一年，亦值租价千金……且据为子孙之世业，获利奚啻倍蓰”*光绪《两淮盐法志》卷149《捐输门·捐收票本》。。由此，纲法实际上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盐商借此起家而囊丰箧盈者亦不乏其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盐商世家出身的程桓生两次出任两淮盐运使，“总西岸者四年，总鄂岸者十八年”*程庆余：《先府君行述》(抄本)：“丙寅江督合肥李文忠公(鸿章)、甲申江督湘乡曾忠襄公(国荃)，两次檄署运使，皆破格奏荐，时论以为宜，称虽不得者无异词也。……丁亥八月，自运使退休，侨居扬州，不复出。”“丙寅”为同治五年(1866)，“甲申”为光绪十年(1884)，“丁亥”为光绪十三年(1887)。，先后担任盐务官员长达二十余年。据抄本《先府君行述》记载：

大抵道光以前两淮盐法更咸丰乱，半多不可用，行盐诸省，江西毗闽、粤，多闽、粤盐，川盐之借销者，且及鄂省之半，而通、泰诸盐场不被兵，不患不产，患不销。主者持就亭发贩之策，顾反散走供私贩且资贼。上游则苦道梗，或淡食。比淮、扬下私贩稍稍戢，而镇江以上犹交兵，商人惮险不敢运，于是场商苦壅滞，亭户苦无所偿交困，课益绌。文正公既创制四岸，期以促销者利运，以多运者纾场灶，交相灌输，首尾并举，迄于清末，垂四十年，从事者惟谨，而与时弛张，相为终始，惟府君最久且独多。

这段话说的是同治二年(1863)后曾国藩对两淮盐政的重新整顿，从中可见，程桓生此过程中曾起到极大的作用*程庆余《先府君行述》(抄本)亦对程桓生的淮盐官员生涯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府君之始至江西也，淮盐亦甫行运，然不时至，至亦濒江越湖，至吴城而止矣。吴城有盐行六家，皆不自运盐，第居间上下其直以为利，甚至百金而取二，内地水贩尤病之。府君则立总局于南昌，分局于吴城，使商盐经过，得留其三，而其七必输之省，就定价发贩，一主于局，盐行不得预，限其取于水贩者，毋得过三百分之一，销以大畅，虽僻远皆得盐价无踊，商民翕悦。在鄂岸则引地益广，治益密，分局、总卡、子店之属，多亲往相度建置，其劳若创焉。……又以先世尝业盐，知其利病，故治盐事尤务恤场灶，使厚其力，多制良盐。在鄂岸时，常致书淮运使，亟讲求重淋提尖之法，欲以敌邻盐，畅岸销，减缉私，而于争回五府一州引界之案，江督湘阴左文襄公(宗棠)加引之案，虽排万难得定议，犹以为非本计也。自曾文正公后，江、鄂督抚更十数人，类尝共艰难，志事雅相得，遂以从容进退，得行其志。在曾公幕久，所交皆当世材，其后多显达至大官，书问论事不绝。”这一段文字提及，因程桓生出自盐商世家，故而对于淮盐运输有着切身的体会，所提出的各种方案，往往多能切中问题的要害。。

另外，程桓生担任两淮盐运使伊始，他的父兄和亲朋好友就与淮盐运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见诸前揭的书信，而且在其他的文献中亦可得到印证，因此，官商勾结的嫌疑也为他人所诟病。对此，刊本《行述》指出：

复以同邑某姓有饶郡开设盐行之事，言者以风闻入告，府君求引退，又奉曾公谕云：阁下持躬整饬，无人不知，而办理局务，缕析条分，丝丝入扣，鄙人实深倚赖，无妄之灾，不久当可昭雪。此间固无接替之人，且亦未可遽动，转涉可疑，仍祈照常办事，静候公论，勿稍介意。旋经抚军侯官文肃沈公(葆桢)委干员密查，明晰覆奏，与程无涉，事始解。

