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迪［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春　130024］

《黄雀记》：“史传”与“诗骚”无名时代的重奏

⊙赵晓迪［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24］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向内转”演变的大背景之中，走入一种无名的状态，“史传”与“诗骚”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双重交织与变奏的局面。本文以苏童的小说《黄雀记》为研究文本，对小说中流露出来的历史意识以及“诗骚”韵味的表现进行具体的阐释，并进行原因的探析以及意义归纳。

史传诗骚 《黄雀记》 历史意识审美转化

引言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提出，“‘史传’与‘诗骚’，既是文学形式，又是文学精神”①，两者共同制约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的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共名”与“无名”相交织的状态。在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安稳、开放与多元，那种单一的重大时代主题越来越不能反映整个社会的精神走向，所以在这种“无名”状态下产生的《黄雀记》也就具有更加扑朔迷离的色彩与情调，文本之中“诗骚”与“史传”传统的交织也变得更加复杂化。

一、“史传”与“诗骚”的重奏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写作之中有一种“祛魅”的姿态呈现出来，“最鲜明的就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再起绝对的主导作用，文学更倾向于表达个人的琐碎故事”②。但是苏童写作的《黄雀记》之中不仅有这种特性，同时其历史意识却像细丝一般若有若无地贯穿着、隐藏着，形成一种“史传”与“诗骚”相互交融的美学特征。

（一）近视法：“诗骚”的外化表征

《黄雀记》这部小说有意地将其故事所发生的地点重新构筑在“香椿树街”这样熟悉的文学版图之上，而对于历史背景的描绘则呈现出一种次重要性。历史大框架的解构，使得小细节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苏童“顺势将目光从远景、观念、绝对、永恒处往回收，停留在近景、现象、相对、短暂处”，这种在近景处流往复地看世界的方式，我们称之为“近视法”③：将被大框架所删除的小细节彰显与放大出来，这种将目光聚焦在小人物普通日常生活中琐碎事件的方式，与“诗骚”传统呈现出一种暗暗契合的局面。

苏童在《黄雀记》中并没有着重去强调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在当今时代来讲述故事，却模糊了故事讲述的时代。在他笔下这个跨越十年有余的故事，“恰恰呈现出这个时代在发生巨大转型和变化时，所遭遇的最大窘境——道德、精神系统的整体性紊乱”④。作者将目光定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世纪之交，而非六七十年代香椿树街遥远的记忆，其对于自己这一代人的成长主题与遭遇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的同时，必然注入自己大量的思考与情感，这种情感成为这一代人思想上的共鸣。那些曾经被历史大型叙事所遮挡着的细枝末节开始逐渐放大，构成小说发展的脉络。

（二）“怪兽”特性：“史传”的历史隐喻

对于《黄雀记》的命名，其“是一个十分暧昧的名字，它仅仅是与小说文本本身既无隐喻关系，又没有具体描述、引征或延伸主题意图的作品标识”⑤。因此对于当今的时代发展而言，并没有太过于确切的价值来相呼应，“无名”状态的生活形态，其自身是无法被清晰地描述与展现出来的。

在这部作品中，苏童并没有因为身处“无名”时代而放弃对于时代的反映，只不过他将这种对于历史的折射稀释化隐藏在文本的叙述之中。其中明显延续了《妻妾成群》等作品中的纪年方式，分成“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三个部分，将人物的命运中最突出的时期与时代背景暗中契合，例如“白小姐的夏天”可以变现小仙女人生中充斥着狂乱执迷的火热，同时她的改变也正处于也是中国经济火热发展的时期。再者，直接从春跨越夏到达秋，再反至夏，这种打破常规的表现方式，不仅表明主人公命运的无常，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回环往复颠簸起伏的一种外象。

小说中暗藏着的历史意识还表现出“怪兽”特性。而最能体现这种特征的是“祖父”形象，他可谓是勾连起沉重历史与轻盈现实的一个怪物。“祖父”作为整个香椿树街活的最久的老人，苏童也只是以一种不经意的态度来撬起历史的地表：“革命之前的士绅、革命中被专政的对象、革命后的历史剩余”，并在祖父头上的疤痕之中提示着历史，在寻找手电筒的过程中勾勒出历史的版图。

二、双重变奏交织复杂化的因由

（一）“诗骚”与“史传”主导时期的间隔与融合

反观20世纪中国文学，从“五四”时期开始的“诗骚”启蒙，到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逐渐衍生出一种“史诗性追求”，特别是从70年代末到世纪之交，长篇小说的创作尽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注重宏大叙事、追求史诗品格，依然是不少作家清醒而执拗的选择。

从80年代开始，文坛开始复苏，作家们将目光投向历史、投向现实，这就使得作家们一方面聚焦历史，另一面舒展心灵，“史传”与“诗骚”出现一种齐头并进的融合关系，而并非像“五四”时期、五六十年代一样单单是由某种文学形式与精神为主导的状态。1986年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认为“小说心灵化、情绪化了、诗化了、音乐化了”，这种文学的“向内转”发展到现在，无不说明“史传”与“诗骚”的相互交错。

