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映宇

纯净的校园，原来并没有我们记忆中那么安静美丽。从50年代略萨遭遇的青春期暴力，到70年代苏童面对的“文革”时期校园乱象，校园暴力其实一直存在。记忆也许抹去了那些黑暗的部分，可是文学真实地诉说了往事——那是少年的血，在暴力中默默流淌。

略萨：“狗”一般的经历

1984年12月2日，在接受哥伦比亚《时代报》记者采访时，秘鲁作家略萨说：“我最近的这部长篇小说《狂人玛伊塔》，可以看作是许多拉美人对自己政治立场的修正，其中也包括我的立场。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许多拉美人认为，暴力可以解决我们大陆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实际情况表明，正如这部小说的情况一样，其结果却是空想的破灭，除去某些个人的英雄精神和果敢行动之外，留下的只是牺牲和毁灭。”

他写的是托派的故事。托派在拉美虽然有很多追随者，但他们并没有像略萨的玛伊塔那样单枪匹马去攻打监狱，斯大林或者卡斯特罗当然也不会像玛伊塔那样不计后果地冒险。显然，玛伊塔是个格瓦拉似的危险人物。与其说略萨通过《狂人玛伊塔》在批判托洛茨基、斯大林或卡斯特罗，还毋宁说他在缅怀自己曾经的理想主义情结。而那些激进少年，何尝不是年轻时候的略萨的写照？

这种青春期的政治冲动，和暴力与情欲息息相关。在略萨的小说中，暴力与情欲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这也与他青年时期的人生经验密不可分。1950年，16岁的略萨进入莱昂西奥·布拉多军事学校学习。

这是一所怎么样的学校呢？他说自己是：“我们这些‘狗们。”

以前略萨可能手淫过，但是在这里他一定是第一次公开手淫。有一次，午饭结束以后，军官们离开了，四年级的高年级学生把他和一个矮个子学员拉到四年级的一间房间里，强迫他们手淫。略萨在自己的回忆录《水中鱼》中回忆道：“可是，不管我俩多么努力，恐惧使得我俩的生殖器无法勃起。”

最后，四年级学员厌烦了，他们把略萨们拉到足球场上，问他会什么体育项目。

“报告士官生，是游泳。”略萨认真地回答。

“那你就绕着跑道仰泳一圈，狗东西。”

略萨说，这是一次施虐与受虐的洗礼。强悍的高年级同学对于那些被他们视之为“懦夫”的瘦弱者，从来不会手下留情，而那时候的略萨很瘦，没少受欺负。在“懦夫”们睡觉的时候，“狂人”会走到他的床边，解开前门襟，掏出那个放水的东东，朝他们的脸上滋去。你还得不吭一声地给他们递上香烟，给他们铺床，如果反抗，少不了拳打脚踢，说不定还有性侵犯。“‘狠揍这个词混合了性和暴力，绝妙地概括了这一信念。”略萨这样说还算是比较委婉的，事实上，在这所肮脏的学校里，他们比赛射精（第一个射精或者射精最远的人取胜）；自我吹嘘是“发狂的种马”；胆子大的欺负胆小的是家常便饭。他们还被要求轮流弯成“90度”，互相踢臀部。

那是无法忘怀的岁月，暴力和情欲灌溉着他的心灵，让他学会冷酷。若干年后，当他回想起可怕的学生时代，狗的形象在他的脑海中丰满起来，落在纸上，成了他的成名作：《城市与狗》。其中一段如此写道：“他被拉到室外，带到体育场上。他已经记不清那是白天，还是夜幕正在降临。在哪里，他被脱光了衣服。那个声音命令他在跑道上围着足球场‘仰泳一圈。接着，他又被弄回寝室，命令他铺好床，站在衣橱上唱歌、跳舞，模仿电影演员的动作，擦拭短靴，舔净地板，用力骑压在枕头上，喝尿……总之是一连串狂热的神经错乱。忽然，他回到了自己的班里，躺倒在自己的床上。他想：‘我发誓，一定要逃走，明天就跑。寝室里静悄悄的。小伙子们面面相觑，尽管他们个个被殴打、唾骂、涂抹，甚至被尿浇过，却显得严肃与拘谨。”

对照略萨的回忆录和小说，可以知道，很多情节并非虚构，而是确实存在和发生过的。也正是在军校期间，略萨成为了“真正的男子汉”。让他领略男女之事的，不是初恋情人，而是瓦迪卡小区的妓女街，那条街位于维多利亚平民窟里，街道两旁鳞次栉比都是妓女的小屋。在莱昂西奥·布拉多学校学习期间，他曾经多次去那里，还把一个绰号叫“金脚丫儿”的妓女也写进了《城市与狗》。

情欲、暴力和政治，是略萨的三位一体。这是个富有攻击性的男人，从他在布拉多军事学校受虐的那一刻起，就学会了在小说中施虐：用施虐来反对施虐，用暴力来反对暴力。

苏童：刺青时代的少年血

在中国先锋派小说家中，苏童是唯一一个用两棵树来为他写了一辈子的区域命名的作家：一个是香椿树街，另一个是枫杨树乡村。

至于他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地名来编造一个又一个故事，苏童本人是这样解释的：“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后来我定名为香椿树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在这些作品中我虚拟了一个叫枫杨树的乡村……对于我那是飘浮不定的难以再现的影子。”

