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早晨8点我正在刷牙，手机响了，作家张者从北京打电话告诉我陈忠实老师去世的消息，我立即怒斥老朋友张者恶人造谣。我那副口吐白沫的样子很可笑，嘴里插着牙刷，牙膏沫子涂了半张脸，声音很含糊地告诉张者，我不久前西安媒体上还见到陈老师出席文化活动的报道，还拜托张者在北京澄清谣言。然后进卫生间刷牙洗脸。几分钟后手机又响，是单位同事打来的，老同事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不是谣言，哪家媒体也不敢造这种谣言。我还是不敢相信，给省作协创联部主任王晓渭打电话，王晓渭正忙着布置灵堂，同时告诉我今天不要到作协来，明天早晨来。

我是去年6月在商洛开会时从李平那里得知陈老师患病住院的消息，陈老师不让大家去看他。我还是通过四军大的作家朋友钟法权打听到陈老师住院的西京医院，见到了陈老师，陈老师说话有点困难，人很瘦，床上还放一本书，我们只简单聊了一会儿，我把电话留给陈老师的二女儿。陈老师第二天出院，听医生讲治疗还比较成功。7月在北京开会，刘醒龙问陈老师的情况，我告诉他陈老师的病情。刘醒龙回湖北后很快找到医治口腔癌的土方子、靶项，我给陈老师女儿打电话转发了刘醒龙的问候及土方子。

我是在宝鸡上的大学，大学毕业留校一年后西上天山，之前与陕西文学界唯一的联系就是1983年在《延河》上发了一首诗，对当时上大二的我来说是很了不起的成就。那是个诗歌的年代，我虽然发过小说散文，但诗歌是重点。西上天山也是因为西域大地新边塞诗对我的吸引。造化弄人，1988年我在石河子《绿风》发表最后一首诗，告别诗歌，进入小说世界。在我十几部中短篇发表之际，很快就从《当代》《十月》上读到了陕军东征的两部最重要的作品，《白鹿原》和《废都》。天山脚下读《白鹿原》，骏马嘶鸣，鹰击长空，沙暴蔽日，天地为之变色，加上字里行间纯正的陕西方言，真正的大秦之声。当其时也，我已经沉醉于西域大漠浩如烟海的神话史诗多年，来自故乡的大秦之声仿佛让我回到汉唐，回到张骞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那个大时代。记得初到新疆，一口蹩脚的普通话给学生讲课闯出不少笑话，校长是甘肃人，告诉我在城市讲讲普通话还凑合，到农村牧区，就说陕西话。果然，在伊犁、塔城、阿尔泰，一口陕西话，人家就把我当本地人。当地土著汉人都说陕西方言，民族同胞说的汉语也是陕西方言。方言如同家乡饭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

1994年到乌鲁木齐参加自治区青年作家座谈会，会上大家谈的都是陕军东征的话题。当时，对《废都》的批判异常猛烈，那时我也血气方刚，就写了一篇替《废都》辩护的文章发表在北京一家报纸上。贾平凹至今也不知道红柯在天山脚下以微弱的声音喊了这么一嗓子。陕军东征的作品我只看过《白鹿原》与《废都》，也只给这两部杰作写过评论。给《白鹿原》的评论发表在《小说评论》与《北京晚报》上。我一直认为这两部作品有内在联系，是互补的。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浪迹北疆》，写故乡传统文化对人的压抑，我才走向辽阔的西域大漠，感受长天大野那种充满野性之美的生命体验。这是我欣赏《白鹿原》与《废都》的地方。我有幸成为伊犁州技工学院的教师，我利用带学生实习的机会跑遍天山南北，而故乡关中就成为群山草原大漠的参照物。在我回到故乡陕西之前，路遥已经英年早逝，我只能从文学中想象这个文学烈士，同样对陈忠实、贾平凹，也是通过文学先验地想象他们的形象。

1995年底我举家迁回陕西。1996年春天，把新疆作协的相关手续与转交陕西作协，接待我的是京夫老师，陕军东征主力之一。我很激动地在陕西作协大院转了一圈匆匆离开。这年9月我的小说《奔马》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月报》转载。1997年5月初我接到陕西作协通知，赴延安参加陕西青年作家座谈会，我正式进入陕西文坛，在延安、在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我见到了《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陈老师那张脸就是黄土高原，就是这块土地的历史沧桑，与这部书厚重的内容融为一体。这年4月《人民文学》以“红柯小说”专栏推出我一组小说，9月全国青年作家座谈会在石家庄召开，我有幸成为陕西代表，另一位黄河浪兄（已去世）。在石家庄我见到了许多著名作家，苏童、李洱、东西、徐坤等，也见到责编李敬泽，连李敬泽也没想到我会来参加这次盛会。我回陕西迅速崛起与陕西对文学的重视有关。《延河》青年作家专号重点发表我作品同时，贾平凹主编的《美文》也邀请我到西安参加笔会，我的大批散文开始从《美文》走向全国，这完全是一个意料不到的收获，许多散文被选刊，选本，中小学教材，高考试卷收入。我算是在陕西站稳脚跟。

