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申

在眼花缭乱的香烟品牌中，有一个知名品牌叫“大前门”，正阳门箭楼的图案赫然印在香烟包装的正反两面。

老北京人都明白：前门原本指的是正阳门城楼，而不是正阳门箭楼。如此说来“大前门”烟标的图案显然是找错了“门”。尽管如此，几十年来丝毫没有影响这款香烟的销售。将错就错吧，所以，本文提供的照片也是正阳门箭楼……北京人憨厚，自己城市里的标志性建筑被人家抢注了商标大赚其钱，这么多年来从没有听到过一声抱怨的话。

1970年初，我被调到一个新组建的单位。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初次见面互不相识，少不了互相了解，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你是哪里人呀？”有一个叫王平的战友问我，我答道：“北京人呀。”“北京人？”他接着说，“那我问问你，大前门上有多少个窗户？”一下子就把我噎住了，见我回答不上来，王平说：“告诉你吧，94个。”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个文化大革命串联时在颐和园多宝塔上抠下来的佛爷脑袋佐证自己到过北京。还说：“连前门楼子多少窗户都不知道，北京人？蒙人吧！”

小孩子之间的争论是有理说不清的。当时，北京有700万常住人口，那年月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茶叶要工业券，每人每月半斤肉，谁有那闲心吃饱了撑的，没事跑到前门楼子底下数窗户玩儿的。就是现在北京有2000多万常住人口，您随便找出100个人，让他们回答这个问题，恐怕99%的人答不上来。可是我当时的心情不是这样的，觉得非常惭愧，很丢人。

正是由于受到了这样的刺激，1972年探亲假回到北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跟“大前门”照了个合影，并且认真地数了一下窗户的数量，没错，是94个，如果算上箭楼后边的那个一共95个。我数完窗户走了，却招来一群外地人也跟着数，而且越聚越多。一大群人站在马路上数窗户玩儿，显鼻子显眼，结果是还没等他们数完呢，就被警察轰走了。

“大前门”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同时建造的还有瓮城、闸楼，并增建了城楼。同年改称“丽正门”为“正阳门”。从那时起“大前门”的正式名称是：正阳门箭楼。城台高约12米，正中辟券门，与城门相对，门洞内设“千斤闸”。箭楼面阔七间，宽62米，进深20米。北出抱厦五间宽42米，进深12米；箭楼通进深32米，抱厦辟过木方门三，两侧上方各辟箭窗一孔。箭楼为重檐歇山顶，铺灰色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饰绿琉璃瓦脊兽，通高38米。

大前门的瓮城是京城各个瓮城最大的，瓮城北侧是正阳门城楼，南侧是正阳门箭楼，东、西另辟有闸楼。箭楼城门平时关闭，只有皇帝通过时才开启，平民百姓等出入内外城，要走东、西两侧的闸门。瓮城外侧，有一圈商铺，瓮城东边的叫“东荷包巷”，瓮城西边的叫“西荷包巷”。以大前门为界，大前门南边有护城河，河上有单孔石桥一座，曰“正阳桥”。桥面分为三路，中间为御路。桥南有一座六柱、五门、五楼的牌楼，中间门洞的匾额上书：“正阳桥”，足见正阳桥的重要性。北京的牌楼成百上千，比如单牌楼有两处；分别是东单牌楼、西单牌楼；四牌楼也有两处：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五牌楼”指的就是正阳桥牌楼，这个名称叫了好几百年了，老北京人对此没有歧义，毫不含糊。民俗谚语“三桥、四门、五牌楼”，说的就是大前门的特点。

北京城的中轴线也叫子午线，子为鼠，午为马，正阳门和地安门位于内城中轴线的两端。1957年在施工中，从正阳桥地下挖出一匹石马，以后又在地安门北边万宁桥地下挖出过一只石鼠，这可能是作为子午线的标志之用。

大前门失过火，分别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有照片记录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焚烧大前门外老德记洋药房，火势蔓延了大前门外大片商铺，以及东、西荷包巷的商铺，正阳门箭楼未能幸免。这正是：药房着火，殃及城门。提起那次大火，老北京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民国四年（1915年）当时的北京政府为解决正阳门交通堵塞问题，聘德国工程师罗克格设计改建正阳门道路。拆除正阳门瓮城及东西两座闸楼，在城楼东、西两侧城墙各开辟两个洞子门。拆除瓮城后改造正阳门箭楼，在箭楼抱厦北侧加筑月台，月台前建两侧“之”字形蹬道。箭楼四周加筑水泥挑檐及护栏，以为箭楼之环形通道及眺台，原箭楼与瓮城衔接处塑补半月形西式图案。箭楼第一、二层箭窗加水泥窗眉，抱厦两侧各增加5个箭窗，故箭楼箭窗即成为94孔。所有箭窗均改成玻璃窗，箭楼内也有很大改动，曾辟为“国货陈列馆”，后又辟为剧场、影院。箭楼南之三路石桥亦将中间御路拆通，改建后的大前门成为了唯一的中西合璧箭楼。

