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由此，“中国制造2025”成为经济领域关注的重要话题。

“中国制造2025”被认为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基于此，本期丝路大讲堂栏目，以《中国制造2025》为主题，通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的六位知名学者，就“中国制造2025”与传统制造业差异、“中国制造2025”发展的关键点、“中国制造2025”的信息化融合、“中国制造2025”创新升级、“中国制造2025”商业模式转型、“中国制造2025”走出去等问题展开研讨，探讨我国制造业升级与发展的核心议题与基本路径，以飨读者。

“中国制造2025”与传统制造业的差异

主持人语

“中国制造2025”将为中国制造业未来10年作出顶层设计，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三大转变，推动中国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

“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不同于传统的要素驱动、低成本竞争优势、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中国制造2025”与传统制造业的相关政策相比有哪些差异？

吕铁：“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针对新技术革命、全球新一轮贸易投资秩序重构以及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制度性障碍等长期性因素，制定旨在为我国制造业长期发展指明方向的纲领性文件，是对我国目前主要由规划期在五年以内的中短期产业规划构成的产业政策体系的重要补充，同时也是在新的全球制造业竞争环境下对美国制造业复兴战略、德国“国家高技术战略2020”、日本产业复兴计划、韩国“新增长动力前景及发展战略”作出的积极回应。

总体上看，与传统制造业的相关政策相比，“中国制造2025”的立意更高，问题指向也更加明确。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逐渐进入工业化后期，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功能开始弱化，而对于科技创新的承载功能和对农业、服务业的改造提升功能变得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将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而不是扩大制造业规模作为基本的政策指向。这样的政策导向转变，准确地讲，不是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而是生产性投资驱动向创新性投资驱动的转变。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而是投资什么和如何投资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是增长导向的传统制造业相关政策向创新导向的创新政策的一次变迁，而这样的政策调整不仅符合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顺应了21世纪以来出现的以创新政策为核心的全球产业政策调整潮流。

“中国制造2025”作为一项产业政策仍然具有一般产业政策的基本作用，即动员投资，特别是动员资本向市场没有经济动力或缺乏能力的领域投入，并带动人才、设备、土地等各类要素向这些领域配置。但与传统制造业相关政策相比，“中国制造2025”在动员投资的方向、方式和手段方面都有创新。

在投资方向方面，“中国制造2025”全面贯彻了“负面清单”管理的产业管制思想，为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力打开了空间。在产业结构的指向上，“中国制造2025”尤为强调在具体细分的产业领域甚至产品层面鼓励投资和创新，而这些细分的产业领域既体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也广泛分布于我国具有较好产业基础的传统产业。在产业结构指向上更加突出先进制造而不是先进制造业，实际上是更为精细化的产业发展理念对传统的大而统之的产业结构思维的替代和深化。在价值链层面，以往的产业政策除了在研发领域进行各种补贴和扶持外，实际上是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了生产性投资领域，而“中国制造2025”则将政策资源锁定在企业的研发环节，让产业政策在市场失灵最为突出的科技创新环节发挥作用。

在动员投资方式方面，传统制造业相关政策更多地采用单纯的资金扶持方式，“中国制造2025”则通过全面优化研发和创业环境、完善高技术公共服务体系和产业化环境等综合性的举措来系统降低企业研发技术和市场风险、提高资金的市场回报率，激发企业家在先进制造领域的投资动力，促进形成内生的、长效的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投资机制。

在政府资金的投入方式方面，以往的制造业相关政策主要采取补贴的方式，“中国制造2025”除了在部分领域继续使用补贴措施外，还积极通过产业投资基金带动多元社会资本和企业自身的投资，从而更好地发挥公共财政资金对于引导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杠杆效应。政府引导投资的方式、方法的变化本质上反映了新旧发展模式对产业政策需求的变化。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工业投资的动力主要来自财政收入创造和经济增长。在这种动力模式下，产业政策引导投资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实现的，这种成本导向的或者说生产性投资导向的产业政策容易造成生产性资本的过度投入，顽固性的产能过剩实际上就是这种产业政策模式的累积后果。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不规范和管制失败，使得制造业的资金回报率长期大大低于金融、房地产等非贸易部门，造成事实上的生产率增长快的制造业部门对生产率增长慢的非贸易部门的补贴，从而最终形成我国制造业的要素价格和收益结构的“双重扭曲”。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制造2025”最为根本性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矫正“双重扭曲”，一方面让制造业的高生产率反映到资本的回报上；另一方面，减少政府对制造业的各种隐性补贴，更好地发挥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从根本上优化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坚定企业家投资实业的信心，解决制造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

