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宋人家中只挂自己肖像】

台湾学者蒋勋先生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上借宋画讲述宋朝文人的生活：

“大家看一下，这张画里最有趣的是，他的屏风挂了一张画（像），这个画（像）刚好是他自己的自画像。我们从来很少知道，宋朝的文人家里是挂自己的自画像。我们常常提到说，所谓的self-portrait，西方美术里面讲自画像，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才发展出来的，就是说，你开始重视人的存在意义跟价值的时候，你才会有自画像出现。可是宋朝已经有自画像，而且是挂在自己家里。一个文人会把自己的自画像挂在自己的家里，而不是挂另外一个什么领袖或者是皇帝的像，表示说他觉得他自己存在的意义很重要，你要每天反省你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一个人对自己自我凝视的时候，他（才）有反省的力量。”

蒋勋先生所说的“这张画”，是指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一幅《宋人人物图》，作者为宋代画家，姓名已不可考。其实图中的画像未必是自画像，也可能是主人请他人画的，不过说是主人自己的肖像则毫无疑问。将自个肖像绘入图像，挂于书房或客厅，在宋代士大夫群体中是很常见的事情。这类肖像画，宋人称之为“写真”。

元初刘贯道画有一幅《消夏图》（美国纳尔逊·艾特金斯美术馆藏），与《宋人人物图》意境相似。刘贯道虽然生活在元代，但他的《消夏图》完全模仿宋画，描绘的也是想象中的宋代文人生活。此图中也画了一扇屏风，屏风上画的不是山水，而恰恰是主人自己的生活情景写实。因此，这屏风其实也是一幅写真画。由此看来，宋人的写真，未必仅仅是单纯的肖像画，还可以是类似于“生活照”的情景画。南宋刘克庄请过不少画家给他画肖像，但都觉得不像，后有一位叫陈汝用的画师，给他画了一幅“生活照”，以“长松怪石、飞湍怒瀑”，刘克庄“幅巾燕服，杖藜其间”，“见之者皆曰逼真”。

说起来，写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不过，在宋代之前，肖像画多出现在政治或宗教场合，如汉宣帝在麒麟阁陈列功臣像，唐太宗给凌烟阁二十四位功臣画肖像；又如唐朝佛教壁画中有很多供养人画像，民间人家也有供奉祖先遗像的习俗。到了宋朝，士大夫群体中似乎兴起了给自己写真的风气。就如今人热衷于拍写真集、玩自拍，宋朝的士人也喜欢请画师给自己画个肖像挂起来（有高超绘画技艺的士人还喜欢绘自画像），并且题写几句“画像赞”（画像赞是宋朝文人圈很流行的文体），自我评价，自我调侃，自我勉励，自我反省。

我们从宋诗中可以检索到非常多的“画像赞”“自赞”。北宋黄庭坚曾一口气写了五首《写真自赞》，毫无疑问，黄庭坚家中肯定挂着自己的画像。南宋杨万里也写过一首《自赞》，其短序说：“吾友王才臣命秀才刘讷写余真，戏自赞。”可知杨万里的肖像是一位叫刘讷的秀才所绘。与杨万里同时代的周必大，更是一名写真的“狂热分子”。他70岁时请刘敏叔给他画了肖像，并写一首《刘氏兄弟写予真求赞，时年七十》纪念；73岁时又请“南城吴氏记予七十三岁之颜”；77岁时，又请了法华院的僧人祖月“写余真”，并题词戏赞：“老子七十七，到处遮人壁。住世更十年，化身千百亿。”陆游自己当然也有写真画像，因为他写过好几首《放翁自赞》。

给周必大画像的“南城吴氏”，是吴伸、吴伦兄弟，也曾给朱熹画过肖像，时在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吴氏兄弟之后参与了朱熹领导的社仓建设，与朱氏过从甚密。10年后，朱熹将这幅画像赠给了石洞书院，并在上面题写了一首自赞诗：“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

相传朱熹还自己给自己画“自画像”。1974年，福建发现了一块清初朱熹第十六代孙朱玉所立的“朱熹对镜自画像”石碑（现藏福建建瓯市博物馆），画像为半身写生图，朱熹的面部特征（右颊有七颗黑痣）很明显。碑文称此像乃“文公六十一岁对镜写真也”。

不过，据一些学者考证，朱熹其实并无“对镜自画”的技能，此像应是绍熙元年南城吴氏给朱熹画的肖像，后世以讹传讹，传成了朱熹自画像。不管是谁人所画，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朱熹在世时，他的书房肯定挂着几幅自己的画像。

【给人画像的专业画家】

存世的宋人自画像还有桂林伏波山的米芾自画像石刻。米芾是北宋的著名画家、书法家，长于自写真，相传“米芾自写真世有数本”，流传于外，其中米家藏有一幅米芾的“自作小像”。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广西转运判官方信孺将这幅米芾“自作小像”借来，刻像于石，以纪念这位一百多年前（1074年前后）在静江府当过临桂县尉的大艺术家。伏波山的米芾自画像石刻如今已成珍贵文物。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赵孟頫《自写小像图页》，是唯一一幅保留至今的宋人自画像原件。此图绘于元初，作为赵宋宗室之后的赵孟頫将自己画成了一名漫步于竹林的隐者（这也是一幅有山水背景的“生活照”），大概是为了表达自己仕元的复杂心绪吧。亦有人称宋徽宗的《听琴图》也是赵佶的自画像，不过缺乏直接证据，存疑。

