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舒妍

木刻年画繁琐的工艺对于乔麦来说就像是给自己化妆，

“江南仕女从来不会觉得自己贴花黄时间太长”

位于校场桥路九号的朴园紧贴苏州昆剧院，正对唐伯虎故居，苏州市木刻年画博物馆侧身其内。乔麦进了朴园大门，拐进左侧典型的苏式园林，穿过通幽曲径、亭台池榭，来到一栋门口立着两个凶神恶煞的天兵天将的二层小砖房，上了二楼，走进办公室。

办公室进门左侧墙上挂着两幅桃花坞木版年画。靠门的那幅《麻姑献寿》是乔麦的作品，拿下了全国首届木刻年画联展金奖；靠里的则是乔麦的师兄孙一波的《一团和气》（雍正版），曾获山东潍坊全国年画展金奖。

门一侧的书架上散落着制作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一些工具：六七把不同颜色的棕刷，几十盒国画颜料、水彩颜料，三四块刻着才子佳人的色板。

乔麦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掏出一块刻了一半的木版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泡上一壶茶，打开工作台灯，开始了她的刻版工作。

巧遇“意中人”

82年出生、今年才34岁的乔麦，已经从事了12年桃花坞木刻年画制作。

桃花坞年画与天津杨柳青年画是中国年画的两大中心，并称“南桃北柳”。相较于北方杨柳青年画的宫廷画风格，诞生于苏州这个四大才子故乡的桃花坞年画更偏向文人画。作为唯一一支发源于城市的木刻年画，桃花坞年画以细腻的线条、淡雅的色彩和丰富的寓意取胜，不少画面还有诗句题咏。一些早期的木刻年画制作之精细，甚至与原版的文人画难辨雌雄。

这让生长在江南水乡、性情温婉的乔麦产生共鸣。

乔麦从小随爷爷生活。苏州文人汇聚，乔麦的爷爷就是一个古派文人。每年过年爷爷写对联，乔麦就站在边上帮他拉着宣纸。受爷爷的言传身教，或是“出于骨子里的基因”，乔麦打小也喜欢写写画画。现在乔麦的母亲也常打趣她，当年夏天最热的时节，所有的孩子都在外面疯玩儿，只有她安安静静坐在家里，在纸上涂涂画画。后来进入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就读，她顺理成章地选择了装饰艺术绘画专业，学习工笔、陶艺等比较传统的艺术门类。

2001年，彼时刚进入大学的乔麦，偶然参加了学校举办的一场桃花坞木刻年画展览。第一次看见桃花坞年画的乔麦心里一动，“就像茫茫人海中遇到了一个想要厮守一生的人。”

“虽然学画十几年，像在那一个瞬间才被点亮了。”乔麦这样回忆她与桃花坞年画的初次邂逅。

机缘巧合，次年桃花坞木刻年画研修班来到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招收学员。乔麦回忆起上一年的那次“偶遇”，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考，竟“幸运地和它走到了一起”，成为了研修班那年招收的4个学员之一，师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大师房志达、王祖德。

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制作分为画稿、刻版、印刷、装裱、开相5道工序。过去这5道工序分工明确，由工匠配合完成。王祖德先生却严格要求学生精益求精，掌握每道工序。

按照王祖德先生的说法，“学会画稿要5年，学会刻版要4年，学会印刷要2年。”按照研修班的课程安排，这11年的内容乔麦却要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学完，期间还要算上寒暑假、毕业考察和毕业作品设计。

好在王先生是针对老一辈毫无基础的工匠而言，而高强度的学习对于乔麦来说，“虽然辛苦，但是自己喜欢，也就无所谓辛苦了。”

对镜贴花黄

木刻年画繁琐的工艺对于乔麦来说就像是给自己化妆，“江南仕女从来不会觉得自己贴花黄时间太长。”

虽然桃花坞木刻年画与文人画风格相似，但在创作上仍不尽相同。负责教授画稿的王祖德先生让学生们从反复临摹古人名作开始，感受桃花坞年画的独特风格。

对于乔麦来说，学习桃花坞年画的艺术风格，她只需要一周、两周，可是真正的创作却要用一生来钻研，这对现在的她都并非易事。

创作需要灵感。带着点文人情怀的乔麦喜爱花花草草，她最珍爱的作品就是自己创作的《午候系列》：《六月午候》、《七月午候》、《八月午候》分别以荷花、木槿、牡丹为主题，摆在桌上、凳上、几上的花朵千娇百媚，形态各异，花瓣渐变悉尼的色彩像是文人用画笔在熟宣上细细晕染开的。

