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武

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终取得胜利，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的正确领导，有红军高度的觉悟、超人的坚忍与战斗精神，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统战工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重视中间力量在革命中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中，初步提出了多党合作思想和“党外合作”的原则，他们主张：无产阶级政党要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作；无产阶级可能而且必须联合其它阶级的势力，否则“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中共从中获得了理论上的启蒙。

但中共早期“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党内，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认为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盲目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决议，对待民主派别实行关门主义政策。他们认为中共只能联合“下层”的工农商学兵，完全排斥与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可能存在的联合，甚至提出全党成分工人化的要求，因而在搞武装斗争时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单纯的工农联盟，在江西搞土地革命时叫“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建立的红军叫“工农红军”，政权叫“工农苏维埃政权”，强调革命力量要纯粹又纯粹，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的损害。

毛泽东在1934年长征前，看到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两本书后很兴奋，说早点看到就好了，就不会犯那个错误了。毛泽东后来又两次总结教训，在1949年12月时说：“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不是因为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了。”1954年时他又说：“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对一系列带有独创性的革命斗争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并在抗战时期得到新的发展。

首先总结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和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失误。中共从生死存亡的考验中认识到，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社会结构决定了作为核心力量的任何政党，要支撑起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就必须广泛联合各种积极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同盟，从而在巩固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核心力量的作用。这是中共成立后统战思想和多党合作思想的重大转变，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命运。

其次是推进了党建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联系民族斗争实际，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党内组织发展情况，提出克服“唯成分”论，反对关门主义倾向；根据形势发展，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了“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此外还厘清了对中间阶级及阶级属性的认识。批判、纠正了“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开始重视中间力量在革命中的作用。特别是红一、红四方面军1935年6月在川西北金川流域，动员、团结联合藏族民众，相继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党、青年革命党、喇嘛教改进会等群众革命组织，建立反对民族压迫以及赞成民族独立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喇嘛和一部分小土司上官的联合战线，是长征时期建立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雏形，也预示中共联合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的新开端。

【统一战线逐步扩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共率先举起救国抗日的旗帜。1933年1月17日和7月15日，毛泽东、朱德两次发表宣言，提出红军愿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热烈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呼吁国共两党“互相宽容”“破镜重圆”，对蒋介石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1933年3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首次筹备大会，宋庆龄发表演说“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已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并且提议与任何军队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应当“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的进攻”。1933年4月，张澜受四川当局的委派，赴武汉、南京、上海、广州、香港、桂林等地考察，先后会见了蔡廷锴、蒋光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陶行知等民主人士和军队将领，与他们讨论抗日，此行对他后来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

1933年5月，在中共的推动下，冯玉祥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其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称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到张家口与冯玉祥讨论抗日，十九路军与红军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4年4月20日，由中共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要想依靠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来抗日救国，已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了。1934年夏，王绍鏊赴香港、广州策动陈济棠倒蒋抗日，后与陈达成了为中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北边境的默契。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断升级。中共为了让千万民众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再次倡导和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7、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内战，组织起全中国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行“全体同胞总动员”，以战胜日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初步确定，统一战线的范围超出工农商学兵联合，扩展为愿意抗日的各种党派、组织、行业、民族的大联合，把一切有抗日愿望与要求的人，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都纳入统一战线中。

【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在民族危亡关头，团结、抗战、民主成为中共和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实行合作的共识。

1935年12月，中共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同年12月27日，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分析和估量当时的政治形势，对“各党派合作抗日的相关问题”作了论证，同时明确了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指出革命不仅需要主力军，还需要同盟军；他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他们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徘徊，其中的左翼参加斗争的可能性较大，但需要争取和团结，还要重视敌人营垒中为了各自利益而发生矛盾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中共逐渐认识到民主党派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有革命的可能；无视民主党派的作用，只能削弱自己及民主力量。中共应该善于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政党和社会团体，以争取最后胜利。这是中共自“八七会议”以来政治路线的重要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宋庆龄坚决支持中共“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1月，她请曾是共产党员的董健吾牧师到延安，使中断了近十年的国共关系重新恢复。经宋庆龄协助，1936年1月，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去陕北采访，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首次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国统区中很多知识分子通过此书，对中共从不理解到心存同情，再到隐约怀有某种期许。

长征中后期，中共的统战政策更加开放，方法也更为灵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竹在胸。193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呼吁立即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开始实行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2月20日，中央红军发起东征战役，打算东渡黄河，通过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4月2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以及各党各派提出六项共同行动纲领。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感到，共产党人不计10年前与国民党“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之前嫌，以极大的政治情怀和社会责任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在行动上作出让步，积极配合。

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赴上海，与茅盾、郑振铎通力合作开展文艺界统战工作，9月中旬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郑振铎、林语堂等21人在宣言上签名，文艺界统一战线形成。

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公开倡议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说明：“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9月1日，中共中央适时将“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为最终的“联蒋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

毛泽东针对不同统战对象，有的通过信件交流，或联络感情，或阐释主张；有的派人当面协商，或陈述利害，或提出要求。他亲自致函各党派、民主人士、学术师友、社会贤达共70多人。1936年9月，他派潘汉年当面听取宋庆龄对具体组织统一战线的意见，并请宋庆龄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与潘汉年一见。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致函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代表红军和苏区人民向全体救国会会员表示敬意，并希望今后“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11月23日，南京政府公然将沈钧儒、邹韬奋等7人以“通匪”和“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制造了“七君子”冤狱，激起了全国十万人签名营救运动，中共在这些群众运动中顺势发展了统一战线。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信学界泰斗蔡元培：“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信的最后写了宋庆龄、何香凝等70位人名，“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蔡元培读到毛泽东信后，不顾年迈之身，持信去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国共共同抗日，委员长不答应就不走。

经号召、组织、推动，民主党派及中间力量、民主人士的响应、支持，伴随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英美派等一切抗日力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

中共将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政治上争取团结合作，组织上切实扶持帮助，利益上充分尊重照顾。

许德珩、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在“一二·九”运动后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委托中共地下党员徐冰、张晓梅转送陕北。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致信许德珩等北平各位教授：“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主动与共产党地方组织及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接触，并通过派代表或联络员、设电台、开座谈会等形式与共产党保持特殊的联系。李济深、蒋光鼐等呼吁各党派共同组成联合战线武装抗日。“西安事变”前后，马叙伦两次入川，劝说阻止四川军阀刘湘对红军的围剿，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第三党的黄琪翔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张群一起到他家座谈，促进国共合作；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响应共产党号召， 将“反蒋抗日”正式转变为“逼蒋抗日”，派党员罗任一去西安，利用与杨虎城的老关系，多次与张学良商谈推动联合抗日。救国会通过张学良的东北同乡爱国人士杜重远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表示“不会辜负众友人的期望的”。张学良1936年7月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拜访了他，并同他就组织联合阵线、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民主党派的积极活动，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态度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直处于各自为政状态的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在红军长征期间勇敢地站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前沿，赢得了民众普遍的好感和尊重。中共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足陕北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赢得了声誉，壮大了力量，使自己的政治动员、组织群众的优势得到发挥，为直接面对整个中国社会及各种政治力量，调动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

著名史学家胡绳总结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胜利？一个当然是靠武装斗争，再一个就是靠统一战线。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国民党在1931年后也拼命拉拢一些中间派人士，但长期跟它跑的很少。”“……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

【结语】

人心向背决定力量对比。“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正是长征中提出并逐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初步保守合作到最后全面团结合作。民主党派也在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从同情、支持、靠拢共产党，到郑重选择多党合作，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因此，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全党一定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