2000年我荣获首届冯牧文学奖，陈老师亲自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喜讯。在这次文学上的支持之外，还有一件让我难忘的事情。从新疆回到故乡，很容易成为故乡的“异乡人”，连走路说话都谨小慎微，我那种在大漠戈壁昂首阔步的样子让人看不惯，专门有人警告过我，要脚尖走路，轻手轻脚，跟鬼一样，这种走路方式完全是动物式，完全是拳击手击垮对方的方式，我至今学不会这种一天24小时处于搏击状态的走路方式，我至今还是脚跟落地，脚踏实地心安理得地走自己路的方式。我也在办公大楼听见一位校领导训斥一位刻意要用巨大的工作量压垮我的某个中层领导。我一直是职业教师，业余作者，写作一直处于地下状态，人家问我最近写什么？我会习惯性地回答我在上课。你就知道我评职称就比较艰难。有一年我的职称报到省人事厅，给卡住了，校领导尽最大努力了。我在故乡还真没有熟人能在省城主管部门说上话，实在想不出办法了，硬着头皮试探性地给当时的省作协主席陈老师办公室打电话，我紧张极了，我跟陈老师一直都是文学上的崇高关系，还没有熟悉到求人家办事的程度，我的叙述那么委婉随时准备撤回的语调，没想到陈老师那么干脆，人事厅管职称的一位处长刚收到陈老师签名的《白鹿原》，陈老师的原话是：“我能跟处长说上话，我给你试试。”一个月后，文件下来了，我们单位连我在内五个老师的职称全批下来了，被压了两年多。大家都知道这是陈忠实一个电话办成的事情，都要委托我联系陈老师去西安拜谢，我给陈老师打了电话，陈老师一口回绝，还说你这娃咋这么啰嗦。我只好给这几位教师解释，文学界都这样，办事送书，一本书值了几个钱，买几本《白鹿原》算是感谢。有一年，陕西国力队在西安比赛结束，比赛移到宝鸡，体育场就在石坝河，我有幸与市文联的同志招待陈老师吃西府岐山臊子面面皮等小吃，知道陈老师是个足球迷，连国力队都不放过，专程从西安赶到宝鸡看球赛。

2000年年底我举家迁到西安，执教于陕师大，跟陈老师居住的石油学院很近。那是他的工作间，房间都是书，沙发上凳子上都是书，专门有一间屋子写字，墨香浓烈，求字的人很多。有一次要求人办事，就给陈老师发短信求字，陈老师报电话打过来，还是那么军人式的直接了当的方式，让把字的内容发过来，我找了几句唐诗发过去，陈老师告诉我明天下午来取。我拿了一袋子钱，去石油学院家属楼，陈老师写了满满一桌子字，给好几个人写的，我原来要一幅就满足了，没想到陈老师给了两幅，我大喜过望，临出门时我拿出纸袋子，就被陈老师厉声呵住了，还是那句话：“你这娃，你咋是这么个娃，走，快走我还有事。”年底在妻子的督催下我带了两瓶西凤酒，以拜年的方式去看了陈老师，动用我当教师几十年的口舌功夫加上年气浓烈陈老师终于收下了酒。后来听人讲陈老师戒了酒，留下酒也是招待朋友们喝。

那年我还在宝鸡，《小说评论》发表我写的关于《白鹿原》的评论，陈老师打电话肯定了我的评论文章。2004年底迁居西安，2005年去思源学院讲课，才知道大地上真的有一个叫白鹿原的地方，我原以为白鹿原是陈老师像福克纳虚构那个邮票大的地方一样虚构上是的文学地名。陈忠实的书跟他的名字一样那么真实，在信史以外文学总是达到历史学家无法达到的高度和思想家哲学家无法达到的深度，黑格尔这样告诉我们，理性无法穷尽美，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谢琳都强调文学艺术审美中的“生气灌注。”这种生气就是一种生命气象生命意识，任何理论都是有限的，形象永远大于思维，而文学又具有的激情则充满更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陕西文学给全国文学的巨大贡献就是《白鹿原》《废都》自发表以来一直争议不断，这恰好符合艺术规律。2005年我看到真正的白鹿原，写下了《山河形胜白鹿原》发表在《北京晚报》上。

当年从新疆回陕西时几十箱书中包括从单位阅览室借而未还的发表过《白鹿原》《废都》的《当代》《十月》杂志，到西安每次见陈老师都有收获，陈老师签名的《白鹿原》《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原下集》等。

每年过年我都要给陈老师和贾平凹打电话拜年。给贾平凹发短信，贾平凹会马上回信新年同乐。陈老师不会发短信，都是直接通话拜年。今年我给陈老师发短信，陈老师没有回话，他说话很不方便了。不久前看到陈老师出席西安某个文化活动的报道，心里一喜，陈老师能正常活动了，打算放假后去拜访。

