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乃明　段帅帅

杜丽何如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

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有故村。

现代剧作家田汉先生的这首《谒汤显祖墓》作于1959年4月16日，用词虽很平实，但汤公不让莎翁的民族自豪感不禁溢于言表。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汤显祖，当仁不让地成为明代最伟大的戏曲家。但任何一位伟大剧作家的出现，除其本身具备的天才条件外，还必然要辅之以相应的时代条件，伟大剧作家是一定时代的儿子，他的伟大作品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汤显祖合称为“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的戏剧作品，剧情虽以梦境为核心，但其主题却紧扣晚明中国的时代特征，反映着晚明社会的现实图景，体现着他对那个时代的矛盾与困惑。那么，所谓“晚明”与“晚明时代”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内涵和时代特征呢？

独一无二的“晚明时代”

从严格意义上讲，“晚明”并不是一个十分严谨的断代概念。据考证，“晚明”一词最早出现于清人笔端，只是一种关于明朝后期的惯常表述。但到民国以后，它却被赋予了某些特殊内涵。如同人们熟知的“晚唐”“晚清”等历史表述一样，朝代名称之前冠以“晚”字，主要是为了突显它所蕴含的社会转型特征，表明这一时期虽然在政治上处于王朝的靠后阶段，但其社会经济仍在发展之中，并且表现出迥异以往的鲜明个性。所谓“晚明时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代断限，它只是一个相对模糊且富有弹性的历史表述。＼

既然“晚明”概念揭橥了这一时代的转型内涵，我们不妨就用转型、变迁来概括晚明时代的一般特征。如果我们把关照明朝的时空坐标放远一些，就会发现，从16世纪初叶开始，中国与世界都在不约而同地发生着深刻变革：中国处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起步阶段，欧洲世界也已开始向近代转型，全球化的大幕在徐徐拉开。有了早期全球化的浪潮涌动，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晚明时代这样一个一头连着中国、一头连着世界的双重转型禀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晚明的“欧洲”烙印

就明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互动而言，因为欧洲势力东来，晚明社会与世界历史的转型变迁已紧紧联系在一起，晚明历史开始越来越多地打上了“欧洲”烙印。如伴随葡萄牙人、荷兰人的东来，以佛郎机、鸟铳、红夷大炮为代表的西洋火器迅速传入中国，从东南沿海到长城一线，从广大内陆到西南边陲，欧式火器已经成为晚明中国讨论最多、装备最广、作用最大的新式武器，晚明军事装备开始出现以欧式火器为主、火器与冷兵器轻重易位的重大变化。而随着军事装备的革命性变化，晚明中国的军队构成、战术思想、国防观念、军事工程等许多方面都已呈现相应变化，晚明时代的军事变革开始了。因为中西外交理念的巨大差异，晚明中国在与东来欧洲势力打交道的过程中，不得不逐渐改变沿袭两千年的朝贡外交理念，即绕过分封—朝贡的传统外交模式，在对中国主导的封贡秩序不会造成较大冲击的前提下，积极发展与欧洲国家互利双赢的务实经贸关系。如允许葡萄牙人租住澳门，放开由葡人主导的中外贸易；定期开办广州交易集市，允许葡萄牙人采购或推销各类商品；开放福建月港，允许漳州、泉州商人满载中国商品出海前往马尼拉，与吕宋西班牙人进行商品交易。这种重经贸、轻封贡的外交转向虽然还只发生在中国与东来欧洲势力之间，但它对中欧之间双向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无疑发挥了推动作用，标志着晚明中国的对欧外交已经发生了因应时代变化的重大调整。而随着中欧之间经贸联系的不断强化，特别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远东殖民地对劳动人手的强力需求，中国人口的海外流动加快了。如在西班牙人殖民的吕宋马尼拉、荷兰人殖民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都有大量的中国移民存在。他们或往来于中国大陆，从事中外之间的商品交易，充当中国帆船的船工、水手；或定居于上述殖民地，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以及其它服务性行业。而在广东澳门，来自省外尤其是福建地区的外贸商人、经纪人等也为数众多。人口的内外流动尤其是海外流动，是晚明社会活力、外向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中外之间的交流互动中，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如随着天主教的再次传入，一些人接受了天主教，中国人从此多了一种宗教信仰，上海徐家汇、河北献县、山西绛县、陕西汉中、福建福安等地甚至出现了天主教徒聚居区。一些西洋风俗因天主教而在中国扎根下来。以丧俗为例，徐光启在父亲去世后所举行的丧葬仪式带有浓厚天主教色彩，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治丧习惯。这些做法在“其心好异”的松江地区蔓延开来，并且导致丧制、丧服的变异。因为天主的“十诫”清规，一些入教士大夫的纳妾行为受到了制约。而番薯、玉米等海外农作物的引种推广，不仅丰富了晚明中国人的食物来源，改变着中国人的饮食结构，而且对番薯、玉米的精深加工又一定程度地推动着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烟草的传入对晚明中国人的影响更大。吸烟与饮茶、饮酒一样，很快成为明代中国人的生活时尚。种植烟叶还成为农民致富的一种手段。

