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安庆师范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人生跨越的现实性——论王安忆对自我救赎女性和知青群体的态度

⊙刘建军［安庆师范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摘要：王安忆以失落与自适两类人的人生奋斗为视点，叙述他们实现人生跨越的实践和成果。她叙述自我救赎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后的成长，并以此为受挫女性提供建设理想生命状态的样本。另外，她在世俗之态中肯定知青的奋斗理想，认为他们将自身命运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体现了王安忆对知青群体理想践行的价值认同。

关键词：人生跨越现实性自我救赎知青群体

王安忆以不同境遇中的人们改变生存状态的实践和成果，表达了她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她在小说中叙述了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进行自我救赎的人生抗争，并叙述知青群体坚守理想、开创人生之路的探索。王安忆认同人生跨越的现实性。所有静止、片面的思想方法都不适用于观照人的生命状态。王安忆对自我救赎女性群体建设性地处理个人与环境的冲突、参与建设于人于己有利的关系的努力表示肯定。人生跨越的实现必须有理想的支撑。知青群体在苦难中坚守理想，王安忆肯定他们创建人生之路的实践。不同社会环境中具有特殊身份背景和特殊经历的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为争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努力，他们理想的实现说明了王安忆对建设理想生命状态的信心。

一、在女性命运中肯定自我意识

具有自我意识的女性群体进入王安忆的文学叙事，并成为作家对女性成长主题的一种阐释。这些女性具有自我救赎思想，在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中，出现了精神觉醒，并积极行动，结果她们成功了。王安忆正是以自我救赎作为人生道路转折的重要条件，寓示了自身的建设性态度。

在《天香》中，王安忆以晚明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天香园绣”的创立和发展史。其中的众多人物以小绸最为引人注目。小绸在丈夫申柯海续娶后倍感失落，但很快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开始与姐妹们一起谋划用“天香园绣”支撑申家家业，从而实现自身精神境界的升华。在《桃之夭夭》中，郁晓秋在家中受冷遇、遭打击，后来参与学校与社会活动，并插队农村劳动，在回城后与何民伟恋爱并失败，最后因姐姐过世而与姐夫结婚生子，从而完成了人生的感情归属。《妹头》以“文革”到改革开放时期为时代背景，叙述了妹头与小白恋爱结婚，后来二人在处理一些家庭问题时发生了矛盾，加上妹头与商人阿川联合做生意，发生婚外情，导致妹头与小白离异。之后，妹头开始创业，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之路，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转折。

王安忆以生活中遇到波折又走出困境的“自我救赎”女性群体为叙写对象，肯定她们的思想探索和行动。她们在生活遇挫后，不是哭泣、哀求、怨天尤人，而是奋起抗争、积极行动。她们以自觉行动进行自我拯救，赎回失落的幸福和价值。王安忆在叙事中通过自我救赎女性建设理想生命状态的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她们的肯定。她说：“上海女性就是特别的皮实，上海女性表面上很娇美的样子，其实很坚强。”①

首先，王安忆对自我救赎女性的肯定，是对她们自我意识的肯定。在王安忆这些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主要表现为自尊意识与自主意识。小绸在失去丈夫申柯海的宠爱后没有感到自卑，而是更加自信，更觉得应该有尊严，不去哀求、叹息。她后来与希昭、闵女儿等人开创“天香园绣”并参与主导这个园绣世界，这是自主的行动，也是一次理想的超越与降落，更是一次从失落走向振作的灵魂的升华。她以充实而有意义的自主生活证实了自己的尊严与价值，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成功女性的个例。郁晓秋在幼时的家庭生活中受冷落和打击，但她不叫屈，依然充满了热情与希望。在“文革”中受排挤，但她仍然参与学校和社会的活动。在插队农村的生活中她也顾全集体利益，并不自私。她的自主体现在与何民伟恋爱失败后，因姐姐去世，她果断、勇敢地照顾姐姐的孩子，使这个幼年的孩子免遭丧母之苦，后来嫁给姐夫，完成了人生的归属。郁晓秋的自我意识是她能成功地度过人生困境的最有力武器。妹头在与阿川产生婚外情之后，仍与小白在一起，但她已经找不到二人世界的温馨感觉，因为小白在生活中表现出对她的刻意冷落与勉强的理会，她在小白提出离婚要求后，果断答应同他分手，后来妹头决心出国闯荡。她的自主意识体现为她果断地与过去决裂，并为实现人生道路的转折迈出有意义的一步。相对于王安忆的另一部分作品中的“失落女性”的不自觉，自我救赎女性的自我意识难能可贵。正如王安忆陈述的那样：“正是在命运决定的当头，她们坚决、果断、严思密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②