每天上班、下班，工作、生活，她都在找寻能够入画的事物。今年春天，她走在上班路上，突然在一片钢筋水泥中看到一小朵蒲公英。这朵蒲公英那一天都占据着她的脑海。那天深夜，乔麦就把它画在了版上。

乔麦偏爱在夜晚创作。白天刚起来难免心气上浮，而下班回家又要照顾女儿、料理家事。直到8点半把女儿送上床，属于自己的时间才真正开始，可以静心屏气画点儿东西。

创作艰难，并非所有的画稿都能刻印。乔麦每年绘制的十多幅画稿，只有一两幅最终印刷。“一旦印刷，就要深思熟虑”，灵感迸发的一刻画稿容易，之后的刻版、印刷却会耗费大量精力。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后仍爱不释手的画作，乔麦才会把它付之印刷。

相较于画稿的艺术性，刻版与印刷更偏向技术。刻版的知识性内容简单，老师上课用五分钟将四种刀法一讲，剩下的全凭学生自己琢磨。

刻制工具主要是拳刀，形如月牙，因安装木柄、拳握方便而得名。乔麦从磨刀开始就吃了不少苦头。十几厘米的刀片，乔麦按照老师示范的方式磨了一下午，磨光了刀砖，刀片也只剩短短一截，她仍没磨出理想的刀型。

发刀、衬刀、挑刀、复刀四种刀法看似简单，在实际操作中却困难重重，具体的下刀位置、用力深浅，全凭个人经验。乔麦从直线、曲线、交叉一点点学起。直到刻出第一块版，仍错误百出，她的手也被拳刀划得伤痕累累。就在前两天，她的左手大拇指还被划了一道一公分的口子。经常受伤，乔麦却并不觉得难熬，“就像情侣吵架一样”，小打小闹是常有的事。

印刷是门体力活。在研修班时，房志达老先生教授乔麦印刷。老先生对他们要求严格，规定一上印台，除非三急不能下台，布置下每天一两百张的印刷任务，让学生们从量变到质变。而老先生自己，虽然业已八十几岁高龄，仍然在印台上一站就是一天。

桃花坞木刻年画与别处木刻年画相比，最独特之处就在于套色印刷，一版一色。完成一幅年画通常需要刻制十多个版，每个版根据上色的部位不同而分别刻制不同的内容。为了让所有部分最后能严丝合缝地组合成一幅画，要先完成线版的刻制，印刷出十几份轮廓图，再分配颜色，不同色版照着线版的印刷描摹。

刻好的木版用棕刷刷上颜料。棕刷用棕榈树的棕丝绑成，硬度、吸水度理想，太硬会损坏刻版，太软又会刷上过多颜料，不吸水沾不上颜料，太吸水又耗颜料……“有时候真是特别佩服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乔麦如此感叹。

为了更好地还原文人画中渐变的色彩，桃花坞木刻年画独创了木版水印的技术。提前将梨木刻版浸润，同时将印刷的宣纸打湿，在刻版的一侧点上颜料，当颜色顺着水洇开时印在纸上，就形成了渐变效果。

精细的制作工艺意味着对工匠更高的要求。宣纸种类多样，颜料配方不同，梨木的习性也随温度、湿度千差万别，如何让颜色恰到好处地晕染而不渗出，全凭工匠累积的经验。比如《六月午候》中的荷花花瓣，每一瓣的颜色都按着形状由浅至深，互相之间颜色各不侵扰才能保证花瓣的形状清晰；而《麻姑献寿》中，乔麦给麻姑花篮中的花点上了渐变，还未麻姑的服装费尽心思：她的衣裙不仅“绣”上了细密繁复的花纹，裙摆更是用细腻的渐变制造出了褶皱的阴影，虽是版画，看起来却轻盈飘逸。