尤为重要的是，晚明时代的知识结构与对外观念也因中西之间的交流互动而发生诸多变化。在东来欧洲人尤其是来华耶稣会士的影响下，西方世界的新旧知识相继传入中国。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新航路开辟后的世界地理知识和西方科技知识。晚明知识界以好奇、开放的心态看待地圆知识、五大洲知识，并以实用态度接纳天文历算等西方科技知识，西学开始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补充。因为西方新知，传统华夷观念受到一定冲击。如一些晚明知识者接受五大洲观念后，认为中国疆土远比想象中的要小；依据地圆观念，他们意识到中国也不是天下的中心；而随着欧洲文明的不断输入，一部分晚明士人倾向于接受天下双文明的现实，并对传统的夷夏标准提出质疑，认为过去那种以地域定华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华夷观念松动后的积极回响就是呼吁向西方学习，“借远西为郯子”成为晚明开明士大夫的普遍主张。他们认为应该像孔子师郯子那样，不耻下问，博采众长，广泛摄取西方文明的有益精华。于是在军事领域就出现了仿制西洋火器的热潮，这比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要早几百年；在知识界有对世界地理新知的渴望与了解，这比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也早了几百年。更有甚者，某些晚明士人还对欧洲的政治制度表现出一定兴趣，认为中国上古的“三五之世且不逮”，这在晚明思想史上确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作为晚明时代的智者，汤显祖显然注意到了中外互动的某些变化。在贬官徐闻典史期间，汤显祖曾到澳门、肇庆一游。在肇庆，汤显祖遇到了两位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感受到他们宣传天主教义的热忱。在澳门，汤显祖见到葡萄牙商人，目睹了他们的生活状态，还与为葡萄牙人服务的译者交流。当然，更接触到不少被称为“番僧”的欧洲传教士。因为这一经历，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时，就有一些关于中葡交流的描写。如《谒遇》一出有“一领破袈裟，香山岙里巴”的番僧，有“多生多宝多菩萨，多多照证光光乍”的天主教堂，有众多的“番鬼”和“通事”。其中关于多宝寺“祭宝”的描写，彰显了葡萄牙人的富庶；关于“大海宝藏多，船舶遇风波。商人持重宝，险路怕经过”的描写，有对泛海通商者的同情；而对“识宝使臣苗舜宾”贪得无厌的描写，则有影射嘲讽外贸官员的强烈意味。把欧洲人物和众多商品搬上中国戏剧舞台，《牡丹亭》无疑是第一次。通过剧中人物的活动和对白，以澳门为窗口的晚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盛况得到充分展示。

