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虎城

讨论深圳，常议常新。2016年一季度深圳经济增速达8.4%，这反映了“十三五”开局之年深圳的起点水平。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深圳仍以远高于全国水平的增速，让世人惊讶地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神州大地斗转星移，潮起潮落，似乎唯一不变的是“深圳速度”。这是为什么？

很多人说，深圳作为中国最早的特区，一直享受着优于其它地方的政策。对于早期的深圳而言，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2015年世界知名杂志《经济学人》发文称，全球现有大约4300个经济特区，而深圳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即便在一些新兴国家，经济特区的成绩也往往平淡无奇，如印度一个邦仅几年时间里就成立了60多个经济特区，但“经济奇迹”并未如预期出现。在中国，也有和深圳同时起步的经济特区，如今已成为特区中的“遗落者”。

很多城市都在寻找原因——深圳是如何做到在不同发展阶段都能保持活力的？“深圳模式”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其它城市可否复制“深圳模式”甚至在复制过程中迭加创新以赶超深圳？

改革是灵魂，创新为驱动，转型靠实干

作为中国首个也是最为成功的经济特区，深圳以无所畏惧、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始终引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风潮，在不断探索中形成极具价值的改革城市样本。深圳因而经常被誉为“改革”的同义词。于是30多年来，深圳的每一个改革举动都可能变成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方向。从经济制度改革到金融制度鼎新，从法治建设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再到民生保障、经济模式转变，这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蜕变很多都源起于深圳。我们常说改革是深圳的灵魂，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似乎也如此。

剖析深圳改革又不难发现，转型与创新始终贯穿其发展历程。改革之初，整个深圳仅有两名工程师，可就在这个基础薄弱，几乎没有本土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土地上，孕育出了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出了华为、中兴、腾讯等一批明星企业。30年斗转星移，30年求索前行，一个缺乏科技基础的城市，是靠着什么在几乎所有的细分科技领域里都建立起优势？答案不言而喻：改革、创新、转型。

依笔者观察，深圳改革史上有过三次比较明显的转型。第一次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三来一补”企业的大量涌入为标志，让深圳从此前的以转口贸易为主，走向快速工业化，制造能力大大增加；第二次始于邓小平南巡后，1993年，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主导下，深圳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提出“科技兴市”战略，要把高科技企业打造成深圳的支柱产业，让深圳在高科技浪潮的竞争中提早十几年占据了制高点；第三次则与第二次相联系，以服务业的兴起为标志，将深圳推向服务业占据大半江山的经济结构新阶段。

正如厉有为所言，随着深圳发展的逐渐积革举动都可能变成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方向。从经济制度改革到金融制度鼎新，从法治建设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再到民生保障、经济模式转变，这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蜕变很多都源起于深圳。我们常说改革是深圳的灵魂，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似乎也如此。

剖析深圳改革又不难发现，转型与创新始终贯穿其发展历程。改革之初，整个深圳仅有两名工程师，可就在这个基础薄弱，几乎没有本土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土地上，孕育出了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出了华为、中兴、腾讯等一批明星企业。30年斗转星移，30年求索前行，一个缺乏科技基础的城市，是靠着什么在几乎所有的细分科技领域里都建立起优势？答案不言而喻：改革、创新、转型。

依笔者观察，深圳改革史上有过三次比较明显的转型。第一次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三来一补”企业的大量涌入为标志，让深圳从此前的以转口贸易为主，走向快速工业化，制造能力大大增加；第二次始于邓小平南巡后，1993年，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主导下，深圳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提出“科技兴市”战略，要把高科技企业打造成深圳的支柱产业，让深圳在高科技浪潮的竞争中提早十几年占据了制高点；第三次则与第二次相联系，以服务业的兴起为标志，将深圳推向服务业占据大半江山的经济结构新阶段。

