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永祥

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先试点，再进一步完善方案和大面积推广。深圳就是这种改革方法的产物。笔者虽系江苏人，但一直关注深圳的改革与发展。作为以改革创新为灵魂的城市，作为中国改革的先锋，作为全国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建设的示范区，深圳承载着众多关心中国改革人士很高的期望，同等条件下，人们往往希望深圳能够做得更好。深圳发展的成绩是不言而喻的，但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短板与问题，本文主要就这些问题，简要谈谈笔者的看法。

深圳发展的短板所在

回顾深圳特区设立之初所设定的目标，主要包括：在改革方面，要探索如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在对外开放方面，要发挥好“四个窗口”的作用，充当对内和对外的跳板和桥头堡角色；在发展方面，要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让居民群众相应先富起来。但由于发展理念的偏差，以及对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社会理解的偏差，深圳其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一定程度上也与当初的功能目标相背离，主要表现在：

第一，二元社会结构的固化与困扰。这是自1958年起通过城乡户口制度建立起来的一种“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畸形社会结构，尽管在当时以及其后一段时期内具有必要性，但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趋势以及现代化的标准看，无论如何也是不兼容的，现代化社会应是一个人人平等共享和具有包容性的社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基本取消了城乡户口划分及居民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别，但对于大量外来农民工，这种差别依然存在。目前，深圳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数量大致相当，几十年来，外来人口为深圳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仍未能享受平等待遇，说明了二元社会结构根深蒂固，这是与现代化社会相背离的。

第二，未富先贵以及贵快于富，居民幸福指数提升缓慢。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物价上涨具有必然性，这就要求居民的货币收入水平要更快增长。但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物价上涨与居民的收入增长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小到日用品，大到房屋，价格的上涨速度和绝对水平令人咋舌，一些甚至超过了香港。

深圳一直是全国房价上涨的领头羊，2016年4月统计数据显示，房价每平米高达49876元，成为全国“最贵城市”，在一些房产机构和专家的房价泡沫预警等级中，已触及红色最高等级。房价高企导致生活成本和综合商务成本急剧提高，不少深圳居民选择到香港购买日用品。这严重削弱了深圳的发展竞争力，不仅限制了外来资本和人才的进入，且已有的资本和人才部分准备逃离深圳，华为公司一些重要部门由深圳迁往东莞即是一例。更重要的是，这给广大居民造成了生存压力。多年来，在全国幸福城市和宜居城市评比排名中，深圳始终未进前列，值得深思。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克服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和社会缺陷。北欧的丹麦、挪威、瑞典等福利国家之所以在全球居民幸福指数排名中名列前茅，与其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密不可分。而深圳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进度和完善程度明显滞后于其它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不仅是外来农民工，就连本地户籍居民的养老、医疗、失业、社会救助等保障需求都未能充分满足。

第四，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不容乐观。愈是现代化社会，生态环境质量应该越高。深圳除了面临土地资源极度紧缺的硬约束外，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和工作力度不够，2015年12月深圳发生的特大堆土滑坡事件，就是这方面问题长期积累的后果和现实反映。

第五，廉洁政府的建设有待加强。建设廉洁政府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特区，都是如此。然而，深圳在廉政建设方面的成绩单却并不好于内地。

产生上述偏差的原因，既有全国改革发展大背景的制约，也有深圳自身工作的局限。从全国来讲，一段时期以来，并没有解决好什么是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由于误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又把经济增长高度浓缩为GDP增长，而忽视了其它发展指标，于是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发展进程以及结果的失衡。在这种背景下，深圳自然难以独善其身。在2016年5月多家媒体关于深圳在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的系列报道中，位列其首的成就还是“稳增长”，检验其成就的指标依然是深圳较之其它城市持续高速的增长，而对房价、社会保障等民生类指标则少有提及。

深圳短板该怎么补

深圳作为全国“两个率先”示范区的功能定位是正确的，没有必要修正，需要调整的是对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社会的理解，以及目标体系的重设。深圳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比照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标准，补齐短板。为此，不仅需要深圳自身的发展转型，还需得到中央和广东省的更大支持与授权。

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深圳应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实现工作重心向在保持经济较快和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民生需要的转变。

首先可以从满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开始，再逐步满足教育、医疗、娱乐、旅游和休闲等发展和享受型消费需要。据此，重点解决与此相关的房价和日用品物价过高、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劳动时间过长和生态环境欠佳等问题，消除居民的压力和焦虑感，使深圳真正成为一个令人向往、惬意的宜居和幸福城市。其次，下大力气，消除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二元结构痼疾，实现从“盆景式”小康向普惠共享型小康的转变。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重点解决好以外来农民工为主体的市民化问题，使他们能够平等共享发展成果。再次，大力推进廉政建设，在这方面为全国做出示范和积累经验。十八大后中央的反腐力度空前，成绩斐然。下一步应乘此东风，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向纵深推进，建立长效机制。最后，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社会共性要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长期以来，深圳的创新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其它领域则相形见绌。下一步的创新重点应在巩固技术创新成果的同时，向这些领域扩展。

除此之外，深圳发展转型所面临的一些困惑、尴尬、纠结与制约还说明：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为了深入推进深圳的小康和现代化社会建设，真正发挥示范区功能，深圳应该得到更大的授权。在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深圳作为开路先锋，中央和广东省都赋予它以诸多其它地区所没有的特殊权利与政策。但总的来说，这种授权是有限的，一些根本性的权利还是没有，例如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及相应干部任免的权力，再如深圳大学发展了30多年，依然不温不火，没有大的起色与进步，而试图以体制创新实现短期内快速发展的南方科技大学在建立和运转中，则一直与教育部杯葛连连。可见，深圳的创新、先行和示范，实际上仍需更大空间。由此建议，为了真正发挥深圳的示范区功能，解开制约深圳发展的各种束缚，就要赋予深圳不仅包括科技创新，而且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体制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创新的权利。

（作者系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