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茹

【摘 要】 文章探讨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大理国时期的农业发展水平。认为大理国时期已经较普遍的地修建利用水利灌溉系统；耕作也普遍使用牛耕；生产工具使用铁农具；土地垦植面积亦进一步扩大。不仅耕种的作物品种进一步增多，而且产量较之前也有所增加。

【关键词】 大理国；水利；牛耕；产量

大理国（937年-1094年，1096年-1253年，白语：Dablit guaif）是中国历史上西南一带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全国尊崇佛教。大理国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农耕社会，加之这一时期大理国治内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阶段，不被大的军事战争所拖累，又没有严重的社会动乱来困扰。而且据现有资料视之，亦没有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发生，因此，大理国农业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一

大理国时期，在农业生产中，已经较普遍地利用水利灌溉系统。特别在滇池、洱海区域，对水利灌溉网络的维修与使用较为普遍。胡本《南诏野史》：“素兴性好游狎，广营宫室于东京，多植花草，于春登堤上种黄花，名绕道金棱；云津桥上种白花，名荤城银棱。每春月，挟妓载酒，自玉案三泉，溯为九曲流斛。男女列坐，斗草簪花，昼夜行乐。”显然此渠的开通不应晚于段素兴时。否则享国仅二年的素不可能在春登、云津桥上种花游乐。这一时期，大理国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如滇池、洱海区域兴建的水利灌溉系统，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效果是明显的。元初郭松年到大理地区，见品甸（今祥云县）“甸中有池，名曰青湖。灌溉之利达于云南（指祥云地区）之野”。其至白崖甸（今弥渡）看到的亦是：“居民凑集，禾麻 野，——赤水江回环曲折，经于其中。”他到赵州甸（今凤仪）又见“神庄江 于其中， 溉田千顷，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1]郭松年所见是元初情况，但大理国时期当亦如此。

在大理国时期 ，还有一种特殊的灌溉系统应用于农业生产。这就是大理点苍山的十八溪灌溉区。其利用地利优势，因山势利导，引泉水灌溉。这种方法并非大理国时才开始利用，早在南诏时期业已存在。《南诏德化碑》曾言此种情况为：“厄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沱，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徒有之无。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郭松年于元初描述此种情况为：“若夫点苍之山，条罔南北，百有余里；峰峦岩岫，荤云戴雪，四时不消；上则高河、窦海，泉源喷涌，水镜澄澈，纤芥不容，佳木奇卉，垂光倒景，吹风嘘云，神龙所宅，岁旱祈祷，灵贶昭著；派为十八溪，悬流飞瀑，泻于群峰之间，雷霆砰轰，烟霞唵霭，功利布散，皆可灌溉。”[2]大理国时期情况当亦如此。由此可见，大理国时期 ，无论开渠筑堤的灌溉，还是因地利引水灌溉，无不显示出对灌溉系统网络地应用是较为熟练的。其农田水利灌溉如此，其农业生产景况当应与之相应，农业处于较大发展之中。

二

大理国时期，耕作中普遍使用牛耕。《高兴兰若碑》中曾载有寺院受到一施主施给的“牛二头，奴二人”。施舍牛，结合南诏时期耕作中使用牛耕，至少还保持“二牛三夫”的方法。因为这一技术“在云南一些地区长期稳定，元、明志书中均有著录，直到现在，大理北部洱源三营等地的一些地方仍沿用此法。”[3]有的学者认为，“奴二人”与“牛二头”并列，当“视为二牛二人构成一组耕作单位。”因此“一些地区已有较之先进的‘二牛二夫式耕作法。”[4]是否存在除“二牛三夫”之外的耕作方法，因资料欠缺不得而知。“奴二人”与“牛二头”一同施给寺院，还不能仅据此确定存在“二牛二夫”构成一组的耕作单位。

大理国时期，冶铁业发达。据大理千寻塔发现的宋代文物，其中有一件铁制的金刚杵。[5]南诏时冶铁已能铸铁柱（唐标铁柱），延至大理国，冶铁技术当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如大理刀的冶铸闻名于世。这些都为铁农具的大量生产和使用 垫了基础。杨佐入大理国时“遥见数蛮锄高山，俄望及华人，遑遽叫号，招群蛮蚍聚。”[6]这些锄高山之人，其中有内地汉人参与，而此时内地铁农具的使用十分普遍，流入大理国从事劳动的汉人自然会把使用铁农具的习俗带入。故这些锄高山之人当会使用铁制锄头，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大理国铁农具使用广泛，因为山区垦荒均已用之。又赛典赤来云南后，对云南的耕民曾说：“吾欲分尔耕，贷尔牛种、耒耜、蓑笠之具。”[7]赛典赤所贷耒耜当应是铁制农具。故此可以说，在大理国时期 ，铁制农具已经在农业生产中被普遍使用。这对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产的发展作用巨大。

