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清　宋筱筱



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京、沪、穗三城市为例

吴传清宋筱筱

摘要：选取北京、上海、广州为个案城市研究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问题。以产值占比、就业占比两个绝对指标以及产值增长速度、产业贡献率两个相对指标，测度三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测度结果表明：京沪穗已经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服务化影响机制的定性分析表明，人均GDP、交易效率、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显著。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要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应该坚持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并举，优化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发展科技服务业，强化创新驱动，积极对外开放，逐步调整服务业内部结构。

关键词：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

宋筱筱，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武汉430072）。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2014年10月29日）将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等五类①，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属于典型的超大城市。关于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演变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等均强调特大城市要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要达到78%以上，坚持服务经济的发展定位，加快服务业调整升级。《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要达到65%左右，构建服务经济时代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服务业。《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要达到65%以上，加快建立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京沪穗三城市的产业结构是否实现服务化？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总结京沪穗产业结构服务化所处阶段、特点和影响因素，对其他特大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服务业发展提供意见。因此，对以京沪穗产业结构服务化进行测度评价以及影响因素分析，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相关文献回顾

“配第—克拉克定律”最早提出产业结构服务化，它是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转变的研究提出了四个相近概念。

“经济服务化”研究。学术界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经济服务化”的界定、内涵和表现等理论研究。高传胜等（2008）认为经济服务化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并逐步达到主导性地位的过程。二是“经济服务化”的测度和实证分析。杨玲等（2014）则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产值增长速度、就业人数占比等三个测度指标来进行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软化”研究。学术界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产业结构软化”内涵研究。李健骆（1999）认为“产业结构软化”具有软产业占比逐步上升和产业结构内部趋于软化等两个方面。马云泽（2004）认为“产业结构软化”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服务化、高技术化、融合化和国际化”。二是“产业结构软化”成因研究。陈晓涛（2006）提出 “产业结构软化”的动因主要包括市场需求（需求弹性、国民收入、消费偏好）、技术进步、知识资源和国际要素等四个方面。

“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研究。“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更多地出现在政府文件中，学术界也不乏研究。陈宪（2007）指出服务性经济活动在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中是具有主导或重要意义的组成部分。王丹丹（2012）指出，服务经济是指当服务业就业占比达到60%或者服务业产值占比达到60%时的经济发展形态。张星博、吴传清（2013）也给出了类似的定义，将产业结构以服务经济为主，即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简称为服务型城市，服务业转变为国民经济的最大部门是转变为服务型城市的重要标志。

“产业结构服务化”研究。学术界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产业结构服务化”的界定等理论研究。南昌大学以郑克强、胡春林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产业结构服务化“拐点论”。郑克强等（2008）认为拐点是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增长速度从平稳转为上升、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增长速度从平稳转为降低时的转折点。胡春林、彭迪云（2011）提出产业结构服务化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的产出和就业逐渐超越第二产业，从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实证研究。南昌大学的学者对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拐点进行预测，如邹美凤（2010）分别通过ARMA模型和诺瑟姆曲线预测人均GDP以及城市化率，从而推算中部地区各省产业结构服务化拐点的发生时间。除此之外，学者测度了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如珠三角、中部地区、江西省等。

目前学术界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测度有很多，但是针对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的研究较少。本文重点对京沪穗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论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为引言，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相关文献回顾；第二部分选择指标对京沪穗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进行测度；第三部分运用计量方法对京沪穗产业结构服务化影响因素进行回归；第四部分总结研究结论，归纳政策启示。

二、京沪穗产业结构服务化发展水平测度

1.京沪穗三次产业结构演变总体特征

北京市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特征：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不断上升，第二产业产值占比逐渐下降，第一产业产值占比缓慢降低。1994年北京市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在1995年超过50%，在1998年超过60%。1978年第二产业产值占比是71.0%，2015年仅为19.6%。根据测算，北京市第二产业内部细分行业中，建筑业和制造业产值较高，采矿业产值较低，高技术产业占据重要地位。北京市第三产业内部细分行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最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就业人数处于上升状态；公共服务业就业人数波动幅度最小，缓慢上升。