在苏童的笔下，乡村小镇从来都充满了古怪的通奸、莫名其妙的死亡和黑暗的童年记忆。固然有“我的棉花、我的家园”这样温情的题目，带给读者的仍然是深深的怅惘和悲情。小说对乡村中的疾病、死亡和灾难的渲染，和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同时苏童并不给予底层大众深深的同情，他用一种冷漠的口吻诉说往事——他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

少年血里，就有校园暴力的血。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苏童文集》第一卷《少年血》，第一篇《刺青时代》就是一篇著名的校园暴力小说。上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暴力也在本应纯洁的校园里蔓延。主人公小拐从小失去母亲，在铁路上游玩时又发生车祸，被火车撞上，失去了一条腿。他崇拜加入野猪帮的哥哥天平。在小镇上，红旗则是个膀大腰圆的少年，他与天平曾经是好友，后来反目成仇，一切都缘于他们参加了两个不同的帮派——白狼帮和野猪帮。

小拐认为，他失去一条腿是红旗搞的鬼，他推了他一把，导致车祸发生，所以记恨于红旗。为给弟弟报仇，也因为帮派之争，天平所在的野猪帮和红旗所在的白狼帮，一共51名少年，在石灰厂砖窑的垃圾瓦砾上浴血大战。砖窑厂的工人看到两拨人从不同的方向，向空地集结，有人把铁链挂在脖子上，有人边走边转动手里的古巴刀，白狼帮的人甚至扛着一面用窗帘布制成的大旗，旗上有墨汁绘成的似狼似狗的动物图案。几分钟对峙之后，呼喊声覆盖了石灰厂的天空，人们听到了尖刀刺进皮肉的声音。就是在那场血斗中，天平被捅死了。

仇恨在传递，仇恨的种子在弟弟小拐的心中蔓延，当野猪帮重现江湖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的首领居然是小拐！在他们乳臭未干的脸上，突然写上了“杀人犯”的罪名，这是一代人的悲剧。天真而又混乱的少年时代，血廉价地流淌着，就像我们无奈的眼泪。青春，在那个遗失的时代，如撞倒小拐的列车一般呼啸而去。

这是1970年代的校园暴力，带有鲜明的“文革”武斗特征。那个失去秩序的混乱年代，夹杂着青春期的暴力冲动，终于酿成了小拐的悲剧。而在小说《乘滑轮车远去》中，苏童也写到了石灰厂的群架，几乎和《刺青时代》如出一辙，他们跳跃着碰撞着怒骂不绝，相互殴打，在正午的太阳下仿佛奔马嘶鸣，蔚为壮观。少年的眼神绝望而愤怒，是一个时代彷徨的写真。

柳美里：少年俱乐部的恐怖

韩裔日本作家柳美里1996年5月在日本《文学界》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少年俱乐部》，讲述四个初中生，面对严苛的升学、单调的课程、父亲的外遇、母亲的虚伪冷漠、女学生的早熟放荡……如此深入骨髓地感到人生的迷惘，他们追求冒险和刺激，徘徊在犯罪边缘，心灵迅速受到污染，个性迅速向恶的方向扭曲。

他们是如此的年轻，本该享受纯真的阳光，却在黑暗的漩涡中不能自拔。性的魔鬼在诱惑着他们，那一天，直辉、骏、纯一等几个少年，无聊地在街上走着，盯着路上行走的女士，她们身体的起伏呈现在少年的面前，裙子缠在她们的臀和腿上，令他们蠢蠢欲动。

一个单身女人出现了，短发，穿着没有肩带的柠檬色抽褶紧身背心，白色和橘红相交的方格花纹裙子，后背、肩和腿全露在外面。骏的心搏动得厉害，那搏动的声音传遍全身，好像这心脏随时都要跳出体外了。他们跟踪她，进入胡同，那肉体距离他们只有四五米远，在街灯照耀下，比太阳底下还要明亮炫目。

没有任何信号，他们突然向女人冲去，直辉和纯一用手控制住女人的双臂，骏则将铅笔抵住女人的咽喉，不让她发出声音。他们猥亵她，胡乱地抚摸她的身体。

当她看清他们的年纪，她说：“你们不是些小鬼吗？可哪里像孩子呢？”然后就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他们松开她的手，眼前的她像一具被卡车碾压过的尸体。他们四散而逃。

而在校园内，暴力也是无处不在。所谓的“肉弹三勇士”就是校园里的黑社会头目，他们向骏和纯一等人敲诈勒索，粗暴地将他们带到屋顶和体育馆后面，拉开裤子的拉链……

在小说之外，暴力似乎也无处不在。柳美里1996年获得第116届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文学奖之后，在韩国引起轰动。而在日本，签名售书的预告发出后，却立即收到了右翼暴力组织的恐吓信，大骂柳美里是朝鲜人，看不起日本人，并以“杀他十个二十个人”相威胁，最终导致柳美里的签名售书活动被迫中止。

当然，柳美里的故事，和日本电影《大逃杀》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大逃杀》改编自高见广春的同名小说，表面上是写初中生在校园里的自相残杀，其实是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对现代社会弱肉强食般的残酷竞争做出犀利的剖析，也引起广泛的共鸣。

最初，高见广春写这部小说是为了参加1999年角川书店举办的恐怖小说比赛。然而，由于所叙写的题材过于惊悚，也太不合乎道德标准，引起了评审们的批判，认为“读了以后很不愉快”，所以没有给予这本小说首奖。没想到出版后反响热烈，特别是日本导演深作欣二以及日本漫画家田口雅之陆续将其改编成电影及漫画，更让《大逃杀》成为校园暴力电影中经典之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