相较而言，“中国制造2025”在促进创新的方向和思路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在重点创新领域方面，迫使我国制造业企业面对的科技竞争市场由“国内”变为“国际”。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的科技竞争力不能仅仅停留于实现进口替代，而是要真正能够在全球科技竞争和市场竞争中立足，更多地通过深度融入全球的创新网络和整合利用全球的科技资源，努力实现在技术前沿面的突破。

此外，“中国制造2025”还特别强调提高工业产品质量的内容，强调通过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基础能力促进产品质量的提升，包括发展先进制造技术、建设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体系、突破关键基础材料、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计量标准体系等，而这些内容在我国以往的产业政策中并没有给予足够关注。

在提升创新能力的思路方面，“中国制造2025”突出了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并将共性技术供给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置于创新体系的核心。在重点行业新建或改建独立的、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共性技术研发机构，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帮助中国制造业企业跨越新兴技术和前沿技术研发的“死亡之谷”。

以上种种差异，根本上源于“中国制造2025”与传统制造业相关政策在逻辑起点上的区别。传统的制造业相关政策更多纠结于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二分法问题，而“中国制造2025”则针对中国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政府与市场合力协作的方式推动中国制造业向新的发展模式转变。

“中国制造2025”发展的关键点

主持人语

2015年3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那么，我国制造业未来10年发展的关键点是什么？

吴福象：这个问题尤其重要。从未来10年制造业发展的关键点来看，除了中国制造重点领域升级方向绿皮书目录指引的要求之外，还应考虑如何通过动态调整、滚动推进战略，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具体来讲，我国未来10年制造业发展的关键点有四个，分别是：统筹协调资源、制度、市场、技术等核心要素；依据产业领先能力在企业、部门和国家层面实现差异化定位；根据技术生命周期和产业演化复杂性动态调整产业政策；发挥两个市场需求对部门政策和通用政策差别化的作用。

资源是获取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不过，在各国制造业发展时序中，资源获取的能力和方式是有较大差异的。当农业处于主导地位时，资源主要指的是气候、土地质量等因素。当制造业变得重要时，资源的比较优势就转化为制造业投入要素的质量、价格的获取和控制能力。其间，制度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纵观世界产业发展史，丰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资源，高效、便利获取资金的能力，对美国和德国的计算机科学、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等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除在获取高水平、专业化的劳动力和风险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外，制度的差异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大学体系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为此，我国未来10年制造业发展的第一个关键点是科学统筹协调资源、制度、市场、技术等核心要素。

经济学家习惯于从国家的不同特性角度定义比较优势。比如，集中于制度差异的理论大多假设这些差异是国际性的，而不是国内或地区性的；国家比较优势理论也假定，厂商的行为不是随意的，各国厂商之间的竞争能力和技术能力存在差异。在国家层面上要素获取能力和制度确定的情况下，在“正确”的行业内经营的公司会获得成功，而在“错误”的行业内经营的公司业绩往往会不佳甚至会失败。

产业领先能力理论认为，主要的随机因素来自国内环境，部分理论强调企业自身的能力，其他理论则认为区域和部门系统是企业领先能力的源泉。世界产业发展史也表明，企业所处的宽松创业环境有利于塑造产业领先能力，通过对产业层面施加影响制定产业政策，即通过部门支持系统和地区系统，往往更有利于保持产业领先能力。由此可见，我国未来10年制造业发展的第二个关键点是依据产业领先能力在企业、部门和国家层面实现差异化定位。