追慕浮华的奢靡之风

而就明朝历史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而言，晚明社会的转型变迁又与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专制集权松动、礼教约束失效、异端思潮兴起等密切相关。因为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活的大大丰富，逐渐激起人们的消费欲望，明初以来敦厚朴实的社会风尚发生了显著变化，追慕浮华的奢靡之风由城市到乡村，由士绅而平民，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衣食住行都已呈现新的特点。如衣着服饰方面，明初崇尚朴素，“服不锦绮”，僭越使用“违禁龙凤文者”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正德以后，服饰渐趋艳丽，皇权象征的团龙、立龙纹饰开始成为普通百姓的常饰花纹。穿着奇装异服者增多，有的地方甚至流行男着女装。《虞初新志》记载了一个名叫顾玉川的江阴人，“尤好奇服，所至儿童聚观”。有时又穿“纸衣”，行则瑟瑟有声。无独有偶，无锡邹公履来游南京时，也是“身着纸衣”，且头戴红纱巾，脚蹬高跟屐，着装十分另类。因为晚明读书人喜好红紫艳服，“大类女妆”，看不下去的归安人李乐不禁作诗哀叹：“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与此相反，当时的妇女却衣如文官，裙如武职，甚至“上衣长与男子等”，体现了男装化的倾向。这样一种阴阳易位的反常现象被人称为“服妖”。在饮食方面，人们也一改明初的简朴传统，转而追求丰盛。据嘉靖文人何良俊回忆，小时见人请客，几样果品、几色菜肴而已，只有贵客临门或新亲过门，才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一年不过一两次；如今寻常宴会，动辄上数十道菜，而且“水陆毕陈”，不乏“远方珍品”。仕宦之家如此，普通人家也这样。那些“人无担石之储”的市井小民，也一味追求享乐，不把储蓄当回事。即便是“奔劳终日”的舆夫、仆隶，晚上回家，也要备些酒菜，“夫妇团醉而后已”，不会去想明天的事。在居住方面，明初等级森严的宅第限制被打破，士民住宅由草舍而瓦屋，由低矮到高广，由朴素而雕画，逾制情形有增无减。江宁文人顾起元引《建业风俗记》描述了南京的情况。他说，正德以前，南京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而到嘉靖末年，士大夫家自不必言，普通百姓也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则“僭拟公侯”。至于屋内陈设，明初难得一见的细木家具走入寻常人家，就连“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在出行方面，明初的进士都是步行，后来稍稍有骑驴的，弘治、正德时，有两三人共雇一马的，再后来才都骑马。现任官员回家，一开始也是步行，成化时开始骑马，到弘治、正德年间才开始坐轿。到了明末，乘轿已不再是品官的特权，就连低人一等的优伶也公然坐上华丽的轿舆，出门演出了。

随着奢靡之风的日渐蔓延，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财富第一，金钱至上，整个社会弥漫着越来越浓的铜臭味。旧时“门楣求其称，婿妇惟其贤”的婚姻之道被人抛在脑后，只要有钱，“良贱不及计，配偶不及择”，金钱观念已超过门第观念，成为现实婚姻的第一选择。亲情、友情也在金钱腐蚀下变了味道。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里写道，商人经商回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赚了多少，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晚明宗室朱载堉的一首小令《钱是好汉》，更是形象道出了钱的神通：“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如今人敬的是有钱，蒯文通无钱也说不过潼关。实言，人为铜钱游遍世间；实言，求人一文跟后擦前。”

专制集权的松动

晚明专制集权的松动，表现为皇帝的决策独断受到文官集团的一定制约。从明初的制度设计看，以内阁为代表的中枢机构对皇帝咨询有“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的责任，认为不妥的可以谏止驳回；以都察院、六科为代表的监察机构则对朝廷的重大决策行使监督权，这是对皇权进行制约的制度性体现。遇到重大事项，皇帝要召集九卿、科道官廷议，特别重大的事情还要投票表决。所以，明中后期的皇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独断专行。以明神宗为例，他虽然宠爱郑贵妃，却不能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他希望常洵长留北京，却又不得不将其藩封洛阳，种种的无奈与苦楚，实难与外人道也。更要一提的是，晚明时代的言谏之风十分盛行，皇帝常常受到来自臣民的激烈批评。比较著名的例子有海瑞痛骂嘉靖皇帝和雒于仁指责万历皇帝酒、色、财、气。性格乖戾的嘉靖帝把海瑞关进了监狱，却不能治以死罪；至于雒于仁，他虽然让明神宗没能过个好年，神宗却拿他没有办法，只能由他病退了事。晚明重臣沈一贯的一篇揭帖描述了万历二十六年臣民非议朝廷的情景，其中写道，过去人们私议朝政，不过街头巷尾，喃喃耳语而已，如今则大庭广众之下，由说书人编成唱词故事，抵掌剧谈”，毫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朝皇帝遭受如此非议，这在大一统的封建时代是前所未有的。

礼教约束失效的根源在程朱理学没落，而程朱理学的没落又为异端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明初，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钦定的哲学思想，学者非《四书》《五经》不读，非濂、洛、关、闽不讲，言不合朱子者，“率鸣鼓而攻之”。科举考试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命题。但正德以前的理学家如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都是“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的人物，缺乏开拓创新，理学本身丧失了进一步发展更新的可能。加之专制统治造成的思想僵化，学术衰退，使得程朱理学日益走向没落。而明朝中叶开始的社会变迁，也使一部分学人感受到程朱理学的压抑和困顿，从而寻找新的思想出路。于是，程朱理学转向象山理学，并最终造就了“阳明心学”。我们所说的晚明“异端”，正是出自“阳明心学”的一个支派——“泰州学派”，又被称为“左派王学”。经过何心隐、李贽等人的推波助澜，异端思想终于在晚明社会掀起一阵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