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菁 郑廷鑫 翁 倩



一代奇才梁启超

□ 李 菁 郑廷鑫 翁 倩

他是一代大儒，有冲天才志，是公认的晚清第一学者，被评为中国历史上百科全书似的人物。纵观其一生，谋变法，反复辟，造共和，可谓善变之豪杰。然其一生所做之事皆为爱国、救国，无个人所求，光明磊落，桀骜不驯。他才如沧海横流，一泻汪洋，文似怒涛拍岸，潮音万里，他就是梁启超。

一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清末民初，帝国的衰亡，极权的崩溃，从政治到社会，从思想到学术，都显现出一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又互渗互动的状态。梁启超半个世纪中的所有追求与惶惑，困境与出路，误解和洞见，皆因时代而起。正如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概述：“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他本人对此也表示认同。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1890年，在同学陈千秋引荐下，17岁的梁启超拜访了32岁的康有为。此时梁启超已是举人身份，少年得志。康有为却仍是一名监生。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了他当头棒喝，觉得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学问。梁启超决定拜康有为为师。

此前的梁启超，接受的完全是传统教育。5岁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1岁考中第一名秀才，16岁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8名举人，主考官李端和副主考官都认为他“国士无双”，最后李端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是“善变”的梁启超人生中第一次“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

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联合3000名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建议颁布诏书，宣布变法。但是，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允许平民上书言事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并以失败告终，也就不在意料之外。

二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等6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宣告失败。

9月22日，苦劝谭嗣同逃离无果的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安排下，逃往天津，几天后登上日本军舰，开始逃亡之旅。到了日本以后，梁启超苦学日语，半年后就可以比较顺利地阅读。当时日本引进了大量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书籍，让梁启超大开眼界。他在一年后回顾这段岁月时感慨：“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戊戌变法的本意，也是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权内部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但进行百余天就被清朝的保守派扼杀。而彼时的日本，已进入明治维新的30年，整个国家焕发着勃勃生机。在西方政治学说的参照下，梁启超对保守、陈腐的清王朝产生了种种反思。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5册上发表《少年中国说》，以激情澎湃的语言，呼唤一个气象一新的“少年中国”的诞生。《少年中国说》一面世，“少年”一词风靡一时，《清议报》随即出现了不少以“同是少年”“铁血少年”等为名的作者群，或抒发壮怀，或吟歌励志。甚至连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的吴趼人，都一度以“中国老少年”为笔名，“少年”的魅力，至此可见一斑。《少年中国说》的风行，使得“少年”在清末社会里变成一种时尚的革命名词，彼时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自称。1902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而汪精卫后来密谋行刺醇亲王载沣被捕，吟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句，“少年”已经从概念、理想化身为血肉之躯、革命的先锋、未来历史的塑造者。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正式出版发行。在这期创刊号上，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长篇政论文《新民说》，强调“新民为今日第一急务”，大力宣传人们都要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人们都要具有“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新民说》一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开始意识到“国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尤其是“新民”对于“新国家”的迫切与必要。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参与政治。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称帝后，梁启超写了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消息后，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的银票，给其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发表。梁启超大怒，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太看不起人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

两年后张勋复辟，康有为是其最依赖的军师。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至此康梁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贼启超”。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几百块钱，才草草成殓。之后，又戴孝守灵，大哭三日。

三

当更激进的后来者选择了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来改造中国社会，实现他们心目中的“少年中国”目标时，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已经渐渐失去其“领风骚”的地位。但是，作为学者的梁启超却渐渐丰满起来。梁启超的最后10年，多在书斋与大学讲坛度过。在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中，梁启超影响和造就的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多。曹聚仁就说：“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然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他总嫌“费事”，直到1926年初，尿毒症加剧，小便中时常带血，才去协和医院治疗。协和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却在梁启超身上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手术。最初的检查中，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以手术割除，但仍未好转。之后才发现，手术割掉的是健康的肾，这是导致梁启超早逝的最重要原因。

手术失败后，舆论一片哗然，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大。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公开为协和医院和西医辩护：“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医史学家程之范说：“梁启超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如果这时对协和医院大加鞭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梁启超的确抱着“愿为众生病”的想法。

1928年10月12日下午3点，病中的梁启超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录下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是他的绝笔。之后，他被送到协和医院抢救，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卒于北京，安葬在西山卧佛寺，与发妻李蕙仙合葬。这位一辈子都在探求中国富强之道的“行者”，终于停下了脚步。

他的墓碑是长子梁思成、长媳林徽因共同设计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他生前好友沈商耆的挽联，是对此话的呼应：“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