图1　北京市1978—2014年三次产业产值占比变化图

上海市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特征：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下降，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缓慢降低。上海市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在1999年超过50%，高于第二产业占比，2012年超过60%，2015年比重达到67.8%。第二产业产值比重1978年为77.4%，2015年比重仅为31.8%。根据测算，上海市第二产业内部细分行业中高技术产业比重逐步上升，制造业和建筑业占比较多，而采矿业占比较少。上海市第三产业内部细分行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就业人数在增多，生活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在减少，公共服务业就业人数波动幅度最小，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广州市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特征：第三产业产值占比逐年上升，第二产业产值占比逐年下降，第一产业产值占比缓慢下降。1989年广州市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产值占比，1998年超过50%，2009年超过60%。1978年第二产业产值占比是58.59%，2015年占比仅为31.97%。根据测算，广州市第二产业内部细分行业中，高技术产业比重逐步上升，制造业和建筑业占比较多，采矿业占比较少。广州市第三产业内部细分行业中，生活性服务业人数依然很多，但生产性服务业在迅猛发展，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高科技行业就业人数缓慢上升，公共服务业就业人数波动幅度小。

图2　上海市1978—2014年三次产业产值占比变化图

图3　广州市2003—2014年三次产业产值占比变化图

表1　近年来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测度的代表性研究文献一览

2.产业结构服务化测度方法选择和数据来源说明

测度方法回顾和选择。根据研究成果，选取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两个绝对指标和第三产业产值增长速度、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两个相对指标来测度京沪穗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

数据来源说明。本文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广州统计年鉴》《2015年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

3.京沪穗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绝对指标测度结果

分别计算京沪穗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两个绝对指标，计算结果见表2。根据测度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京沪穗第三产业产值占比逐步增加。其中，北京市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最高，上海次之，广州最低。1978—2015年，北京市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由23.9%增加到79.8%；上海市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由18.6%增加到67.8%；广州市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由29.7%增加到66.8%。其中，北京市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在1998年达到61.5%，上海是2012年，广州是2009年，2015年上海第三产业发展迅猛，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超过了广州。

京沪穗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逐步上升。北京市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最高，上海次之，广州最低。北京市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逐年增加，1996—2001年上升趋势较为缓慢，2010—2014年增长速度略有提高。上海市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变化趋势分为两段：1978—1993年缓慢上升，1994—2014年处在波动状态，在波动中上升。广州市第三产业人员比重逐步上升，2001—2004年增长速度较快。其中，北京市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在2004年达到65.5%，上海市第三产业就业占比2013年达到61.3%，广州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还未超过60%。

京沪穗均已初步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本文认为在地区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例超过60%即可视为该地区实现产业结构服务化。目前，京沪穗的第三产业产值均超过60%，北京、上海的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均超过60%，广州也已经十分接近60%。

将三城市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计算结果做折线图，见图4、图5。

表2　北京、上海、广州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绝对指标测度结果

图4　京沪穗1978—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变化图

图5　京沪穗1978—2014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变化图

4.京沪穗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相对指标测度结果

分别计算三城市第三产业产值增长速度、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第三产业产值增量占GDP增量比重）两个相对指标，计算结果见表3。将三城市第三产业产值增长速度计算结果做折线图，见图6、图7。根据测度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京沪穗第三产业产值增长速度在均为正，处于波动状态。三城市在1979—1998年波动幅度较大，1998—2015年波动区间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10%—20%的区间范围内。北京市在1990—1995年增长速度较快，最高达到40.8%。2014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增长速度为8.3%，上海市是10.8%，广州市是9.0%。

京沪穗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在波动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60%。自1990年起，北京市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50%左右，1998年首次达到80.2%，在2003—2004年和2009—2010年略有降低，近十年贡献率均在80%以上。上海市自1996年起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2012—2015年贡献率达到新高度，均在80%以上。广州市第三产业贡献率在1979—1993年波动幅度较大，1994年之后基本保持在50%以上，2012年更是达到86.4%。

京沪穗第三产业未来发展势头强劲。从两个相对指标来看，京沪穗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始终保持稳定，均在10%以上；京沪穗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逐年上升，三城市的第三产业贡献率都已达到80%以上。

图6　京沪穗1979—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增长速度变化图

图7　京沪穗1979—2015年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变化图

三、京沪穗产业结构服务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1.产业结构服务化影响机制分析

学术界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胡春林（2013）认为，要素禀赋、技术进步以及分工演进是开放条件下产业结构服务化的三大动力机制，而禀赋结构、人力资本和交易效率是相应的决定性变量。朱军等（2008）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开放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根据文献整理和定量分析的可得性，本文重点对以下因素进行分析。

人均GDP。人均GDP提高，催生消费需求的变化，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消费者在物质需求得到保障之后，开始转向精神层面的消费。消费需求的逐步改变，形成新的消费偏好，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城镇化率。城镇化一方面解放了更多土地上的劳动力，满足服务业日益增加的用人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消费者的消费对象和消费心理产生变化，推动第三产业需求增加。