资源、制度和技术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动态变化的，对应的技术特性、企业和产业结构以及作为技术孵化器的支持制度也在动态演进。技术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技术的成熟是和产业结构相联系的。当技术尚未成熟、处于变革期时，厂商进入和退出的比例都很高。技术的成熟还和行业中生产技术的密集程度相联系，通过进入和退出壁垒形成寡占结构和间断性产业均衡。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认为，动态性可以增加收益，早期进入者可以建立后来者所不能抵消的优势。这些先行优势，或来源于特定行业厂商的固定资产投入，或来源于下降的学习曲线。

产业演化的复杂性表现在许多产业发展都有一系列的间断均衡和离散的主导技术。比如，在机床产业，数控技术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间断点；在化工产业，作为基础投入品的石油的开采是一个间断点；在制药产业，抗生素的发明是一个间断点，而生物技术的出现是一个更明显的间断点；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的出现，是半导体产业的技术间断点；新型计算机设计，包括小型计算机和个人电脑，是计算机产业的标志性间断点。可见，技术间断点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是一个复杂而又多变的问题，没有一种模式能适合所有的产业，在现实中很难预先设定国家层面的动态比较优势。为此，我国未来10年制造业发展的第三个关键点是根据技术生命周期和产业演化复杂性动态调整产业政策。

在产业分析中，用户的作用和国内市场的国际性差异，常常是理解产业演化路径的关键所在。在多数产业发展的初期，国内市场对于培育新兴产业的竞争优势不可或缺。尽管国内市场的需求特性仅仅是多数产业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开拓国内市场同样需要企业进行创新。即使世界市场普遍实行全球化，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仍然是企业寻求进入新产业或进行技术突破的强力后盾，在开放市场中只有那些与国外企业在竞争中胜出的企业才会有强大的先发优势。当然，国际间技术和产品的高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大大减弱纯粹的国内用户和厂商之间联系的重要性。

事实上，即使在国外，旨在通过保护和补贴直接鼓励产业发展的政策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企业政治行为中，目标明确的产业政策也会有巨大的风险，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往往较小。成功的产业政策都会避免对特定产品或设计进行资助，而是将政策定位于激励更多的产业或部门。为此，创造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持环境和激励政策，可能比对特定的产品进行资金支持和补贴更重要。政府激励产业发展通用政策，主要包括投资于基础设施、建立能带来有效投资和竞争，以及涉及范围更广的立法和制度框架。虽然政府所提供的支持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支持性政策大多是针对特定部门而制定的，但其政策效果是长期的、有效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包括政府对研发的支持政策、竞争政策和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比如，知识产权和专利权是部门政策，反垄断政策是通用政策，但政策的有效性是相似的。为此，我国未来1O年制造业发展的第四个关键点是发挥两个市场需求对部门政策和通用政策有效性的作用。

“中国制造2025”的信息化融合

主持人语

现阶段，世界范围内正在掀起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浪潮。虽然各个国家对于新工业革命的阐释及出台的政府规划各有不同，但是，将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共同之处。“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之一可能是制造业与信息化的融合，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推进制造业与信息化融合的必要性何在，如何看待其现实背景？

魏际刚：现阶段，我国制造业正处在由大变强的关键阶段。从2009年起，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升。但是，我国总体尚未占据世界制造业技术的制高点，欧美日等机械制造先进国家仍然掌握着重大装备的核心技术，引领着世界机械工业的发展方向，并通过其掌控的跨国公司牢牢控制着世界高端装备的生产制造。中国领先的装备制造业大企业在经营规模、创新能力、管理水平、盈利能力等方面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相比，竞争力明显不足，差距不仅仅体现在量上，更体现在产品质量、技术水平、服务能力以及在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上。只有促进制造业与信息化的融合，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才能改变我国制造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问题，改变大而不强的局面。