女性自我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有其先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是在现代社会个性解放思潮中，面对爱情具有果决态度的女性，体现了她的自我意识。宗璞的《红豆》中，江玫在人生十字路口上进行艰难选择，并自觉地从事事业追求，放弃不适当的爱情，她的自觉是无疑的。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自我意识与丁玲、宗璞的两部作品比较，有其特点。王安忆的作品没有这两部作品的宏大时代政治或社会思潮背景，但作家在表现个体情感世界时的内倾视角是相同的。王安忆小说中的自觉女性也不同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娜拉。娜拉的生活停顿在叛逆的决定上，王安忆笔下的自我救赎女性则在行动上实现了自救。

其次，王安忆对自我救赎女性的肯定，是对她们建设理想生命状态行动的肯定。以女性成长为主题的小说如杨沫的《青春之歌》，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在革命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小说具有政治视角，林道静的成长带有血与火的痕迹，呈急剧的紧张状态。王安忆笔下的自我救赎女性是在日常生活环境中实现了个人成长，带有世俗的气息。徐德明说：“在这种视界中，我们可以看到都市与乡村生活的有机整合，可以看到众生的永恒的群体漂浮的命运的展示，看到经由理性梳理的活泼细腻的女性经验世界：衣食住行、声色气味、柴米油盐等。”③王安忆的早期作品中也有写过女性的成长，但是不同于自我救赎女性。如雯雯是青春期女性，而自我救赎女性是处于成年期；雯雯的成长更多的是个人心理的平稳的演进，而自我救赎女性是在生命状态断裂后实现灵魂升华。自我救赎女性的成长过程是裂变与重建的过程，她们当前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产生某种形式的裂变，从而为新的生活开辟道路，是重建理想生命状态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重建理想生命状态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社会中建设性地处理自身与环境的冲突，重建于人于己有利的关系。李淑霞说：“在不懈的追问中，面对扑面而来的迷茫和虚无，王安忆认为，我们所能做出的争取与努力，就是积极地‘建设关系’，就像蜘蛛一样努力结网，并在网中确立自身的位置，进而通过网络达成与同类的联系，以消除孤独、安慰心灵，找到存在的根据。”④王安忆肯定了自我救赎女性以实践取得精神的成长和生命状态改善的探索和成果。

不同社会环境中各具特点的自我救赎女性在处理个人历史与自身未来的关系中具有建设性的态度，她们因这种建设性的处理方式而实现个体的成长。王安忆认为她们的成长过程就是建设理想生命状态的过程，并对此作理性观照，寓示了自己肯定的情感倾向。吴芸茜评论王安忆时认为：“她站到了女性自身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并开始在女性自身寻找问题的症结，甚至试图为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帮助。”⑤王安忆以作品中的自我救赎女性的成长经历为样本，为受挫女性提供了重建理想生命状态的榜样，并构拟了种种实现自我拯救的具体方式。她对自我救赎女性寓示了其欣赏的态度，这与她对另一部分作品中的“失落女性”以温情关怀是有区别的，是对理想生命状态建设者基于同一种生存关怀上的两种态度。“失落”者也没有彻底失败，她们可以因为失败而看到成功的希望。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对理想生命状态意义富于了理性的、深刻的把握。

二、在世俗之态中肯定知青理想

作为知识分子身份的体验者和观照者，王安忆肯定知青群体忠于理想的精神与践行理想的努力。王安忆的视角具有个体主体性色彩，同时具有独立性。她提出知识分子建设理想生命状态的要求和设想，主张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因此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在《命运》《本次列车终点》《“文革”轶事》中，王安忆描写了彭生、阿信、张思叶等知青的生活。彭生是留守乡村的打拼者，他为了艺术的追求，在农村乐团任指挥，在雯雯返城后他仍坚守乡村，为了艺术事业坚持奋斗。正如他在给雯雯的信中所说：“我们这些人应该为自己闯出一条路。”⑥阿信是孤独的返城者，他在返城后坚持自己的生活理想，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创造美好的明天。张思叶是位性格坚韧的人，她在插队农村的生活中，一直坚持自己的生活理想。王安忆这样叙述道：“张思叶却也一天一天过了下来，并且保留住身心深处的高贵和文雅。”⑦王安忆在叙事中蕴含着对坚守理想的知青群体的肯定。