1949年后，正阳门箭楼曾作为检阅台，解放军首长在此检阅解放军入城式。

1957年，城楼、箭楼装设避雷针。

1976年，唐山地震，正阳门城楼、箭楼受损。

1976年-1978年，对城楼、箭楼进行大修。

1988年1月31日，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9年，对箭楼进行修缮。

1990年1月，前门箭楼对外开放。

2008年之前，有关部门借奥运会为由要对大前门修葺，内容有拆除窗眉、月台等西洋建筑的痕迹。方案公布后，老北京人坐不住了，议论纷纷，我也是反对者之一：坚决反对在大前门上做手脚！给老北京人留个念想儿吧。我也清楚，把我的声音放大100倍也挡不住“有关部门”的行为，关键是国家文物局这道坎儿他们根本迈不过去。

有网友问：老门，当初修葺天安门的时候没见你咋的，为什么动一下大前门你反应如此强烈？顺便说一下，我的网名叫“门外汉”。我的理由如下——天安门，那是北京的吗？当然天安门地点在北京，您没听到歌中唱到：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场，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毛主席检阅革命队伍的地方，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如果不明白您再看：我们的国徽里面有天安门，天安门上也挂着国徽，在我们这个世界190多个国家的国徽里面是唯一的。我到过30几个国家，拍了几十年的门，这个概念我还是有的：天安门不是老北京人的象征。反观大前门，位置居于崇文、宣武、东城、西城的中间，它和老北京的宫廷文化、王府文化、官僚文化、平民文化、戏剧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青楼文化、市井泼皮的次文化、建筑文化里面的门文化等都能沾上点边儿，要是给它拆个面目全非，能不心疼吗？

其实，承载文化的不仅是建筑、环境，更重要的是人，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够一定规模的人群。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方言，有着非常接近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着差别不大的审美情趣，起码喜怒哀乐应该是相同的。上中学的时候，地理老师把北京的行政区划编成顺口溜，便于学生记忆：崇文宣武东西城，朝阳海淀丰台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是城区，朝、海、丰则是近郊区。一道城墙把居住在北京的人群分成城里人和城外人，蒙古骑兵南下攻打北京，城外人惨遭屠戮，城里人往往能够躲避兵燹之灾。同是一道城墙阻碍了城里人和城外人的正常交流，使他们形成了分裂的文化认同。曾经有一位特别能写的作家，提出过“大院儿文化”的概念。他认为解放后，随着新政权定都北京，许多职能部门也建在了北京，如中直机关、海军大院、空军大院等。我一直没有想明白，一个机关大院儿，住户来自天南海北，口味不同，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生活习惯不同，这个地方的人习惯早晨用冷水洗脸，那个地方的人用洗脸盆和面包饺子。方言不同，您说一个笑话，他不笑；他挖苦您一句，您根本听不懂。他们能在几十年里形成共同的文化吗？

最近有一种声音说，住在北京的老年人应该搬到河北去养老，说这话的人不是找挨骂吗？日本鬼子占领北京的时候也没有把北平的老年人都轰到河北去呀。当然骂人也是不对的，不过应该算一笔账。本人1953年在北京出生，没觉得老，以我为界限，年龄比我大的就算是老北京人吧。在我出生的那一年统计人口，北京市有400万人口，大多数是住在郊区的农民，城里人绝对不到半数。咱们按照180万计算，那好，这部分北京出生的原住民只占13%，如此算来只有20几万人了。比较北京现在3000多万的人口规模，已经很少了。每年一到春节，外地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北京城万人空巷，非常清静。直到这个时候，大前门周边的老北京人才能把这口气儿喘匀了。您让这个群体迁出北京，给您腾地方，杯水车薪，非但解决不了由于北京人口过多带来的问题，反而添加了许多麻烦。所以呀，鸠占鹊巢的手段请慎用。再说了，这群老北京人，吃着老北京的吃食，讲着老北京的方言，有着老北京的做派，脑子里多少装着一些老北京的掌故，他们走了，让一些操着南腔北调的人挤进来，那还叫北京吗？郭德纲发明了一套鉴别北京人的办法，给人一闷棍打晕了，灌一碗豆汁，苏醒之后破口大骂，这肯定不是北京人。如果这人苏醒后抹抹嘴儿问：有焦圈儿吗？这才是北京人。您说北京人多厚道呀，好意思轰他们走吗？

大前门建成已经将近600年了，高高耸立在老北京四九城的中央，和周边的人们一道看惯了朝代兴衰、政权更替、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卑不亢、处事不惊、平易近人；不招灾、不惹祸，踏踏实实过日子。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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