新一轮工业革命是一次全方位、多层次、内涵丰富、影响深远、不断演进的经济社会系统变革，其“梯度、渐次”推进的特点，决定了其对国际产业分工和竞争格局的影响也是一个从渐变、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一轮工业革命将对各国的比较优势、生产组织方式、产业结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要素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从而赋予国际产业分工和竞争以新的内涵。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数字化智能化制造推动制造环节劳动力减少的同时，也推动了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成长，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更加明显，服务在整个价值链分配中将占据更大的份额，服务业在全球产业结构中比重会进一步上升。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使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涌现并迅速发展起来。基于不同的国情和创新基础，各主要国家在产业发展重点和技术研发方面实现了不同方向上的突破。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支柱产业，信息技术持续创新和深度应用将继续对经济社会广泛渗透，计算机的芯片处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分析计算技术获得了重大突破，技术能力实现了指数级跃升，制约信息化深度发展的技术瓶颈基本消除，加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物联网的出现，信息技术开始对现实世界全面渗透。

发达经济体利用雄厚的技术基础、人才优势、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和良好的市场机制，将有可能率先在数字化制造、新能源、下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材料、智能服务等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取得突破，为其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助推其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强化与新兴工业化国家错位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占领制高点。发达国家会更加重视研发和创新，重视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以优化产业结构，增强持续发展动力。

新兴经济体一直期待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竞争，实现产业和科技上的“弯道超车”。新兴经济体未来巨大的潜在市场吸引着发达国家的投资，成为承接研发外包的重要目的地和创新投入的重要国家。新兴产业发展同时面临着技术、市场、制度等不同层面的约束。在技术层面，某些新兴产业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多种技术路线的竞争。在市场层面，一些领域的产业化技术不成熟，价格过高，尽管投资热情高涨，但实际市场启动的容量有限。在制度层面，各国也存在发展障碍，如生物产业的发展面临着监管环境的制约等。

就中国而言，推进制造业与信息化的融合，要选好方向和着力点。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要走内涵发展和集约发展的道路，以创新和内生增长为行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推动制造业高级化、智能化、系统集成化、信息化、网络化、绿色化、清洁化以及创新主体企业化，加快推进制造服务化。形成重大装备、一般产品和关键零部件主辅清晰、比例恰当、有序配套、相互促进，重大成套装备为主导产品的大型企业集团与为大企业提供零部件配套或工艺服务的“专精特”中小型企业共存共荣、协调发展的格局。

实现制造业与信息化的融合，需要大力引导制造业更加注重对知识资产的投资，即注重对软件、数据库、工业设计、品牌、网络、管理技能、组织结构、网络等的投资，以提升产业的效率和能力，实现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积极实施新要素增长战略，推动增长动力由依靠土地、劳动力、资源等有形资产向研发、设计、品牌、软件等知识性资产转变，使基于知识的资产成为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力量。推进文化与产品、技术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的体制和制度支撑。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收购兼并国外企业和相关机构的专利、版权、设计和商标、软件、数据库、品牌、专有人力资本、人员机构网络等，或者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提升产业竞争力。“中国制造2025”创新升级

主持人语

2015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的本质是指依靠自主创新，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大幅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那么，创新与我国制造业升级有哪些关系？

李义平：创新，是由我国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决定的。一般来讲，一个后发展中国家从开始追赶到成为一个发达国家，通常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展之初的快速发展时期。第二阶段，一个既有产业相对饱和，不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就难以发展的时期，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做强，主要途径是创新，是通过创新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阶段，即发达经济体的阶段。此时由于基数增大，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放缓，但经济增长质量更高，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接近。

按照上述分析，我国步入了一个后发展中国家追赶过程中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创新与做强。这是一个比第一个阶段更难的阶段。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创新问题，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经济不创新就难以发展，另一方面是大众性的创新难以成为普遍的行动。

“中国制造2025”之所以突出强调创新，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制造业反映着一国经济的强弱。就我国而言，制造业的创新与发展涉及如何装备中国的问题。制造业是根基，创新的人们会及时地将新技术与制造业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急需通过创新来实现转型升级。我们同样可以把某一产业或某一产品的发展和成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研发，第二阶段是制造，第三阶段是品牌经营。其中第一阶段、第三阶段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作为高端的第一阶段、第三阶段拥有核心技术，拥有产品品牌，有产业话语权，有对产业的核心控制力。第二阶段仅仅是制造，有时甚至是简单的劳动力就能从事的，附加值低，一遇经济波动就容易陷入被动。我国的制造业相当部分还处在第二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讲，现阶段的重要任务是通过创新提升制造业，为我国经济在更高层次上寻找新的增长点，制造业的创新将构成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内容。