陈忠实是4月29日早晨去世，4月27日我给学生讲课时还重点讲到了陈老师。当时我讲的是文化积累对文学艺术家的影响，大意是作家艺术家前半生靠才气，才气与聪明是遗传的，而智慧是修炼的，是一个漫长的文化知识积累过程。就像人的身体，年轻时凭的是父母给我们的遗传。人到中年，就要进补保养了。2013年省作协换届，一群作家去看陈老师。出来后女作家张虹说，陈老师年纪不大嘛，咋一下子就老了，张虹同时谈到外地一个跟陈老师同龄的作家，游泳打乒乓球。我就告诉张虹，人家陈市长打得跟陈老师不一样，陈老师那个年代，农村人一年吃一次肉，过年的时候，一年吃一个鸡蛋，过端午节的时候，城市居民一个星期一个月吃多少次肉和蛋，或牛奶或白糖。若农民今天还好好的，第二天一个感冒一场小病就死掉了，生死间连一点过渡都没有。我爷爷就告诉我，都是年轻时干活吃不好，不像地主家公子少爷，看起来病歪歪的，都能活到八九十岁。那时候吃好喝好对一个人一生有多么重要，对生命多么重要。可农村孩子就是明白这个道理也没办法吃到好营养。我说的农村人一年一次肉一次鸡蛋，是我的生活经历，还不是年长二十岁的陈老师他们那个贫寒的农村孩子的童年，在陈老师的散文里我们看到，他的农民父亲为了供子女上学，砍光了自家树，实在撑不下去了，让陈老师休学一年，年轻的女教师送陈忠实出教室时眼泪流下来了，我写了那么多小说，出于自尊从不写自己的童年，还是忍不住在《喀拉布风暴》中不经意地写出了一段自己的影子，但也不是我自己，是我的小伙伴，为舔洒落在地上的有跟人打架，而另一段父亲为解孩子的馋重操旧业，当骟匠，把牲畜的睾丸带回来喂养儿子。这个细节来自于杨乐生第一次见面闲聊所得。师大的学生听得个个发愣，我借机提醒那些家庭贫寒的学生，一年少买一件衣服，每月就能加一百元生活费，每天就能吃一个鸡蛋一杯牛奶，穿好是给别人看吃才是爱自己。今年儿子叫我上微信，给学生的课外资料就以微信群发。4月29日早晨我真跟作协晓渭通电话，学生们纷纷发来陈老师去世的微信，我只教三十年，讲了古今中外包括当代作家的作品和生平，我从不和学生讲我自己，有些学生快毕业了才知道我是作家，4月29日我破天荒头条把我2012年发表在《北京晚报》的《山河形成白鹿原》转发给学生。

4月29日整天电话不断，大多都是鲁院同学，我和夏坚德约好早晨柏树林见，代表鲁院首届高研班全集同学献一个大花篮，柳建伟提议让班长李西岳拟写悼念，李西岳大校据说是写悼念文章高手，期间不断经同学修改，孙惠芬打电话让我帮献花篮，我告诉咱们班一个大花篮，孙惠芬才心稍安。孙惠芬2002年秋天在鲁迅院文学院高研班时，专门跟我探讨《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跟长工鹿三亲如兄弟的关系，我就告诉她，关中自古以来就这传统，我外公就是大地主，我妈带我去外公家，还要带一份礼去看另外一个舅舅，也是我妈的哥哥，这个舅舅就是我外公家的长工，他小时候讨饭到外公村子里，外公收留了这个苦孩子，干活到大小伙子，就给他娶媳妇盖房子分几亩地给牲口农具等，跟东家成亲戚，东家的小姐我母亲要叫他哥哥，我们这般孩子要叫他舅舅。辽宁作家孙惠芬就对《白鹿原》有了独特的感情。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李清霞相约九点在省作协见，代她花店订了花篮，她的导师雷达发来短信，代表全集小说学会给陈老师献花篮，花店给我们雇了一辆三轮车，扎上三个花篮，我和夏坚德坐三轮左右。摇摇晃晃从柏树林到建国路作协大院，到时门口人山人海，那么多学生。进灵堂祭拜完刚出来，省委书记娄勤俭一行就来了，陈彦部长和贾平凹忙出忙进。

在留言册上我留下：“日月经长天，白鹿鸣大野”。

下午跟李清霞一起去了陈忠实在东郊的家，家里也设了灵堂，院子里摆满了花圈花篮，西安工业大学的邰科祥教授在这里。见到了陈老师的家人，陈老师的爱人，朴实的老太太，陈老师写《白鹿原》那些年就是她养一大群鸡，支撑整个家庭，陈老师写完《白鹿原》后很悲壮地告诉老伴，这本书成功不了咱就养鸡。我对这个老太太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