揆诸实际，所谓“同邑某姓”，可能指的也就是前揭程希辕信函中的收信人方性存*由前揭程希辕的书信来看，其时方性存为“程泰和”盐行的开设者，但从《清实录》的记载来看，及至同治三年(1864)，泰和行系由程希辕之子程朴生所开。今按：方性存与程朴生在泰和行中的角色并不完全清楚，推测两人或系合伙人，或前后在行中的股权有所变化。。由于“程泰和”盐行之行帖系由程桓生之弟程朴生所捐，故而当时有人弹劾程桓生是官商一体，不适合担任两淮盐运使。不过，曾国藩却极力担保他过关。后来，朝廷决定由沈葆桢派人督查此事，但事情最终却不了了之。结果，程桓生官照做，在此后一年，他虽然离开了江西督销局，却又被任命为两淮盐运使，官是越做越大，而家里人的盐业也照样经营。根据1921年程氏后人撰著的《先府君行述》记载：“先大父素营商，乱后业复，晚犹四出，躬治其事以为乐。殁时，里中惟田数十亩。府君奔丧归，推商业以与三叔父，曰：若优为之，吾取瘠田焉可矣。”*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今查程氏后人编写的“谱系表”，槐塘程氏58世程希辕名下，仅见有桓生、朴生二子。那么，《先府君行述》中何以有“推商业以与三叔父”的记载？据刊本《行述》：“待三叔父孔怀谊笃，而诰诫不少宽，老年手足友爱，若孩提。堂兄锦文，三叔父出，为府君胞侄，现知广东德庆州事……先二叔父伯岐公(梁生)、先四叔父义仲公(集生)，与府君为共祖兄弟。”查程氏“谱系表”，程梁生、程集生为程奂轮(雅扶)之子，而程奂轮则为程希辕的兄弟。据此可知，在“共祖兄弟”的排行惯例中，所谓三叔父，应为程桓生之弟程朴生。《先府君行述》出自程桓生第六子程庆余之手，故行述中的“先大父”指的就是程希辕，而“府君”则是指程桓生。从中可见，程希辕在太平天国战乱之前即从事两淮盐业，其人老死后，程桓生让其弟程朴生*据光绪《抚州府志》卷38《职官志》、民国《歙县志》卷5《选举志》等方志的记载，程朴生曾在江西吉水、龙泉、乐安、分宜等县为官。对此，《德宗实录(二)》卷135曾载：“江西吉水县知县程朴生才具尚可，声名平常。”(《清实录》第53册，光绪七年八月癸未，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46页)另外，民国《续纂泰州志》卷28《人物·流寓》：“程朴生字石洲，歙两淮运使桓生弟，官江西州县，解组后寓泰。”太平军兴之后，泰州成为两淮盐运的重要枢纽。同治二年(1863)八月，曾在泰州设立招商公所。程朴生辞官后寓居泰州，与当地文人诗酒唱和，显然与他的淮盐经营有关。继承父业，一官一商，相得益彰。

其实，类似于此的现象，在太平天国之后并不少见。另一位祖籍徽州的两淮盐运使方浚颐，也与歙县北乡许村的商人世代合作经营扬州盐业，所获不赀*参见王振忠撰《历史学导言》，见许骥著《徽州传统村落社会——许村》，[法]劳格文(John Lagerwey)、王振忠主编“徽州传统社会丛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三、余论

明代以来，徽州盐商在中国东南各地极为活跃。对此，绩溪人胡适在自叙家世时曾指出：

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贸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你一定听过许多讽刺“徽州盐商”的故事吧！所以我特地举出盐商来说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口述自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3页。

在东南一带，徽州盐商在两淮和两浙的活动最为引人瞩目，尤其是清代扬州等地的盐商，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在明清盐政制度的数度变化过程中，徽商的实力呈日益增长之势。在明初的开中制度下，虽然以秦、晋商人居多，但也有徽商从事开中制度下的粮、盐贸易*民国《歙县志》主编、歙县唐模人许承尧的《江南乡试硃卷》(徽城黄古香堂殿一写刊)中提到：其“七世祖奇泰，明初输粟佐边赈济，钦赐冠带，建坊旌门。尚义，载郡邑志”；“九世祖昂，纳粟义官”。这说明早在明初，就有部分徽商从事开中制度下的粮、盐交易。。及至运司纳银制度确立，与扬州地理上更为近便的徽州盐商更是崭露头角，其实力不仅与秦、晋商贾骈肩称雄，而且还逐渐超过了山西和陕西盐商，成为两淮盐商之中坚力量。此后，随着纲盐制度的确立，徽商的实力更是大为增强。及至清代乾隆盐务全盛时期，在扬州的徽州和山西盐商大约有一百数十家，“蓄资以七八千万计”*(清)汪喜孙：《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图叙》，见《江都汪氏丛书》。。其中，尤其是徽商的财力更是如日中天。对此，徽州乡土史家许承尧在民国《歙县志》中指出：

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致富较易，故多以此起家，席丰履厚，闾里相望。*民国《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专辑”第51册，第41页。

另据新近发现的徽州文书抄本《杂辑》记载：

吾徽六邑山多田少，人民大半皆出外经商。吾歙邑有清两淮盐商为我独揽，棠樾鲍氏家资多至三千余万，外此八大商皆拥厚资，不下千万。*《杂辑》是有关歙县茶商方氏家族的珍稀文献，此条见“新安大好山水”。