推进制造业的创新，必须有认识层面的提升。首先是怎样认识产业结构的调整，怎样面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调整结构就是发展第三产业，结果发展的是传统服务业，例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休闲娱乐等。必须明白：第一，制造业永远是一国特别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所在，体现着一国的综合实力。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不可能跳过一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应当遵循效率原则。现在看来，除了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仍然是有效率的产业。创新要遵循经济规律，创新不可任性。其次，要认识市场经济体制下创新的特点。市场经济体制下创新的特点是广大民众，包括企业家面对市场的创新；这种创新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这就是19世纪英国、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

我认为，应主要完善三方面的制度安排。一是按照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制度或政策安排起码应当保障制造业获得与其他产业相当的平均利润，率先创新者更应当获得超额的社会回报。如果其他行业能够获得暴利，而制造业的利润微薄，那么从事制造业创新的企业和主体势必缺乏动力。因此，应当创设制度安排，使制造业的创新物有所值。

二是打破各种壁垒，让所有愿意进入的主体一视同仁地进入，这样才有公平竞争，才有创新。当前改革的重点应当有利于民营企业进入。要让市场机制激励制造业的创新就要慎言刺激。应当认识到，通常并非经济危机破坏了经济秩序，而是快速的经济发展破坏了经济秩序，经济危机的下行期只不过是市场力量的一种自我修正、自我调整。危机是创新的杠杆。刺激逆产业发展趋势而动，平面地扩张原来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创新和产业结构的提升。

三是能否有效地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是激励制造业创新的核心所在。在当代，信息等现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制造业创新的方向就是用现代的高新技术对其改造和装备，这是一个机会，也是新常态下的主要任务，我国应当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使制造业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升级，以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制造2025”的商业模式转型

主持人语

“中国制造2025”是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浪潮下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将给我国制造业带来转型升级的良机，也将对其传统的商业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企业的竞争环境和商业模式剧烈变革所带来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组织形式、生产流程和能力要求都将改变，跨界竞争将带来更多更强的竞争者，传统商业模式可能被彻底颠覆。那么，

“中国制造2025”将催生怎样的商业模式转型？

吴晓波：“中国制造2025”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制造业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升级，而其核心正是制造业商业模式的转型。制造业的商业模式转型应该以互联网为基础，以服务业与制造业对接为杠杆，以二次商业模式创新为重点不断学习海外先进经验，进而开发属于中国制造业的先进商业模式，以跨界和关注商业生态系统为方向。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中国制造业需要通过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来占据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从而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超越追赶。中国制造业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持续优势愈加困难，通过商业模式支持企业的持续创新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商业模式创新也正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起到突出的作用。

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企业价值的体现，能够通过将技术进行商业化而创造经济价值。中国制造业需要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从关注“产品、产出、交易、供应商、要素”转向关注“解决方案、成果、关系、网络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商业模式创新可以由两种力量驱动，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企业自身的认知都影响着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从环境方面来看，首先，全球技术的不断创新，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产品复杂性提高，新产品和新的价值主张不断涌现。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应跳出对已有技术范式的依赖，沿着技术轨迹不断寻求技术机会，寻找新的技术范式。其次，制度的变革也使商业模式创新成为必要。制度变革通常是技术创新的结果。税率变化、工资水平的提高、环境保护标准等问题的产生也都来源于制度的变革。对于企业的商业模式来说，制度的变革驱动企业开发新的收益和成本模型；积极实现智能化制造转型，用自动化来应对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从价值链延伸至价值网络，在开放的网络中需求资源，从而实现降低风险、减少生产的中间环节等。

另外，面对客户不断变化的复杂需求，中国制造业企业需要寻求制造业服务化以客户为导向寻求服务增值。企业的客户不仅仅是终端消费者，还包括供应链内的利益相关企业。针对两种不同的客户，制造业企业需要以产品为基础或者以流程为基础进行服务化转型。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增强环境收益。