已经从事木刻年画工作12年，乔麦仍然没有完全摸透它的习性。她把木刻年画比作生命中重要的一人，“当我完成一幅作品，欢欣喜悦的时候，它就像是我的朋友，给我带来愉悦；当我独自创作，面对一块木版细细描绘的时候，它就像我的情人，和我心意相通；可有时，我又觉得它像我的偶像，我只能崇拜它，而无法掌控它，驾驭它。”

失落于高阁

尽管方才刚接到一个好友的电话，希望暑假将孩子送来跟着乔麦学画，每年也有不少人慕名而来参加培训班，乔麦对于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处境仍忧心忡忡。

她借用了师傅房志达先生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现在的桃花坞年画：它就像一个青楼名妓，容貌艳丽，姿态美好，每个人都仰慕她、亲近她，却没有人愿意娶她回家。“它已经成了一种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也许它可以增添人们精神文化上的享受，人们却已经不是非它不可了……”

桃花坞木刻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古时，桃花坞大街是才子聚集地，而桃花坞年画，则将文人画的风雅通过喜闻乐见的民俗形式来表述。苏州能工巧匠汇集，无论文人画如何细腻，总能复制得惟妙惟肖。

清乾隆时期，桃花坞年画发展至巅峰：年产量高达百万张，不仅行销全国，还远及南洋、日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浮世绘的形成。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年画仍可算得上是姑苏人生活的必需品，是每家每户“打年货”时的必备物件，没有年画便算不上过年。每到腊月，年画艺人就会挑着货担走村串巷，卖画郎哼着“年画歌”，把年画的内容用歌词唱出来以吸引顾客。

鸦片战争以后，胶版、铜版和石印等印刷技术有了发展，所谓“月份牌”派的年画倾销城乡，桃花坞年画大受威胁，盛况开始衰落。及至太平天国军队兵临城下，苏州遭到烧杀抢劫，年画铺俱遭焚毁，桃花坞年画濒于人亡艺绝。

如今，就算是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集全国之力，也收集不到几块老版。

一次，王祖德先生坐船陪一位日本历史学家游苏州，船到万年桥时，历史学家指着桥手舞足蹈：“万年桥，我终于见到了万年桥！”原来桃花坞年画中有一张名为《姑苏万年桥》的作品，作为日本国宝收藏于日本博物馆中。

王祖德先生大受刺激，自己做了一辈子的木版年画，最有价值的作品却藏身国外，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决定去日本拍下老版年画，据此复原。

于是才有了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乔麦、孙一波复制出的《麻姑献寿》、《一团和气》。

乔麦的师兄孙一波，是研修班2002届，也是第一届学生，2004年与乔麦同时进入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曾经，博物馆展出的作品几乎都由二人完成。

2014年，孙一波却放弃了从事十年的木刻年画工作，前往南京经商。孙一波解释：“我是真心喜爱木刻年画，不然也不会坚持10年，但理想有时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工作十年，他的工资从最初的三百多块，再到后来的一千、两千，家庭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再也不想靠父母支持，而要自己解决生存问题，承担家庭责任了。

六届研修班，培养出25名工匠，现今却只剩7人仍然从事木刻年画工作，而多数都是女性。一方面，女性更有耐性，另一方面，乔麦解释，女性在社会角色上仍偏弱势，并不全靠她们去养家糊口，“这也是我能走到现在的原因，全靠家庭支持。”

然而这样的坚守并不总是有人买单。一些大型年画成本、人工耗费极高，有的年画，从画稿到刻版、印刷，需要耗费一年时间。推向市场，民众却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一张重复印刷的年画价格如此之高？

乔麦毕业时，曾面临去往木刻年画博物馆还是木刻年画社的选择。博物馆侧重于木刻年画的传承、保护与研究，年画社则关注市场经营。乔麦选择了前者。

“木刻年画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了。你觉得这应该值得高兴吗？它成为‘遗产，就说明这种文化现象已经消失，人们对它的接受度很低了。”乔麦很痛心，也很无奈，她所能做的只是努力保护好它，让它尽可能“苟延残喘”。

就像唐伯虎故居日渐破败，朴园少有人至，桃花庵被毁，桃花仙已逝，而周围，一个个开发商的楼盘拔地而起，打着“桃坞才苑”、“桃坞郡府”的名号大肆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