在独立的个体主体性立场上观照知青生活，王安忆肯定了他们忠诚于理想的精神。以知青生活与命运为主题的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很多。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是以北大荒垦荒知青生活为内容的小说，作家在两部作品中赞颂知青为祖国农村建设献身的精神，带有悲壮色彩的献身精神正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洪子诚在评梁晓声80年代小说时说：“讲述在北大荒军垦农场知青的生活处境，并坚决捍卫这‘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的价值……”⑧不同于洪子诚的从政治角度解读知青小说，陈思和则从文化角度论述知青处境：“中国落后的农村文化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了他们，吞噬着他们身上萌芽状态的现代文明。”⑨而王安忆则从个体性的生存状态的角度来观照知青的生活与命运，赞赏他们坚守事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思想与行动。如果说梁晓声的这两部小说中的知青形象与王安忆这三部小说中的知青形象都具有理想主义色彩，那么梁晓声是皈依国家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而王安忆则是独立的个体主体性立场上的理想主义。在论述“文革”小说时，有论者指出：“在整个时代的集体主义信念和历史线性进步的精神氛围中，作家们仍然难以把个体的生存经验和理性思考提升到独立的个体意识，他们依然要把知识分子的思考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于国家意识形态，因此知识分子尽管受磨难却仍然强调他们忠诚与无悔的信念。”这是“文革”小说的一般情况，其中的“知识分子”包括知青在内。王安忆以知青为主人公的小说没有顺应这种一般化的大众潮流，而是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从众多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王安忆很重视个体主体性。在以知青为主人公的小说中，对他们在不幸命运面前仍然坚持事业与生活理想的思想和行动的叙述就是对此的证明。在苦难处境中仍然坚守理想，更能显示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坚守理想的知青群体的肯定，体现了王安忆对人物理想主义践行的价值认同。

在知识分子立场上观照知青生活，王安忆肯定了他们开创新的人生之路的实践。“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具有自身的思想立场，这包括自我反省与时代反省、对民主的追求、对真理的坚持，以及时代社会转型中，对人的生存现状与尊严的关注等。陈思和曾经这样说：“知识分子并不是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某个阶级，它是人类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的派生体，它经过反省和悼亡两个阶段以后，必然会走向一个重建理想的新生阶段……”丁帆在论述知识分子的普遍责任时曾道：“对此，《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如是说：‘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做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坚持原则的孤独者，但作为这样的人，他能够提出人类文明面临的基本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比任何政治活动家更有说服力的辩论。他这样就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长于批判的智力和合乎道德的理想，同时又能履行其社会责任。’”无论陈思和还是丁帆，他们都在知识分子立场上，从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个视角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这是一种有益于社会进步与个人精神操守的理想。具体地说就是将自身纳入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社会之中，并寻找自身的准确定位，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选择或者根本问题。无论是今天陷入市场化浪潮中物化的知识分子，还是追求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曾经面对这样一个选择或者说根本问题。而知青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类成员，他们在面对这个根本问题时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过，80年代中国社会只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不算广阔的人生舞台，要开拓人生局面还要靠自身努力。王安忆笔下的知青群体将自身命运与时代发展趋势相结合，将改变自身命运的实践与改变整个时代与社会面貌的使命相结合，来开创自己新的人生之路。作为新时期具有“破冰”意味的开端，王安忆通过知青群体面对新生活的信心、勇气和力量，表达了自己正视困难、展望明天的积极向上的理性态度。

王安忆对人的历史生存状态进行理性观照，做出了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生存关怀意识的知识分子的陈述和判断。陈思和说王安忆“仍然是一如既往地坚守在孤立的知识分子精神阵地上……”王安忆以肯定与欣赏的态度叙述自我救赎女性改变人生境遇的实践与成果。对具有相似经历的女性来说，王安忆的肯定态度寓示了一种建议或者说是一种有益的参考。王安忆以富有独立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姿态对知青的理想生命状态建设提出了种种方案与设想，都归因于王安忆对理想人生的不同诠释，都是王安忆对理想生命状态的探索和追求。

①⑨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第5页。

②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③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践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页。

④李淑霞：《王安忆小说创作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⑤吴芸茜：《论王安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⑥王安忆：《墙基：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1978—198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⑦王安忆：《“文革”轶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68页。

⑧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

作者：刘建军，安庆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