当下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并未有一个足够去概括其特征的命名，以“新世纪”这种方式来暂时作为称谓，明显与曾经我们对80后写作这样的一个断代的归纳一样不能从美学上来满足对当前文学写作的总结。在这样一种时代的“无名”状态之中，我们也很难去辨清中国当下的新世纪文学是一种“史传”主导还是“诗骚”主导的文学形式，以及其所流淌的文学精神，这两种文学精神的交织也越来越模糊与含混。

从90年代以来至今的文学写作中，宏大的历史叙事的绝对主导地位被削弱，在这种“祛魅”写作中，文学对个人琐事的表述开始逐渐丰富，展开了个人欲望的想象。通过祖父、保润、柳生、白小姐四个人物错综迷离的故事为这种模糊不清、芜杂凌乱的生活世相代言。故事中的历史时段成了人物活动的最舒适的平台，成为表现人物的道具，“它自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和意蕴”⑥。

虽然历史背景在《黄雀记》中居于次重要地位，但并非说苏童等作家是以忘却的姿态来进行写作，这种“次重要性的地位”是相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叙事中“史传”的主导地位相比较而言的。从“五四”时期开始至今，出现了“诗骚”主导（五四）——“史传”的过渡（30年代）——“史传”主导（40—70年代）——“诗骚”恢复（80年代）——“史传”与“诗骚”交融（90年代至今）这样一种间歇性变化。《黄雀记》在新世纪中出现这种交融状态也就具有了文学的时代特征。

（二）苏童自身创作的特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产生的先锋派是意识形态弱化、文学“向内转”的产物。苏童出色的构建故事的才能，弥补了先锋派文本艰涩、理念过旺的弱点。苏童自小生长在江南烟雨中的姑苏城，长大之后去了金陵古都。南方土壤及其特有的古典气质会影响到苏童的创作。在中国先锋小说作家创作群体之中，苏童的艺术营养更多的不是来自西方，而是从中国文化和古典小说中脱胎衍生而来。这种“史传”与“诗骚”传统的文学精神潜移默化之中便深入到苏童的小说创作之中，他不仅能够轻巧地展开想象，将切身感受写得淋漓尽致，同时其中国化历史的书写这种重新发现历史的实践，也都体现着其叙事功能和审美价值。另外，南方的那种阴郁朦胧的色调、童年生活场景逐渐物是人非，都是苏童在接受传统中国文学叙事原型的时候，不自觉地将“颓败型家庭叙事”与“南方精神”⑦在创作过程中结合起来。在体验生命、感悟历史的情调之中，苏童的故事借助语言的柔韧绵延出柔软的触角。

三、《黄雀记》的审美延续与局限

苏童的《黄雀记》以诗性的灵动，充满想象力的语言带动一个颇具时代感的现实故事。苏童以一个文学创作者的敏锐深深地知道，一个作家要想拥有创作的生命力，不能仅仅凭借叙述技巧，更应该“面对他所在的时代和匆匆而过的时间凝结成的沉重的历史”。

从人物的谱系来看，在苏童早期作品《蛇为什么会飞》之中，其第一次完成了少年们的成长，将他们投入商品经济的大潮，具有血热少年气质的香椿树人即使从市井转移到繁华的闹市，却依旧保留着城北少年的气质与劣根性，少年在新时代的身份失落与现实生活的失败中暗示着苏童走向现实。这种少年式的成长的完成再一次体现在其新作《黄雀记》之中，柳生成了商贩，童年的小仙女长成了公关小姐，他们受着时代的裹挟，同时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整部小说的三部分分别以保润、柳生、小仙女为线索，展示着时代的变化，这可以说是苏童将诗意的想象和时代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小说，最终的结果依旧是三位主人公历经起伏走向了失败的结局，但其诗性的叙述却解救了现实的无力、时代的变动与隐痛、情绪与时代的交融。小说的结局在残酷的现实中唱出了赞美诗般的意境，所有的卑琐化为尘埃，进入一种祥和宁静的意境中。

不过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苏童1990年以来的小说与散文都能看出其写作观念的狭小，作品格局并不是很大，并且过于迷恋叙述的快感，把玩文字的奇幻之旅。不过庆幸的是苏童并没有通过叙述来自娱自乐，成为仅供消遣的写手，这也是文坛之幸。

结语

苏童的《黄雀记》是新世纪以来各方面因素造就的产物，被评为2015年度“茅盾文学奖”，充分肯定了其文学价值。随着文学发展呈现出“向内转”的姿态，逐渐诗化、音乐化，但是《黄雀记》在这种氛围之中依然没有摒弃历史叙事，使得文本中显现出着“史传”与“诗骚”交融的特色，在当今多种形式的写作中有着一种厚度与力度，从而绽放独特光彩。

①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页。

②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0页。

③翟业军、吕林：《怒与耻：“顺从”世界的两种方式——论苏童〈黄雀记〉》，《文艺争鸣》2014年第8期，第133页。

④⑤张学昕：《变动不羁时代的精神逼仄——读苏童长篇小说〈黄雀记〉》，《文艺评论》2014年第3期，第82页，第83页。

⑥王宏图：《转型后的回归——从〈黄雀记〉想起的》，《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第84页。

⑦张立群：《“漂移”的先锋——论苏童笔下的“历史叙事”》，《江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30期，第57页。

作者：赵晓迪，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