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地方被暴雨袭击，城市短时瘫痪，洪涝成灾，人们体验了城市的脆弱性。特大中心城市如武汉和南京，地级市如河南新乡，都是苦不堪言。

相应地方的人们，大多倒能客观对待。一周降下半年雨，前水未及排空，后雨叠加而至；或者3小时降了250毫米的雨、1小时极值降雨达到140毫米，能够怎样呢？生活在其间的人们，一时顾不得太多，先要应对紧急情况。远距离观看的人就不同了。

南京一位女干部在船上查看灾情，被人照下来，都说是作秀，地方上调查几次，表明并非作秀，而是带病工作，但坚持不相信的人不少。现在对一个被单拎出来的官员，调查一般地说是严格的，但又怎样呢，干部在正经做事，有碍于一些人表达批评的正义和廉价的勇敢；一定要干部都不做正经事，这才符合一些人的愿望，不仅有利于秀文才，也有利于固化对官员皆恶的刻板印象，为下一次不由分说的“监督”制造一般化的合理背景。

有的人有一些奇怪的自信，觉得灾害之中的普通人，不如他们透彻地了解灾害的性质，面对城市被淹的干部一定毫不在乎，而只有他们，透彻地了解灾害的因由，有权鄙视受灾的群众不知道呐喊，同时鄙视救灾的人做了恢复秩序的工具。他们也要说点关心疾苦的便宜话，但灾救得快，有些人是不爽的；事态不够大，有些人是不甘的；干部没有作秀和不作为，有些人是不乐意的；群众没有愤怒，有些人是不满足的。

还有一些人好像总有挥不走的误解。暴雨袭城，原本可能就是一种天灾，就像干旱、台风一样。但看到台风肆虐，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和城市瘫痪，一般没有人质疑什么；看到干旱肆虐，造成人畜饮水危机，几乎没有人会质疑什么；唯有暴雨袭击城乡，则总有很多人认为是人祸而非天灾。

天灾成为灾，有减灾能力的问题，有“减灾经济”的问题。从能力上说，发展水平不一样，就有差别；从“减灾经济”来说，你在受灾几率、持续时间和保证万无一失之间，最终会算出一个账来，作出取舍。减灾能力和“减灾经济”还相互关联，你有能力把所有的房子做得坚固到防12级台风，但未必一定会做；但当你发展到很高水平了，可能也不太在乎“经济”因素，而要注重怎样更保险。

很多人看暴雨时会呼唤“良心下水道”，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看台风时，则不会呼唤“良心防风屋”；看干旱时，不会呼唤“良心供水机”。大概，这是听多了法国和德国的良心下水道的故事，而在世界上暂时还没有“良心防风屋”和“良心供水机”的故事吧。但法国和德国也会因雨、雪、雹、风而成灾，虽然次数不如我们这里频繁，但可见防灾也不是万无一失，而且我们这里的灾害频繁一些，到底是发展水平的问题还是“良心”多少的问题呢？

有的人又说，湖泊没有以前多了，人与自然不和谐了，渍水就产生了。这又是似是而非，大禹的时代人与自然和谐不和谐，怎么还有治水？民国时代湖泊多不多，淹水渍水比湖泊少的今天不知频繁多少倍。这不是说湖泊少了好，只是说湖泊多少并不能决定渍水发生的概率。纯粹的自然，跟人并不见得和谐，今天的世界比过去更宜于人类生活，这是改变自然的结果。城市本身就不自然，要么占土地，要么占湖泊，要么占山林，但人类还是要城市化。

正视灾害，把灾害当作灾害，并不妨碍紧急事态处理完毕后，追问事情的原委、检讨人为的错失、追究相关的责任，但一见灾害就称“人祸”，紧急救灾时就急不可耐地“反思”，好像逮到了什么机会一般，表面若有沉痛，情状奔走相告，那不是真的反思，也不是真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