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1947年9月2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作了三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理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当胡适在日记中抱怨“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时，距他1946年9月就任北大校长，刚好整整一年。事实上，抗战胜利后的北大复校工作，千头万绪，在国共内战一触即发的动荡时局下，在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的经济不景气状况下，为争取复校经费及当局支持，为确保北大教师生活无虞，学生有课可上，胡适殚精竭虑、竭尽所能。他马不停蹄，辗转南京、北平、上海、天津等地各种会议，忙得焦头烂额，寝食难安。就在这百般忙乱之中，1947年8月26日，为筹备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而飞赴南京的胡适，还抓住面见蒋介石的机会，提出“振兴中国教育”的十年计划，并力陈应将以北大为首的五大高校，列为十年计划中的第一批重点。显然，胡适在为北大谋求“利益最大化”，这个“利益”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国家支持，一方面固然仍有其“学术独立”的理想化诉求，另一方面也要让北大师生获得更多现实利益的实惠。

孰料，就在胡适以57岁的半老之躯强打精神，重振残局之际，却遭受了“吃饭”问题的困惑，更兼有向达的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向达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也是当时人心涣散的北大教授中能独当一面的人物，他在1945到1948年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还是北大训导处的七教授之一。在胡适未就任北大校长之前与就任之初，训导处都有直接处理校务、召集师生的职权。应当说，向达是北大复校以来，胡适可以倚重的教授之一，但未曾想如此“话不投机”。在教授会召开的次日，北大文科研究所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这是胡适“学术独立”十年计划中，相当重视的“样板工程”的开张之日——但作为委员之一的向达直接请假不去，以缺席的方式明确表示不合作。3天后，即9月27日，向达直接提出休假申请，在休假一年期间，赴南京从事学术研究。

显然，向达的不合作，在当时确给新任校长胡适不小的打击与难堪。但不支持胡适的“十年计划”也罢，特别强调“吃饭问题”也罢，这都是个人对国家时局，对个人境遇的体认，还达不到“交恶”的程度。胡适作为北大校长，不但有容忍反对意见的雅量，还要有切实担负起解决实际问题的责任。

【加薪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倍率】

北大百余教授因生活待遇问题而“群谏”胡适，导火索乃北大医学院教授的单独加薪问题。1947年9月20日，北大多位教授为改善生活问题致函校长胡适：

顷闻本校医学院沈院长，于九月十七日院务会议席上，公开宣布所有教员一律增加底薪三百元，所加底薪之加成数照发，如此即每人每月可增加五十四万元之数，不知此讯是否属实，仍请早日正式通知全校同人，庶月来为生活问题苦思焦虑之心境，可以稍安。倘荷采纳日前同人等之提议，召开教授会议，研讨妥善办法，尤所企盼，专此即颂道祺。袁翰青、孙云铸、陈友松、胡世华、吴之椿、张颐、张龙翔、吴恩裕、闻家驷、郑昕、申又根、袁家骅……同启。

其实，在这一加薪事件中，提到的医学院教授普涨300元的“底薪”，并不是指通常意义上“固定工资”的上涨。因时值抗战刚刚结束，民生艰难，经济衰败；且国民党政府金融管控紊乱，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速率已达难以想象的地步。当时北大教授的薪酬仍是按抗战前的标准额度核算的——这里所谓的“底薪”，乃七七事变前的薪酬额度，最高也不过600元。但要知道，这600元是以600银圆（法币未贬值前，法币与银圆1：1等值兑换）计价，而不是以抗战结束后疯狂扩发的、已巨幅贬值的法币来计价的。

实际上，当时的北大教授之薪酬发放，还要按照物价指数加乘以战前银圆计价之“底薪”的办法，来粗略核算，即所谓“加成”；此外再酌情发放少量的“生活补助费”。但这些核算发放薪酬的方法，既不精确，也不公平，北大教授的生活及待遇水准比之战前，都有明显下降。虽每月“加成”倍率都有所上涨，可还是远远赶不上物价实际上涨的倍率。几乎一日一价式的恶性通货膨胀，在结算薪酬时却只能采取上一个月的物价指数来“加成”。在这样的核算体系下，教授拿到手上的薪酬的实际购买力，普遍都低于战前水平，且还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

