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健 霍维洮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圣母圣心会移民垦殖活动述论

冯 健 霍维洮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利用移民垦殖的方式在内蒙古地区传教，表现出与其他修会和地区不同的特点，也成为近代化过程在该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具体表现方式。

圣母圣心会；移民垦殖；影响

“圣母圣心会”是1862年比利时神甫成立的旨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修会。它以内蒙古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先后建立了西湾子、集宁、热河、赤峰、绥远、宁夏（含内蒙古西部和陕北三边地区）、甘肃北部、甘肃南部、新疆、大同等十个教区。鼎盛时期的1940年，圣母圣心会管理的教民总数达到21万余人。［1］

一、圣母圣心会的移民垦殖活动

圣母圣心会的移民垦殖活动主要集中在西湾子、集宁、热河、赤峰、绥远和宁夏等地广人稀的教区。土地获得的方法最初主要是租买蒙民土地。1875年，德玉明（Devos Alfons）司铎在三道河“典租蒙古土地一段”，招来汉人垦种。［2］这是圣母圣心会移民垦殖活动的开始。 当然，租种教会的土地是有条件的——“加入慕道者的行列，才可使用土地”。［3］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记载，这种情况是有普遍性的：“河套一带，膏腴之地，多由彼辈（教会）以贱值租来，而以重值转租于教徒；教外之人，不得染指。”［4］

教会的土地除租买的以外，还有大量的教案赔教地。义和团运动后，内蒙古地区被摊派大量赔款。一些蒙旗穷困，拿不出现银支付赔款，就以土地作抵押割让给教会。据不完全统计，一些蒙旗的赔教地情况如下：

达拉特旗赔37万两，除交部分现银外，以3000顷土地抵赔；四子王旗赔11万两，除交部分现银外，以3366顷又66亩地抵赔；准噶尔旗赔2.9万两，以3000顷耕地抵赔；鄂托克、乌审、扎萨克三旗赔14.5万两，除交部分现银外，以东西长200里、南北宽20～50里的草地及部分牲畜抵赔。［5］

天主教堂出租土地的原则，仅以全家温饱为限。“禁止农民包揽过多的地土，每家按着人口多少和力量大小，拨地开垦。务必使土地不陷于荒芜，也不使地方上养一个闲人，避免大富，也决不能有赤贫。”［6］例如小巴拉盖之地比较肥沃，耕三十亩即可使五口之家度生。故该村种教堂之地者，平均每家不得超过三十亩。廿四顷地非六十亩不能使五口之家足衣饱食，故其出租率以六十亩为限。［7］各教堂根据土地面积的大小，田租数额也有差异。如三盛公教堂“一九二一年收租粮五百五十六石。一九二九年遭灾歉收，收租二百八十六石。一九三九年收三百三十五石。一九四四年收五百四十二石。渡口堂、补隆淖每年收租粮食数量更多”。［8］而乌兰察布盟三义堂一个教堂每年就可收租粮一千二百余石之多。［9］

此外，教会还对入教农民进行生活和生产上的扶持。教会方面的材料说：“种地的时候到来了，教士必然要借给他们籽种和食粮，而利息却是没有的。他们只须口头上许下，借了多少在秋收后就偿还便可。如果秋收欠佳，延迟到下年补偿也没有什么不可。如果他真是一贫如洗的教民，教士也能斟酌情形，把籽种及紧用的喉粮白白赠给他。”［10］民国时的记者也调查到：“（教会）对新招佃户不仅给以住所，而且给以耕牛籽种及必要农具，并贷以现金，这样一来一般人民怎的不信仰他们，崇拜他们，甚至为他们而驱使呢？”［11］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们还把西方的农业栽培技术、生产工具和优良农作物品种引入传教区。如民国二十年，银匠窑子教堂传教士自掏腰包，由荷兰买来一架唧水机用于土地灌溉。［12］据教会方面自己的统计，在圣母圣心会在华八十余年传教过程中，引进到传教区的农作物品种有酵母花、法国的小麦、法国种葡萄、各种白菜、萝卜、番茄、绿豆、铃铛果、莙荙、糖红萝卜、美国高梁和棉花等。传教士还同上海徐家汇的气象台取得联络，研究气候对于当地的农事影响。［13］三盛公教堂还设有农事实验所，致力于种子改良、对耕作方法与施肥等农事进行指导奖励。［14］

二、圣母圣心会移民垦殖活动的影响

圣母圣心会活动之时，正是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内蒙古社会由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化之际，社会转型必然在当地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困难。在移民这一特殊的群体中，这种矛盾和困难更加凸显。本地区的社会状况决定圣母圣心会这一外部势力进入时，必须要和一些本土因素相结合。圣母圣心会在移民中发展的成功是其与当地社会状况很好地结合了的结果。具体而言，圣母圣心会移民垦殖活动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圣母圣心会通过国外资助、信徒捐献、教案赔款等，积累了大量财富。其租买、勒索的土地，又成为教会资本增殖的源泉。教会财产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著名的二十四顷地教堂在1877年兴建时，仅有向蒙古王公租借的二十四顷土地；过了十年，其土地就已扩大至一万顷。根据绥远省的统计，到抗日战争前，教会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就占有农田500万亩，平均每所教堂两万亩。［15］圣母圣心会占有大量土地，出租给教民耕种，建立了与教民间封建性质的经济关系。时人就指出：“所谓教堂与司铎云者，无异与封建社会之大地主，而所谓教民者，不过一群极驯服之农奴耳。”［16］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其次，伴随着圣母圣心会占有土地面积的增加，以入教的方式移居蒙地的内地农民不断增多，内蒙古地区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教民聚居区——教民村。部分教民村的规模较大，有数千人，甚至两万人的。人口增加，商业随之繁荣，一些近代新兴城镇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例如西湾子、香火地，原是几家农户围绕着教堂的村庄，后来竟发展成崇礼县、凉城县县治所在地了。