这里的“八大商”，也就是指两淮八大盐务总商。清代前期，在两淮的八大盐务总商中，徽州府歙县人通常总占到四名左右，各姓前仆后继。根据《杂辑》之披露，歙县棠樾鲍氏家族的资本规模高达三千余万，其他的盐务总商，资本也多达千万。由此看来，棠樾鲍氏应当是乾嘉时代中国最为富有的商人。程桓生出身于盐商世家，其家族经营两淮盐业可以上溯至16世纪中叶的明代。及至清代前期，曾祖程名璨、祖父程训寿，两世皆娶棠樾鲍氏为妻，是扬州盐务“首总”鲍志道、鲍漱芳父子的内兄弟*参见唐海宏《南社成员程善之家世、生平考述》，《皖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另外，八大盐务总商中的岑山渡程氏，始迁自歙县槐塘，而槐塘也正是程希辕、程桓生的桑梓故里。这些，都说明程桓生家族与盛清时代的盐务总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盛清时代的两淮八大盐务总商，也并不是所有的家族都在太平天国之后完全衰落。例如，其中的歙县上丰宋氏盐商，从其迄今保留下来的大批文书来看，在晚清时期仍然相当活跃。与槐塘程氏家族相似，虽然在嘉庆、道光年间该家族一度中衰，但他们同样是在太平天国战事尚未结束时就已开始重操旧业，从而在战后的两淮盐业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关于这批文书的概况，参见拙文《徽州文书的再发现：民间文献与传统中国研究》的简要介绍，载《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70页。该家族文书中有一册《便登》抄本，为同治五年(1866)宋氏盐商的运盐日记，其中缕述了自己在江西的活动，提及：“闻程尚斋于前月二十后，自西省动身往扬附[赴]运司任。”该段史料，指的便是程桓生由江西督销局转任两淮盐运司一事。看来，上丰宋氏盐商对于盐务官僚程桓生的动向极为关注。至于宋氏盐商与槐塘程氏的关系(这涉及同治初年类似于程希辕与方性存那样的歙县盐商呼朋引类外出经营的现象)，则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

盐、典、木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咸同兵燹之后，至少盐业和木业规章制度的重新确立，与徽商的影响密切相关。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以后木业规章制度之确立，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已有涉及——从新发现的《西河木业纂要》抄本可见，徽州木商有着重要的影响*徽州文书抄本《西河木业纂要》一书，收录有同治三年(1864)五月婺源木商李坦向两江总督曾国藩递交的数份禀文。对此，曾国藩曾两度批示，并正式公布了《江苏木厘新章四则》。由此可见，婺源木商对于太平天国以后木业规章的重新修订与确立，有着重要影响。关于这一点，请参见王振忠《太平天国前后徽商在江西的木业经营——新发现的〈西河木业纂要〉抄本研究》，载《历史地理》第2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同样，迄至今日，徽州当地仍留存有不少盐商家族的珍贵文书*由笔者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1辑30卷，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亦收录有多种珍贵的徽州盐商家族文书。。这些资料，对于清代盐政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晚清盐政史的诸多环节，则更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从程希辕与曾国藩的交往，以及他在咸同兵燹后期从事盐业经营的活动，再从程桓生在同光年间长期主持两淮盐政，在在皆可看出徽商对于晚清两淮盐务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揆情度理，面对19世纪中叶的重大变局，曾国藩为了筹措稳定而充足的军饷，需要尽快恢复淮盐市场。在这种背景下，重建淮盐管理体制以及招商认运，对于徽州盐商的倚赖亦在所难免。这也正是晚清盐政制度中“寓纲于票”核心思想形成的原因所在。

最后，应当强调的一点是，对明清时代制度史的研究，除了详究细探各类规章制度之外，对于活跃其间的各色人物之关注更不可或缺。唯有如此，方能较为全面地考察制度的变迁与社会关系之嬗变。从程希辕、程朴生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徽州盐商(如方性存)之生平事迹来看，这些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甚至颇有“儒商”的风度。从中可见，晚清时期，徽商对两淮盐政的影响仍然相当重要，这一点，与太平天国之后徽商基本上退出两淮盐务的通常认识大相径庭。不过，清代前期与后期的情况仍然有着重要的区别——与晚清相比，盛清时代的盐商一方面督促子弟经由科举考试步入宦途，从而自立为官商，另一方面则更是通过各种方式与官员交结，通过捐输、报效等效忠皇室，从而获得垄断特权。及至太平天国之后，具有商人家世背景者直接出任鹾务官员似成常态，权力与资本勾肩搭背的现象更为肆无忌惮。此一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新变化。

责任编校：张朝胜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4.011

中图分类号：K2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4-009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明清以来徽州会馆文献整理与研究”(14ZDB034)

作者简介：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徽学：社会史专题(主持人 王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