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冷西

1956年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是一年中气候最好的月份。从9月15日到27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就是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八大”距“七大”整整十一年。1945年4月到6月召开“七大”以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比人们意料快得多地投降，我们党全力投入迅速扩大解放区的斗争中。接着，只有不到两年的“和平时期”（其实武装冲突不断）结束，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而悍然发动内战。人民解放战争虽然比预期五年更早地取得胜利，但战争极其紧张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在那种情况下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显然不适宜，也不可能。幸好党的“七大”科学地预见到形势发展的前景，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确定了壮大人民力量的路线，不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在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3月，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和策略。这次会议，实际上起了全国代表大会的作用。那时全国尚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尚未解放。

“八大”是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召开的。很明显，党在这种情况下的基本任务是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差不多在“八大”正式大会之前一个月，召开了七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从8月22日开始，一直到“八大”前两天（9月13日）才结束。

与七中全会同时交叉进行的是“八大”的预备会议，这个预备会从8月30日就开始了。

之所以在“八大”之前这么早就召开七中全会和预备会议，是毛主席深谋远虑的布置。他在北戴河度过一个夏天之后回到北京，就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提早召开七中全会和预备会议。他认为，十一年没有开代表大会，经验非常丰富，当前任务又要全力转向建设，面临许多我们不熟悉的新问题，这些都需要大家有充分时间坐下来好好议一议，使“八大”开好。他说，文件没有准备好不要紧，“披头散发”反而便于大家提意见。闭门造车是搞不好的，丑媳妇何必怕见公婆。

事实上，尽管大会文件早就着手起草，但真正敞开思想，广泛交换意见，把各种各样的观点加以澄清，统一全党高级干部的思想，还是在七中全会和预备会议过程中。由于有这样充分的准备工作，到“八大”正式大会开始，议程中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在七中全会和预备会议中，大家议论较多的有几个问题。

关于形势和矛盾的看法

由于1955年下半年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大家对形势的估计普遍比较乐观，会上很有一点像祝捷大会的气氛。

据国家计委的统计，到1956年6月，全国农户有91%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国手工业者有90%参加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或供销生产合作社；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实现了公私合营，个体小商业也基本上合作化。

因此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说：“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毛主席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两者都说“决定性的胜利”，大家都没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由此而引申出的结论则曾经有过争论。

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中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有些同志怀疑，是否已经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呢？“决定性的胜利”就等于完全胜利吗？本来，人们记得，毛主席在1955年12月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曾经指出：“1955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里说的是“决战”，即决定胜负之战，是决战中“取得基本胜利”，这同解决了谁战胜谁问题的提法没有实质上的不同，都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的。有怀疑的同志很快被说服了。因此起草大会关于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同志由此进一步加以引申，势属必然。

决议说：“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

又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做出这个结论十分必要，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主要从事阶级斗争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才能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是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伟大的先进的工业国，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这同毛主席在当年年初（1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现在是技术革命时代”，同他《论十大关系》（4月）中提出我们要“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也同他在预备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提出要团结一切力量搞建设，以免被从地球上开除“球籍”，是相互衔接，前后一致的。

这个大会决议草案，由陈伯达负责起草，中间修改多次，直到大会闭幕前一天才改好印出。主席团在9月27日下午闭幕会开始前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决定把草案提交大会表决。大会上通读一遍就通过了。

大会闭幕后，我因为是大会的新闻组负责人，马上到后台休息室去向邓小平同志（他是大会秘书长）请示：决议是否照发，还有什么要修改的。我看到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那里。他们正在议论有关决议的问题。毛主席说，他在大会上通读决议时又认真看了一遍。他觉得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说法要斟酌，把“要求”和“现实”、“需要”和“不能满足”作为主要矛盾是否妥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关系是不是主要矛盾？我们过去一贯的看法，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少奇同志提出是否再加修改才发表。毛主席说，大会已经通过了，再修改不合党章，而且现在一时也想不出恰当的提法。明天就照样发表，以后如何修改从长计议。在场的其他中央同志也同意这样做。

看来，大会决议起草、修改过程的确有些仓促，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也是经过多次修改才形成最后那个样子。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同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争论后勉强同意挂上去的。当时有的同志提出任何社会的基本矛盾应当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原来草案的提法没有涉及生产力不妥，但生产关系虽然刚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也不能说已经走在生产力前面。议论了好久才想出那个“制度”与生产力的矛盾。结果还是被毛主席一语道破了。

从毛主席那两年（1955年至1956年）的讲话和文章看来，他虽然多次提出要把主要力量转到建设上来，但确实从未提出过主要矛盾已经变了。

“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思想，最早出现于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的报告中。当时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面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中国存在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在全国解放后，特别是在“三反”“五反”中，毛主席多次强调这个思想。