三

大理国时期，土地的垦辟范围进一步扩大。已经由坝区向山区垦耕。杨佐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到云南商议买马之事，“自达虚恨界分，十有八日而抵束密之墟。前此三四十里，遥见土田生苗稼，其山川风物略如东蜀之资荣。”[8]从而大理国时期，耕地面积较之南诏时当有所增加。由于大理国时期土地不断由精耕细作区向荒地、山区拓展垦种这种发展状况，所以社会中出现两套分别用来计算两种土地类型的计量单位。南诏时计量土地面积的单位是双，《蛮书》卷8云：“田曰双，汉五亩地”。大理国时期增加用于荒地的计算单位“禁”。据汪宁生先生研究，《高兴兰若碑》中载有大理国的两种土地类型和两种面积计算单位：一是“禾地”，指稻田或已开垦之熟地，单位有“双”，“脚”、“分”，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为“一双十八分当三脚”；二是“搔地”，或指荒地或刀耕火种地，单位有“禁”。[9]大理国这种对不同类型的土地用不同的计量单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土地垦殖的扩大和发展。

大理国时期，农作物品种较为丰富，与中原内地所种物品种类相类似。南诏时，其地已然是“南俗务田农菜圃。”[10]“然专于农，无贵贱皆耕。”[11]“蛮治山田，殊为精好。”[12]“从曲靖州已南，滇池以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同时收刈。”[13]可见南诏时农作物品种已较齐全，而且耕作上还采用“稻麦复种”这种在当时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延至大理国时期，其土地农作物品种至少持有南诏时的种类，而且其生产技术当较南诏时有发展。元初李京见到居住在大理、滇中一带的白蛮“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山水明秀，亚于江南。麻、麦、疏、果颇同中国。”[14]其发展状况与内地相类。元初如此，大理国当亦如此。

大理国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较南诏时进一步，所以亩产量有所增加。据《新唐书·南诏传》载：在南诏时期 “然专于农，无贵贱皆耕。不徭役，人岁输米二斗。一艺者给田，二收乃税。”《蛮书》卷7亦载：“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悉被城镇蛮将差蛮官遍令监地催促，如监守蛮官乞酒饭者，察之，杖下捶死。每一佃人佃，疆畛连延或三十里。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收刈已毕，蛮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南诏时期耕种之民，除留有供生存的口粮外，其余的收获均交给官府。其留与交的比例，据中国古代历代税粮制的一般情况分析之，大致有三种情况：或民多官少，或五五分成，或民较官得少。既使民多官少，以二倍之、三倍之计算，其产量亦不算高。况且《新唐书》所言的是人丁税，但以所征数目不多来看，粮食产量亦有限。而到了大理国时期，其产量却高于此。据张洪《南夷书》载：“赛公初下车，接见无虚日。虽以一壶浆，必笑而纳之，更厚其酬答，由是远近翕然俱来。赛公度其可与也，乃告其民曰：‘吾欲分尔耕，贷尔牛种、耒耜、蓑笠之具，度亩收若干？夷曰：‘可得谷二石。公曰：‘输官几何？夷曰：‘半之。公曰：‘太重，后将不堪。其牛种、耒耜之具，不复再给，牛死买牛，具弊修具，一家衣食所需，半岂能给？夷曰：‘然则三分之一。公曰：‘尔虽克供，惧尔子孙弗继也。后之代我者，必欲盈其数，则上下相恶矣。吾与尔约，[尔]我违，亩输米二斗，其勿捕。夷大悦。或请曰：‘租甚轻，惟道里远，弗克致奈何？赛公询其地之所宜，宜马则入马，宜牛则入牛，并与米质相当，不产牛马入以银，今之粮折牛马、粮折银是也。”赛典赤初到之地，是今大理或昆明地区，被询问之人，当为当地坝区之民。换句话说，亦就是大理国农业基础较好区域之民。其亩产二石，当为农业基础较好的田亩的产量。虽说是元初的情况，大理国时期当亦与之相当。故大理国时期，在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其亩产一般在二石左右。较南诏时期产量有所增加。但在大理国时期，农业生产各地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一是表现在有的地方不宜耕种，是故 典赤允许以牛马、银抵粮税。二是大理国沿边一些地区后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较滇池、洱海区域落后。

【注 释】

[1] （元）郭松年，王叔武校注本.大理行记[M].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2] （元）郭松年：《大理行记》.

[3][4] 刘云明.大理国农业探略[J].中国民族史研究（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227.

[5] 邱宣充：《南诏大理的塔藏文物》刊《南诏大理文物》，文物出版社，1992.

[6] （宋）杨佐：《云南买马记》，（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引此文。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7] 张洪：《南夷书》，转引自木芹《云南地方史讲义》。云南广播电视大学，1983.250.

[8] （宋）杨佐：《云南买马记》.

[9] 汪宁生：《云南考古》增补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253.257.

[10] （唐）樊绰：《蛮书》卷7.

[11]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2《南诏传》，中华书局，1975.

[12] （唐）樊绰：《蛮书》卷7.

[13] （唐）樊绰：《蛮书》卷7.

[14]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王叔武校注本，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