正如厉有为所言，随着深圳发展的逐渐积这一过程中，“深圳模式”变得异常清晰：

政府干自己该干的，市场活跃自己该活跃的。当然对于深圳来说，特区的本位不能丢、也丢不得。只有率先在重大改革上试水探路、攻坚克难，才能够不断为其它地区的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深圳要领先，不仅是深圳自发的，也是深圳自身定位所决定的。深圳很清楚：改革干得好是理所当然，干不好是千夫所指。这是压力，也是动力。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复制“深圳模式”的制度路径是通畅的，政策红利是丰厚的，但要落地生根，还必须有社会共识。这种社会共识不仅要求公务员系统遏制自己伸向市场的手，也需要民众习惯照法规办事，而不能动辄找关系，也即要树立社会层面的法治信仰，或曰形成照显规则办事的社会风气。

这实际上对复制“深圳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是对政府的，也是对民众的。知行难，首要责任得政府来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权力运行方式转变了，社会行为方式也会相应转变，水到渠成。而对深圳自身来说，权力运行方式的转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还必须随时谨防权力异化的空间出现反弹。

赶超深圳，深圳也在赶超

不少内地城市在复制“深圳模式”的时候，提出要赶超深圳。这种勇气固然可嘉，但“深圳模式”并未停下脚步等着被赶超。相反，深圳也有自己赶超的对象。

2015年1月，习近平再度对深圳工作作出批示，要求深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创造新业绩，努力使经济特区建设不断增创新优势、迈上新台阶。随后深圳提出“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新概念，打造国际创客中心和创业之都、打造“创投之都”等，深圳又开启了新一波转型。

早在2014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深圳就在综合经济竞争力的排名中首次超越香港夺冠，而上海和台北分列第三、四名。深圳俨然已成为中国在综合经济层面的排头兵。排头兵难当，中国不少地方的改革如火如荼，有的也走在全国前列。深圳不可能守着不动，坐等被超。深圳唯有放眼全球，对标更先进的经济体，才可能在排头兵位置上坐得久一些。

2010年，深圳率先提出“叫板新加坡”的口号。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新加坡每平方公里GDP产值折算为18.4亿元人民币，香港为14.3亿元人民币，深圳只有4亿元人民币。对比境内城市，深圳或许有优势，但对标更先进经济体，深圳的差距还很大。从政府效率到法治环境，从民生保障到社会管理，深圳需要做的改革、可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提出，实际上就是要形成对比新加坡的比较优势，通过学习来创新，通过创新而补足，通过补足来优化，不断提升深圳的竞争维度。维度上去了，对标新加坡才心里有底。当然，新加坡也不断在变，2006年6月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推出了为期10年的“智慧国2015”资讯通信发展蓝图，希望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以资讯通信驱动的智能化国度和全球化的都市；2014年新加坡政府又公布了“智慧国家2025”的10年计划，目标是建成全球首个智慧国家。

“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和“智慧新加坡”的提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高科技、互联网化、智能化、开放化。两相对比，深圳却具备新加坡不可能具备的最大优势：深圳是中国的深圳，新加坡却只是新加坡的新加坡。

回顾“深圳模式”的塑造和改善，离不开中央与深圳的改革合力。小平两次南巡和习总书记视察深圳，深圳实现了三次转型，充分释放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政治利好：是中央对深圳的支持，令深圳不断在改革中凤凰涅槃；是全中国人才的“孔雀东南飞”，让深圳成为人才的高地，进而成为引领改革发展的高地；也是中国强大的市场容量和不断对外开放的步伐，让深圳坐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而有进可攻、退可守的经济战略纵深……“深圳模式”说到底就是“中国模式”的先行者。

难题还有不少，堡垒依然横亘，中国改革有多少难关，深圳就需要率先攻克多少难关。习总书记对深圳的期望并不是眼前的风光，而是踏踏实实为中国全面改革谋篇布局，让改革的引擎更加智能、更加强劲。“深圳模式”只是对过往成绩的总结，而未来的成功模式，全靠当下人去开创。向前走，别无退路。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