在没有照片作为参照的古代，画自画像肯定是一门高难度的技能，非寻常画师所能为。不过，这样的高手宋代出了不少，如北宋僧人元霭，能自写形貌，活灵活现；道士白玉蟾， “自写其容，数笔而就”；房州人“三朵花”，头上常戴三朵花，别人不知道他名字，便以“三朵花”相称，这“三朵花”能作诗，“又能自写真”。多才多艺的苏轼也曾对着自己的影子勾勒出画像轮廓，看过的人都不禁大笑。苏轼的朋友、著名画家李公麟也擅长自写真，他给苏轼画了一幅肖像，然后在苏轼像旁边画上自己的画像，苏门弟子黄庭坚等人看了此画像，也请李公麟给他们画肖像。

而专门给他人画肖像图的宋朝画家（相当于今天的人像摄影师）就更多了。有一位画过六殿御容的画家朱渐，京师人，生活在宣和年间，由于他画的肖像太逼真，坊间传言：“未满三十岁不可令朱待诏写真。”为什么？“恐其夺尽精神也”。同样生活在宣和年间的画师李德柔，也是“写真妙绝一时”。还有金陵人李士云，也是善传神，为王安石画过肖像，王写诗相赠：“衰容一见便疑真，李子挥毫故有神。”

宋朝出了这么多专业的写真画家，直接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群体请人画肖像的需求量之大。而宋代肖像画的发达，还催生出了供画家描摹的“模特儿”：“今乃使具衣冠坐注视一物，彼敛容自持”；“使人伟衣冠，肃瞻眡，巍坐屏息。仰而视，俯而起草，毫发不差，若镜中取影”——今日的画家画人像素描，不正是如此吗？不过，苏轼反对这种画法，认为这么绘画只能“写真”，不能“传神”。

明代仇英版本的《清明上河图》（辽宁博物馆藏）还画出了一间专给顾客画肖像的画像馆，位于商铺林立的临河大街上，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照相馆。由于史料匮乏，我们不知道宋代的市场上是不是也出现了类似的商业性画像馆。

【宋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为什么宋代的士大夫群体热衷于将自己的肖像画进图画，挂在家里？我觉得这是宋人自我意识集体觉醒的体现，诚如蒋勋先生所说，宋朝的士大夫“觉得他自己存在的意义很重要”，“每天反省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人看着自己的画像，就如同面对另一个“我”，你会看到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不同，甚至还会联想到明日之“我”，于是忍不住感慨万端。

这种种情绪，就体现在宋人的“自题画像赞”之中。如黄庭坚的《写真自赞》说：“如鲁直者，欲寡过而未能，以傲世则不敢。自江南乘一虚舟，又安知乘流之与遇坎者哉。”这是坦率的自嘲。苏辙《写真自赞》说：“心是道士，身是农夫。误入廊庙，还居里闾。秋稼登场，社酒盈壶。颓然一醉，终日如愚。”既是自嘲，又是自省。杨万里亦有《自赞》诗：“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风。”这是自况与自得。周必大70岁时的《写真自赞》说：“骨相屯，气宇尘。浊不盈，臞不清。视汝形，肖汝身。无古心，无时名，乃久生，真幸民。”表现出历尽风霜之后的豁达心境。

当然，说起自我意识的觉醒，我们可能立即会想到另一个时代——魏晋六朝。《世说新语》中有一段桓温与殷浩的对话，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殷浩说：“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好一句“宁做我”——这便是自我觉醒的宣言。

魏晋士人的自我觉醒，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肖像画风格上。余英时先生曾提出，肖像画是个人主义兴起的一个清楚的标志：“在西方，个体的发现始于中世纪后期，新式肖像画法的出现是其证明，这种画法描绘了‘一个具体的肖像和包含在它所有个性中的人性。在中国的魏晋时代，也产生着相似的变化。”虽然魏晋之前已有肖像画，但传统的肖像画“基本上都是杰出人物的肖像画，其目的在于激发人们的道德感……肖像画法中的说教传统在汉末并未完全消失，但一个崭新的个人主义人物画形式，在魏晋转折时期登台亮相了。在性格分析学的影响下，画家也以表现人的个性化精神风貌为目标”。

不过，我们也会发现，魏晋士人群体觉醒的自我意识，更多的是表现为对自己生命的挥霍和对欲望的放纵，所谓的“魏晋风流”就由饮酒、服药、裸袒、清谈之风构成。套用弗洛伊德的理论，魏晋士人的自我意识其实就是“本我”的苏醒；相比之下，宋人的自我意识，更多地表现为对“我”包括“我”的志趣、我”的际遇、“我”应担当的道义、“我”生存于世的意义等等）的理性审视，是“超我”的觉醒。

特别是宋朝的理学家，更是追求自觉地克制“本我”，发扬“超我”。用朱熹的说法，即“遏人欲而存天理”。人欲是过度的欲望与激情，天理是理性的外在表现。有人问朱熹：“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朱熹解释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为节制过度的欲望与激情，儒家倡导“吾日三省吾身”，朱熹也是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自省、自警。

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44岁，福建福唐县的画家给他写真，朱熹见画像上的自己“容发凋悴，遽已如此”，心中感慨，题下一段《写照铭》自省：“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力于始，遂其终。操有要，保无穷。”绍熙元年，朱熹又在另一幅画像上题写“自警词”：“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舆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十年后朱熹再看这幅画像，猛然间发现年华已经老去，让朱熹怅然的，也许是他感觉到光阴虚度，而“我”却一无所成。

（作者系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