所以，医学院教授普涨300元“底薪”的消息一经传出，北大其它院部未能加薪的教授们，一方面在心理上很难接受，另一方面不得不开始急迫地争取加薪了。他们集体给胡适出了一道难题，不但要集体加薪，且要求这一加薪不是每月增加固定额度的“名义薪酬”，而是应与实际购买力相当的、随每月物价指数调整的“浮动倍率”之实施与提升。

事实上，北大教授这种加薪呼声，也对应了当时人人自危、人心惶惶的时局。在《世界日报》等报纸的版面上，几乎每天都开辟有“经济天地”栏目，从中可窥一斑。当时的美元对法币汇率为1：44000，这还是有利可图的收购价，售出则为1：45400。而战前发行的任何种类的银圆，此时都是“硬通货”，一块银圆就可兑换法币21200元。其余的食品物资，如面粉、大米、猪肉、油、白糖等，及生活必需的煤块价格也每天都有变化，足见当时物资匮乏与货币贬值之巨。

按照北大教授们的核算办法，每月底薪600元的教授，在1947年9月应得月薪的法币数额为418万元。依此推算，北大教授们所要求的薪酬数额，战前与战后币值的比率约为1：7000；这一比值，比之《世界日报》上公布的银圆与法币兑换比率1：21200，还有相当差距，二者之比值约为1：3。换句话说，北大教授们的加薪方案所要求的核算方法并不过分，在保持实际购买力的前提下，他们愿意将战前币值的薪酬实值调低两成，也算是共赴国难、共克时艰。他们急切地要求加薪，实在是逼于无奈之举——即使这一加薪方案实现，拿到手上的法币在一个月内也不贬值的话，他们实际上也蒙受着不小的经济损失——战前月薪600元的教授，满打满算也不过拿到了战前币值200元的月薪。

【回天乏力：金融体系已离崩盘不远】

面对北大教授们为提高生活及待遇的“群谏”，胡适首先解释医学院的加薪实为来自“美国医药援华会”的捐助，而非国内当局之意旨，以平息种种猜测与不满。为此，他还列举了上海医生与北大医学院教授之间的收入差距：北大薪金最高者，每月薪不到300万元，而上海医生每月收入9000万元乃至1亿元，平均也可月入五六千万元，300万元教授月薪与此数比较，实在清苦。以此说明医学院加薪也只是“杯水车薪”，并不能说明他们享受到了什么“特殊待遇”。

同时，在北大教授会上，胡适还提出专任学术研究费的申请，在不降低实质购买力前提下的加薪方案等。关于政府发放面粉、煤、布料等生活物资，胡适也为之多方奔走，能落实的尽快落实，未落实的则直接向上申报。

省会后两日，他即向时任行政院院长张群正式提出北大教授加薪的原则意见，并拿出了详细的薪酬调整办法与核算方法。

1947年9月25日，张群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茶会，招待北平各高校校长及主要教职员。胡适、梅贻琦、王正廷、徐悲鸿、袁敦礼、石志泉、周炳琳等百余人应邀出席。张群即席致词，形容国家“现如多病之躯，下药必须审慎”，恳切希望在座诸位能协助解决现实难题。最后，张群提及公教人员待遇问题，称：“本人就职后曾两次调整公教人员之待遇，而第二次所着重者在文武待遇均平之原则，因此已增加国库每月支出3700亿元，11月之调整正研究合理之办法。”

