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中国呼声》的主编格莱尼契突然告诉我（即作者夏衍，中国著名文学家、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鲁迅病情严重。当天我就去找周扬，但只有夫人苏灵扬一人在家;接着就去找了沙汀，他也不在。回家路上碰到沈西苓，我告诉他鲁迅病重，他还不相信，说不久前他在八仙桥青年会见到过先生，觉得他精神很好。

不幸的事终于到来了。两天之后，我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鲁迅先生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扬家里去。沙千里告诉我们，丧事已确定由宋庆龄和沈钧儒主持，并说冯雪峰已向党中央发了电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也已由冯雪峰和许广平商定，还决定停灵在万国殡仪馆，定于10月23日出殡。

沙千里还告诉我们，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一些特务去监视鲁迅的丧事。所以，他要我们特别保持警惕。这之后几天，“文委”几个人分头和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分别联系，大家的意见是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主持的，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又都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所以，治丧吊唁时期，估计工部局、国民党都不敢捣乱。

但是，鲁迅是一位驰名世界的作家，所以从他去世以后，外国记者，塔斯社的、路透社的、哈瓦斯的，以及几家日文报馆的记者，就一直赖在鲁迅寓所的门口不走，从北四川路到万国殡仪馆，还有一大段路，所以，假如在出殡路上有一些反动分子出来捣乱，问题就难办了;加上送殡人士中有不少知名人士，所以“看热闹”的人一定会很多的，这件事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卫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