从企业内部来看，商业模式创新不应该只是一个面对外部变革而“不得不变”的过程，企业需要对动态环境有一定的认知，并主动地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这种主动的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力便是企业的认知。

中国制造业需要从过去的由劳动力驱动、投资要素驱动转型为由创新驱动。通过对制造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的总结，我们发现中国制造业的商业模式可以通过四个方向来完成转型，分别是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职能结合，从价值链到商业生态系统的链内链外结合，以及国内外二次商业模式创新的结合。

第一个方向是“互联网+”制造业。“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主线是“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互联网+”制造业能够为传统制造业提供新的平台、新的客户关系、新的供应链模式等，从而实现商业模式的“智能转型”。

第二个方向是“服务化+”制造业。尽管服务业的高速发展为制造业的发展带来挑战，但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讲，制造业服务化可以缓解由东南亚国家更低成本劳动力带来的成本劣势，科技的发展也在促使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多的创新型服务；更可以为制造业企业带来稳定的收益来源；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可以帮助制造业企业满足客户需求从而锁定客户，将竞争者拒之门外，增加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从环境角度来看，制造业服务化有助于企业实现“绿色经济”。

第三个方向是“商业生态系统+”制造业。在互补、互利、共生共享的新背景下，跨界发展是制造业发展的典型趋势。中国企业“集群”与互联网连接的优势已经凸显，互联网分布式制造和分布式系统的发展让创新和服务相结合的逻辑成为新的增长的驱动力。

所以，中国制造业企业应该从关注价值链，到整合价值网络，关注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从过去单纯地强调核心竞争力，转变为通过网络协同配合来面对动态的竞争，智慧地进行制造。

第四个方向是“二次商业模式创新+”制造业。中国制造业企业依然需要重视西方公司分享的信息和技术以支持企业持续创新能力的发展，吸收根植于发达国家市场、强调市场技术的商业模式，同时进行情境化改造，使其能够在中国市场中得以存活。其次，在产品、技术、服务、利益相关者及其间关系等方面进行二次创新，在满足中国客户的本地化需求的同时，实现本土化的二次商业模式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所以，中国制造业的商业模式转型需要国内国外相结合实现二次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共演：通过学习和模仿，进行技术追赶，构建二次商业模式创新，从而支撑企业的技术创新；重视自主知识产权，开展技术创新，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二次商业模式带来核心竞争优势；这些竞争优势反过来有效促进二次商业模式创新的演进，并最终完成对发达国家商业模式的超越追赶，从而实现中国制造业的“创新驱动”。

“中国制造2025”与中国制造业走出去

主持人语

“中国制造2025”作为指导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将对制造业走出去作出部署。中国制造业走向海外既是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完成工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企业自身实力增强之后对外扩张的必然，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标准”输出海外。那么，中国制造业如何更好的走出去？

张建平：近年来我国日益成为全球重要的资本输出国。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4.1%，增长势头强劲。随着制造业直接对外投资在2011年的巨大飞跃，2012年制造业直接对外投资为近年峰值，达到87亿美元，近年来一直稳中有升。同时，国内大部分贷款（27%）都投资于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在我国直接对外投资总额中只占到6%，远逊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能源资源、房地产等行业。

考虑到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差距较大，证明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对外承包工程不断增长意味着装备出口、工业材料出口不断增加。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3年工业制成品出口金额达到21017亿美元，占出口总金额的95.14%；2013年工业制成品出口金额为2001年的近9倍。随着制造业出口持续增加，制造业已成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尽管我国制造业走出去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走向国际市场的道路上仍有众多困难和挑战。我国制造业企业既面临着诸如经济波动市场风险、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竞争等外部因素挑战，也面临着新常态下制造业转型升级压力不断加大、自身整体技术水平不高、品牌信誉度不高、质量与服务保障水平不高、国际化人才不足等内部挑战。走出去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大，就越要求我国尽快完成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升级。