1952年6月6日，毛主席在对中央统战部起草的一个文件的批语中，明确地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毛主席是充分肯定的，对四年完成预定十五年的改造任务他是高兴的，但是，他是一个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十分谨慎、严肃的人，从来对成绩的估计是宁可少些、不可多些，对困难的估计宁可多些、不可少些，对时间的估计宁可长些、不可短些。所以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他一直是慎之又慎。他认为“八大”决议的提法不妥，但究竟怎样才算确切，他又不想仓促论断。

我记得在苏共“二十大”后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他曾多次提到有些事物暂时还看不清楚，难于论断，因为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还不了解矛盾的各个侧面及其相互关系。

毛主席对“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如何确定为好的意见，当时只有中央领导同志等少数人知道。“八大”以后，毛主席很久也没有再提这个问题。甚至到了10月下旬爆发的匈牙利事件过程中，毛主席仍然维持“八大”决议的提法。他在八届二中全会（11月10日至15日）上的讲话中，仍然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只提出应该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但是在这之后不久，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文过程中，毛主席越来越明确地感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并不等于结束阶级斗争。他在讨论像匈牙利这样比我国更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还会发生反革命势力利用群众的不满煽动暴乱时，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不仅在于它在国内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有强大的国际资产阶级作后盾。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主席讲到闹事时指出：“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这段话表明，毛主席认为我国基本上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已完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而不是已完成其他一切方面的改造。资产阶级、地主、富农，以及反革命分子仍然存在，也就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仍然存在。

到了1957年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主席不仅提出阶级斗争没有结束，而且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还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以上的话，是在反右斗争开始后修改讲话整理稿时毛主席特意加进去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了国际上的匈牙利事件，又有了国内的右派进攻，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的观点越来越明确，把他在党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提法的存疑，越来越清晰地表达出来。

到了1957年7月间，他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而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到了10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才正式提出“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对。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问题，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当时正是反右斗争的紧张时刻，对毛主席的这个意见，虽然有些同志不无犹豫，但全会最后同意了。

因此，在第二年（1958年）5月间，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议正式决定修改“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同意了毛主席的提法。

关于建设方针

在“八大”正式开始之前的文件起草和讨论过程中，关于建设方针问题（主要是发展速度问题）没有很大的争论。因为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草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1958年到196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5%，其中工业增长100%，农业增长35%。大家认为，这样的速度体现了“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建设方针。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提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的错误，又要反对冒险主义的错误。这是因为大家有1956年上半年的教训。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上“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保守倾向后，全国农村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潮，不仅合作社的数目迅速增加，而且合作社的规模越来越大，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随着《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发展纲要40条》，以下简称“农业40条”）的制订，许多地方都掀起了农业建设高潮，同时也发生抢时间、赶速度的倾向，企图争取提前实现“农业40条”订定的亩产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标。

《人民日报》在1956年元旦发表社论，号召“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并根据毛主席在制订“农业40条”过程中提到要多快好省搞建设的思想，和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1955年12月写的）中强调农业以外的其他经济战线和文教战线也要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意见，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原则”，作为所有事业必须遵守的要求。这篇社论第一次公开提出多快好省的原则，影响很大。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掀起了建设热潮，工业方面的同志满有把握地保证在1956年底提前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方面的同志也保证到1957年也可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这中间出现了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的倾向，贪多、贪大、贪快的思想相当突出，以致严重损害了综合平衡，物资供应十分紧张，财政支出猛增，市场商品短缺。

6月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和周总理根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汇报的情况，提出要防止和纠正急躁冒进的倾向。这对纠正当时发生的急躁冒进的偏向，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有这样的教训，在“八大”文件起草和预备会议过程中，大家对建设方针没有什么争论，只有个别地方和部门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由周总理做报告）时提出要增加建设项目和投资。而且在“八大”正式大会发言中，不少地方负责同志（如湖南、陕西、福建等省委书记）还讲到取得成就的同时还发生急躁冒进的错误。

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报告中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时，都指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的错误，也要反对冒险主义的错误，强调实事求是，积极而又稳妥。大会的决议也是这样写的。当然，这两个报告和决议，都没有谈到“多快好省”的方针，但实际计划和措施中都注意到了。从“八大”准备工作开始到“八大”通过决议后闭幕，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听到过毛主席对此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据我所知，毛主席关于“多快好省”的意见，是在1955年冬制订“农业40条”过程中跟一些省委书记谈到的，并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也没有在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不论是1955年4月间的五中全会，10月间的六中全会或1956年八九月间的七中全会）上提出来。唯一见诸中央正式文件的是：中央1956年3月间批发全国总工会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决议时曾经发出过一个通知，其中说到“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相结合的方针下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更推进一步”。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对不提“多快好省”很有意见，对反冒进也很不满。

在“八大”开过不到四个月后，毛主席在1957年1月间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流露了对1956年夏天反冒进的不满。他说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一个右倾，刮起一股说“合作化不行”的歪风。