技术进步。创新促进生产技术的提高，一方面直接推动了第三产业，尤其是互联网等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要素作为第一生产力，促使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依赖下降，推动部分劳动力转移至第三产业，为第三产业的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交易效率。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等服务行业对交易效率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完善基础设施和信息建设等，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会吸引更多企业集聚，对产业结构服务化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人力资本。充裕的人力资本一方面给企业生产和经营储备劳动力，为生产创新创造智力资本。另一方面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也更愿意称为第三产业的消费群体。

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水平与要素流动的阻碍息息相关，前者的增加将导致后者的降低。通过对外开放，可以拥有更大的市场和贸易空间、更多的外商投资，也更容易接触到先进的技术，从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

2.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以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Y）来表示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选取人均GDP（GDP）、城镇化率（UR）、科技活动人员（TECH）、年末电话用户（PHONE）、公路里程（ROAD）、受教育人数（HUMAN）、实际利用外资额（FDI）作为解释变量等7个解释变量。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公式如下：

Yit=βο+β1GDPit+β1URit+β1TECHit+β1PHONEit+β1ROADit

3.计量结果及分析

选取三城市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使用stata2011进行回归，模型一是三城市回归结果，模型二是北京市回归结果，模型三是上海市回归结果，模型四是广州市回归结果。

表3　京沪穗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相对指标测度结果

三城市模型回归结果分析。模型一中，联合检验结果显著，F值为42.02，意味着7个因素整体上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是显著的。GDP、ROAD、HUMAN、FDI回归结果显著，且具有正向拉动作用。其中，人均GD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公路里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受教育人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实际利用外资额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变量FDI的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城镇化率、科技活动人员、年末电话用户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单城市模型回归结果分析。对北京来说，人均GDP、技术进步、教育的回归结果是显著的，且具有正向拉动作用。其中人均GD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科技活动人员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受教育人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上海来说，人均GDP、教育、对外开放的回归结果是显著的，且具有正向拉动作用。其中人均GD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受教育人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实际利用外资额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广州来说，技术进步、交易效率、教育的回归结果是显著的，且具有正向拉动作用。其中科技活动人员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公路里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受教育人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4 计量回归结果

四、结论和建议

1.研究结论

京沪穗已初步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就绝对指标而言，京沪穗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不断提高，其中，北京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最高，广州次之，上海最低，均超过60%。就相对指标来说，京沪穗服务业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1998年之后第三产业产值增长速度处于10%—20%的区间范围内，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逐步提升，三城市均已达到80%以上。

在京沪穗第三产业内部，传统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高，科技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住宿餐饮业等行业就业人数依旧很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增长速度较快；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所占比重不高，呈缓慢上升趋势；公共服务业的发展相对平稳，没有较大的波动。

在计量回归中，人均GDP、公路里程、受教育人数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是显著的，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技术进步和城镇化率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对北京来说，人均GDP、技术进步和教育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较大。对上海来说，人均GDP、教育和对外开放水平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较大。对广州来说，技术进步、交易效率和教育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较大。

2.政策建议

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坚持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并举。京沪穗已经初步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进入后工业时代。要继续保持服务业的良好发展势头，发挥区位、交通、科教、人才优势，促进现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

调整服务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优化升级生产性服务业。目前在京沪穗第三产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大，科技服务业占比不高，仍需大力发展。要以“互联网+”行动计划为依托，把服务化与信息化相结合，加快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京沪穗作为国家优化开发区域，主要考核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高技术产业比重、研发投入经费比重等指标，因此，在目前较高的人均GDP、较高城镇化率和较好的交易效率的基础上，要提高创新能力，推动技术进步，积极对外开放，营造有利于服务活动展开的软环境。

注释

①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2014年10月29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提出了新的五类七档城市划分标准。根据各市2014年统计年鉴，北京市城区常住人口达到2035.6万人，上海市达到2345.43万人，广州市达到1126.48万人，三城市均属于典型的超大城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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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郑克强，等.发展中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演进新论——江西发展现代服务业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平萍）

Study on the Service Level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Metropolis——Take 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Wu ChuanqingSong Xiaoxiao

Abstract:Taking 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zhou as an example，the artical studies on the problem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ervice.Two absolute index and two relative index have been choosed to measure the service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three metropolises.The results shows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is based on the service economy has been formed in 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zhou.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hows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was affected apparently by the per capita GDP，the transaction efficiency，the human capital and the opening up.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economy，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zhou should persist on developing modern service and advance manufacture at the same time，upgrade t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encouragethedevelopmentoftechnologyserviceindustry，strengtheninnovationdriven，expandopeningup actively，adjust the inner structure of service gradually.

Key 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Service；Effect Factors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6）03—0069—08

收稿日期：2016—03—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战略与政策体系研究”（15ZDA020）；武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服务业发展问题研究”（410500040）。

作者简介：吴传清，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