我认为，就内因而言，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主要面临五方面的挑战：

一是当前新常态下企业走出去缺乏人才和经验。国内市场是我国制造业企业的主阵地，是企业走向世界的基地，为制造业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人才和信息保证。但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降，国内内需疲弱，同时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和经营日趋困难。制造业大量产能过剩和增长持续放缓。PPI持续下降将影响到上游原材料加工制造业，其处境可能进一步恶化。这也迫使相关企业必须向其他国家转移部分产能。但在转移过程中，许多企业缺乏国际化人才与国际化投资经营的经验，国内的投资促进服务也亟待改善。

二是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品牌效应和国际市场美誉度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以汽车制造业为例，一些自主品牌汽车制造商已经在南美和非洲投资设立生产线，但由于质量控制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市场声誉并不太好。有些制造业企业在东道国不敢使用自己在国内的品牌和标识，借用东道国品牌或另立品牌。

三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发展模式存在问题。长期以来，制造业重规模扩张、轻创新发展的固定模式比较盛行。改革开放后，一些国有企业采取中外合资等形式，旨在以市场换技术，但在实施过程中过分依赖外来技术反而压抑了自身技术创新能力。这些问题至今仍反映在合资公司甚至对外并购之中，主要体现为并购后在中外企业整合上因为管理方式、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矛盾甚至失败。

四是我国金融体制尚处改革发展之中，金融市场仍不发达。我国金融市场资源错配导致金融市场对制造业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不足，甚至金融业在与制造业抢夺利润。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不能满足大量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五是制造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培训I仍需加强。现阶段，我国对专业性教育和技工教育重视不够，高等院校教育与产业、企业需求结合不紧密，尚未构成多层次的人才输送体系；在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上也有所欠缺。

从国际来看，制造业企业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一是全球经济仍然未从经济危机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经济复苏困难重重。二是走出国门意味着全球竞争，而诸如欧美发达国家，其制造业发展早、技术积累时间长，且制造业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转型形成了一套难以复制但行之有效的生产模式，德国已经面向工业4.0时代，而我国制造业仍处于工业2.0向3.0进军的过程中，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巨大。三是投资保护主义成为阻碍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是国际金融风险和政治风险。国际金融体系仍然处在危机后的调整变革期，各国金融体系改革迫在眉睫，有些国家如阿根廷处于发生金融危机的边缘，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和加息预期使新兴国家金融市场日趋敏感，乌克兰、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地缘政治问题也威胁着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安全。

要塑造核心优势，要实现“走出去”战略，就要充分发挥政府功能，为制造业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引导企业利用“一带一路”、自贸区协定、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为制造业走向世界提供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我国制造业走出去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府应该在信息管理、信息发布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服务。政府应推动金融业改革，扩大金融市场开放，使金融市场对制造业走出去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在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后，中国制造业企业必须凭着自身努力迎难而上，占据市场领先地位。从企业层面来说，我国制造业企业应向以下方向努力。

一是在高铁、核能、大型成套机电设备等行业以国企“走出去”为突破点，促进国有企业形成自主创新力，鼓励其在国际市场上与发达国家大型制造业公司进行竞争，打响中国品牌，输出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二是在竞争性领域，鼓励民营制造企业走出去。加快创新机制和管理体系改革，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提升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鼓励民营制造企业走出去投资并购研发中心、技术平台、国际知名品牌和销售网络，通过走出去加快民营制造业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步伐。

三是鼓励制造业企业抱团走出去，在境外以工业园区或境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模式高效率、低风险走出去，在政策法规、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进行一揽子谈判，提高投资效率和降低投资风险。

四是抓住大数据时代发展潮流，适时结合互联网进行企业改革，促进企业产品向智能化、服务化方向发展。企业应当抓住机遇适时进行数据改革，促进企业产品向智能化、服务化方向发展。

五是重视复合型人才培养。加大国际化人才与科技人才的自我培养与吸收引进，形成产学研制销有机结合。创新与管理的根本是人。企业应该通过自建实验室、研究室等方式来进行企业内部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加强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建立起产学研的综合创新机制，培养一大批能够适应国际化经营与竞争的新生代制造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