到了反右斗争开展后的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明白地提出：1956年下半年一股风扫掉了三个东西，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指中央委员会“促退”不“促进”）。他说要恢复这三个东西，要“复辟”。这是他在全会的最后一天提出的，会上并没有开展讨论。

三个月后，毛主席在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上当面批评了少奇同志和周总理（没有提陈云同志，他因病没有参加南宁会议），说他们去年的反冒进是错误的。从此就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这是后话。“八大”时人们压根儿就不晓得。

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

“八大”是在苏共“二十大”半年后召开的，当时，一股反个人迷信的潮流在泛滥。我们对此作了分析。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一致认为，个人迷信是历史遗留的一种习惯势力，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贯彻实行群众路线。斯大林的错误不能只从个人迷信来解释，而且他的错误在他一生中只占次要地位，他功大于过（详见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基于这样的看法，“八大”准备工作和文件起草过程中，中央一致强调加强集体领导，强调我党历来反对突出个人，反对个人迷信，但也不否定杰出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重要作用，不否定领袖的作用。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在谈到党的领导部分时，反复论述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同时又指出：“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决不是否认了个人负责的必要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相反，它是使领导者能够充分正确地和最有效地发挥个人作用的保证。”

少奇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富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小平同志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在充分论述党的民主集中制时，从党的历史上说明贯彻实行集体领导制度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突出个人有重大意义。这个报告在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于个人的神化的同时，也申明我们党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

人们从“八大”的这两个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都尽量少提个人的名字，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但是在十分必要的关键之处，也毫不含糊地提到毛泽东同志。少奇同志报告中有两处（包括上面引述的一处），小平同志报告中有六处（包括上面引述的一处）提到毛泽东同志。

当然，人们会问，为什么“七大”的党章中写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没有了呢？

这个问题，在“八大”文件起草过程中，中央政治局曾多次议论过。当时，党内有些同志主张保持“七大”党章的提法，理由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我党确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体制，党的工作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并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些同志则主张不必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彭德怀同志是其中之一，但他不是唯一的主张不提毛泽东思想的人。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后来也赞成不提，并且着重说明，不提并不等于否定毛泽东思想是我党的指导思想，因为它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肯定了马列主义也就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同时还考虑到“八大”有各国兄弟党的代表团参加（后来来了几十个兄弟党的代表团），不提比较合适，免得兄弟党误解。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毛主席在1956年8月初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明白表示他不赞成在党章中提毛泽东思想。他说，现在的情况同“七大”时有很大变化，我党已成为执政党，同各国兄弟党的交往越来越多。在这种时候，我们以多做少说为好。这不但有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也有利于我们做其他兄弟党的工作。这不单单是因为现在流行反对“个人迷信”，提了不合时宜。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还主张两个报告中不但不提毛泽东思想，还要尽量少提个人名字，也就是少提他的名字，不要歌功颂德。他还谈到了七届二中全会禁止用领导者名字的决定。后来两个报告就是根据毛主席的这些主张修改的，删去了原来的草稿多处提到的毛泽东的名字，但增加了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内容。

就是这样，在“八大”召开之前，在“八大”预备会议和七届七中全会之前，关于集体领导和领袖作用问题，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中央政治局的一致意见，也向中央委员和参加“八大”预备会议的代表们解释了。

毛主席退居第二线问题

这里需要谈到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在讨论修改党章的过程中，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新党章关于党的中央组织一章，应新设一个名誉主席的职位。他说，他将要退居第二线，新的书记处是第一线，将来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当党的主席，当个名誉主席就够了。

毛主席退居第二线的想法，早在1953年就有了。那一年的夏天，毛主席在离京到外地之前，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当他不在北京时，政治局的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这很可能是毛主席看到斯大林去世（在这一年的3月）后马林科夫仓促接任苏共总书记，表现得很不成熟，因此深谋远虑，未雨绸缪。

事隔三年，在“八大”筹备工作中毛主席重提此事，并提议在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中吹点风，让大家有点思想准备。据此，小平同志在9月10日预备会议上解释新党章草案时就透露了毛主席想在将来退居第二线，只当党的名誉主席，所以草案中新设了名誉主席的职位。

在以上问题上，虽然发生过一些不同意见，但在大会正式开始之前，在预备会议（8月30日到9月12日）过程中就解决了。因此在“八大”正式会议上对五个正式文件的意见不多，很快地就取得一致了。

“八大”同过去我党历史上历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有一个不同的重大特点，这就是我党第一次接待这么多兄弟党代表团参加全国代表大会。有46个兄弟党在大会上致贺词，还有16个兄弟党发来贺信和贺电。参加大会的各兄弟党的代表团普遍地同我党领导人会谈，交流情况和意见。毛主席本人就亲自会见了15个兄弟党代表团。各兄弟党代表团普遍感到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中国和中国党的好机会，中国党有许多特色，过去知道得太少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苏共“二十大”以来的一系列事件，经过直接参加我党“八大”，各兄弟党对中国和中国党的观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党不再被认为是陌生的、无足轻重的一支队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