接着，胡适起立致词，陈述北大教授会前日开会，对政府有两点建议：“其一为下次调整希望不再降低本年一月公教人员所得之实质购买力，以后依此原则调整。”他举例北大工学院长马大猷教授的计算：按照8月份物价指数五万五千倍，以当年1月的生活标准，9月份生活补助费应为83万元，薪水加成与当年1月时相等，9月份600元底薪，教授合理之收入应为413万元。300元讲师收入应为248万元，150元助教收入应为160万元。燕大教授月入300万元，协和医学院教授月入400余万元，此仅为生活费，实非待遇。胡适继称：北大教授会另一建议，是为保持大学教授专任制度而提议，呈请行政院以教员底薪的5%为基数，按物价指数发给，作为专任学术研究费，职员亦同。如此600元底薪教授，按照上述规定每月专任学术研究费为165万元，200元底薪者每月研究费55万元。“上述建议务请张院长鼎力促使实现”，“能如此合理调整，则教授生活可以粗安”。致词毕，掌声雷动。

至于胡适的种种努力最终是否落实，北大教授们的“吃饭”问题是否彻底解决，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未能跟进，胡适日记也没有详加解说。这无话可说的背后，是众所周知，让人无语的史实——此刻，国民党政府的金融体系已离崩盘不远，北大教授设计的“浮动倍率”再怎么精确，也无法赶上货币贬值的速度了。即使当局于1947年9月底就采纳并批准了北大的加薪方案，并火速于10月就执行并实施此方案，北大教授们也会再一次被物价指数惊得目瞪口呆，大呼上当的。就拿顾颉刚于1947年9月28日的一则日记来比照，就会知道“浮动倍率”的加薪方案将注定是一纸空文。这一天，顾在日记中写道：“理一次发，两万元矣，实四毛也。”此刻，理一次发的价格已为法币20000元，实为战前币值0.4元，二者比率已达1：50000！如此看来，递交当局的加薪方案，已毫无实际意义；如果照此实施，战前月薪600元的北大教授，1947年10月“加薪”之后实得月薪仅为80元左右了。

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增发速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堪称“空前绝后”。当时，不光北大教授们对此难以想象，胡适也只能是竹篮打水白忙活；与此同时，全国民众都无一例外地卷入这场金融巨骗与疯狂劫难之中。据载，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额是5569亿元，比1937年同时期增加幅度已不小，但这还只是疯狂的开端。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与8月相比几乎翻了一番；1947年12月猛增到331885亿元；1948年8月21日，竟高达6636946亿元之巨，短短8个月里增加了19倍，如此一来，“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于是当局孤注一掷，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来取代法币，1948年8月19日付诸实施，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中国当前之通货·外汇与物价》）

就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发行金圆券的前10天，1948年8月9日，正在休假的向达又向胡适致信，再次表达了对北大教授、师生们“吃饭”问题的严重关注，提出应让曾经向学校贷款度日的教授们暂停还贷，并力争要每月发放3次薪水的建议。他在信中写道：

至于经济困难，自是一般现象，无论学校个人，莫不如此。而最近情形，似乎更为严重，学校停止一切购置及借款，同人以前之赖学校贷款以苏喘者，今以典贷俱穷，大都皇皇不可终日。先生于此种情形，当知之甚悉，欲图根本解决，目前自不可能，唯如：第一，学校对于同人旧欠，暂停扣还，或多分数期扣还，则每人每月经济情形可不致影响太大。第二，学校发放薪水，以后改为每月发三次，或至少每半月发一次。如此在学校方面或不至于动摇“国本”，而在同人方面能稍获喘息，可以有余力挣扎，亦未始非双方之福也。此自是消极方法，治本无关，唯仍祈先生有以詧之。（《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华书局1980年版）

对于向达的建言，胡适有无回信，其实已不重要了。有心重振北大的胡适，面对的是早已无力回天的现实；岂止一个北大复校后的“烂摊子”，国内皆是经济崩盘下的大“烂摊子”。

1948年12月15日，胡适在北平南苑机场登机，直飞南京而去。1949年元旦，他在日记中称自己是“逃兵”“难民”。就这样，当了两年多北大校长的胡适，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北平与北大，而是辗转于美国与台湾两地，直到1962年逝世。或许，一向以处理文教界实务见长的胡适，至死也会对这桩无法操办的“北大加薪案”，感到莫名的惶惑与困顿吧。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