圣母圣心会设立的较大农村及居民数字表

第三，圣母圣心会的移民垦殖活动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在圣母圣心会传教区的一些地方，天主教被称为“地主教”。有句顺口溜可以说明一些教民为何入教：“天主圣母马利亚，热身子跪在冷地下，神父！哪里拨地呀？噢来！红盛义去种吧！”［17］对于教民而言，一经入教，土地、耕牛、住所、农具等皆由教会供给，生活便有了保障。尤其是在贫困的边疆地区，教会提供的优惠条件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从社会结构和文化上考虑，移民离开原住地，受传统的影响较少。在中国传统的宗法一体化结构下，“奉教者得放弃自己固有的信仰或社会文化的习俗，脱离以前的团体和生活环境，做一个局外人”。因此，个人的皈依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往往遭到家族和村社组织的疏远、排斥，甚至打击。在移民中传教，来自这方面的阻力和风险便小了许多。

而且，圣母圣心会对教民的剥削程度要远低于当地地商对佃农的剥削。在内蒙古，主佃分成多为对半分即5∶5，灌区则多为7∶3，而教会与教民的分成则多为3∶7，偶有2∶8和4∶6的，并且在相当长时期内，赋税由教会解决，教民并不向当地政府缴纳赋税。再加上教民可以在医疗、教育、治安、诉讼等方面享受到教会带来的、其他移民所难以企及的好处，所以教民的生活即使在近代混乱的社会状况下也较为安定、平和、有序。因此，教民中有顺口溜形容他们的生活：“烧红柳，吃白面，好不自在。”有旅行者在游记中称赞三盛公教民村是“现实中的乌托邦”，是“喜洋洋地生活的广大民众的理想乡”。“乌托邦”也许是滥美之辞，但是当时教民村村民的经济生活水平普遍要比非教民村的村民高，这是勿庸置疑的。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只有那些没饭吃的人才肯领洗进教，有钱人多不愿奉教”，圣母圣心会招收的这些“吃教”的“糜子教友”普遍素质不高，对天主教谈不上真的信仰。正如一个饥民在答应信教后，对教士所言：“神父你看，你也懂得，如果我还有些口粮的话，我绝不来奉教。”所以有教民用顺口溜来形容进教的原因：“你为什么进教？我为铜钱两吊。为什么念经？为了黄米三升。”他们一遇好年景，便纷纷脱教，自寻出路。如城川苏坝海子“光绪三年遇荒年，有很多人去入教，依靠教堂的施舍度荒年。以后年景好转了，教徒也逐渐减少，只剩三十来户”。

第四，教会土地的扩张，直接侵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以内蒙古来说，教会移民的涌入，牧地被开垦，一些蒙古牧民被迫迁徙或改而从事农业，这就改变了内蒙古的民族构成和产业结构，也激化了蒙民的仇教情绪。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内蒙古各教区都有蒙民参与。比如进攻鄂托克旗城川教堂的主力就是鄂托克、乌审等旗的蒙古牧民组成的，义和团团民人数较少，只起了辅助作用。

第五，传教士将西方的良畜、良种和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技术和经验引入中国，并且开办了一些近代企业。教会的这些行为，如果抛开其传播福音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开发西北”的一种早期探索，对内蒙古地区的近代化1984（2）：253.

［10］王守礼著，傅明渊译.《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北京上智编译馆，1950：56.

［11］黄举安.《三圣宫与定远营》，《边疆通讯》1945（3）：9.《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宁夏分册，甘肃省图书馆，1986：269.

［12］王守礼著，傅明渊译.《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北京上智编译馆，1950：70.

［13］王守礼著，傅明渊译.《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北京上智编译馆，1950.

［14］（日）沪友会编，杨华等译.《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2000：335.

［15］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267.

［16］《绥远通志稿》卷八十一，内蒙古图书馆藏稿本.

［17］宿心慰.《天主教传入磴口地区述略》，《磴口县文史资料》，《三盛公天主教史料辑》，政协磴口县委员会，1989（6）：16.

［1］王学明.《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民族宗教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18）：782.

［2］王学明.《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民族宗教编》，中华文史出版社，1996（18）：780.

［3］贝文典.《圣母圣心会在华简史》，《塞外传教史》，第289页，（台湾）光启出版社，民国九十一年版.

［4］民国二十三年绥远省政府编印：《绥远概况》（下册），第十三编《社会概况》，第13页.

［5］李春达.《解放前的宁夏天主教》，《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宁夏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2001：233.

［6］王守礼著，傅明渊译.《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北京上智编译馆，1950：15.

［7］孙质中.《天主教在包头地区传教始末》，《包头宗教史料》，政协包头市东河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包头民族事务委员会，1990：201.

［8］宿心慰.《天主教传入磴口地区述略》，《磴口县文史资料》，《三盛公天主教史料辑》，政协磴口县委员会，1989（6）：90.

［9］王二记述，吕经耀整理.《“三义堂”简介》，《乌兰察布盟文史资料》内蒙古政协乌兰察布盟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D632.4

A

冯健（1975-），四川射洪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旅游管理系讲师；霍维洮（1956-），陕西绥德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宁夏大学西北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