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莉莉

“我们纳税人的钱怎么能让全国的人享受半价呢？后来这事闹到上面，上面说没有这个概念，全国的人都可以”

2016年初，一场关于剧院管理的论坛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

钱程进行了观点分享。他的头衔，主持人先是脱口而出“天津大剧院院长”，又更正为“天津大剧院总经理”。

事过半年，钱程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当时我就问主持人，民营运营机构不能被称为院长吗？”

总经理，“商业味道浓厚了些”。钱程认为自己的属性中，“肯定是艺术要大于商业。艺术是内容，商业只是方法。传播艺术，这是我几十年的从业生涯都在做的事情。”

2012年，总造价20亿元的天津大剧院落成，管理方最终选择北京驱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称：驱动文化）进行运营。驱动文化的创始人，正是钱程。

这场政企合作，被媒体认为是民营机构首次进入大剧院管理领域。

4年来，天津大剧院有1700余场演出、10万余人次观众，成为中国剧院圈子里一个迅速崛起的特例——口碑、票房“两全”。

这也是钱程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试验。

首都光环下的大剧院理想

上世纪80年代末期起，天津人钱程在北京经营画廊。1993年的一个机会，他承包了北京音乐厅。

因为策划了“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聆听经典”等一系列的音乐会，激活了高雅艺术演出市场，北京音乐厅从亏损变为火爆。媒体称之为“音乐厅现象”，钱程则被称为京城“演出大鳄”。

钱程回忆，那段时间让他意识到，“人们不是不需要高雅艺术，高雅艺术也并不是没有市场。要有合适的机会刺激到人们对于艺术的那根神经。”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原副司长、中国动漫集团董事长庹祖海说起钱程时，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那个时候他在音乐厅搞改革，很有成果。管理上的改革创新到现在来看，他在这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优势。”

“各有各的生存之道。虽然我们的剧院有国企背景支撑，但也是我们的限制。民营企业需要担心一日三餐，员工很少也没有编制，但这也正是他们的原动力。”参观天津大剧院的中部某省会城市的剧院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

时间走到21世纪，一度游离于演艺行业的钱程希望重返剧场。

2011年钱程创办的驱动文化拿下天津大剧院的经营权。2016年，驱动文化拿下哈尔滨大剧院的经营权。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的一则文章这样评价钱程，“他的故事其实才刚刚开始。”

2012年，作为天津“十二五”规划中重要的民心工程之一，天津文化中心正式落成。它是以10公顷人工湖为中心、占地90多万平方米的公共文化设施建筑群。

除了有4个剧场、3600个座位的天津大剧院，这组天津的标志性建筑包括天津图书馆、天津美术馆、天津博物馆。周边设有步行道、景观湖、中心广场功能区域。

天津人对于以大剧院为核心的天津文化中心寄予厚望。

在首都北京的光环下，天津似乎永远也成不了“一号主角”。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城市文化塑造”成为天津市的重要任务。这也可以解释天津大剧院的高投入。

然而，如何让这座天津的新象征一直发出熠熠光辉？其期望，是主管部门最终能够打破惯例、选择民营机构进入的主要原因。

“他个人的经历、成功的经验和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尤其是提出了‘零补贴零编制，全市场化运营的方式，最终让驱动文化获得了天津大剧院的运营管理权。”天津市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

钱程

而对于在剧院这一行奋斗了许久的钱程来说，接手天津大剧院正逢其时——政府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投入前所未有的力量。

民营剧场的活法

2013年9月3日，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现代歌剧《居里夫人》在天津大剧院进行中国首演。买票的观众发现：票面上出现了两个价格：一个是演出的票面标价，另一个则是便宜了一半的购买价格。

这是天津市政府为市民推出的高端演出补贴。天津市财政从2013年开始每年拿出1500万元“文化高端项目”支持经费。和过去单纯补贴剧院等运营单位不同，这些钱绕过剧院，直接补贴到观众的票价里。

这个补贴，既显示了政府之于文化的重视，也凸显了对于天津大剧院的“照顾”。

天津文化广播影视局文艺处处长张春雨说，“‘高端演出补贴主要是对天津大剧院引进成本比较高的演出。票价直接给予50%的补贴，比如800元的票价，政府直接补贴400元。观众花一半的钱就可以观看。”

对于政府补贴，钱程的态度有些复杂。“‘零补贴零编制是我当初竞争管理权的唯一一招，我说我什么都不要。”

钱程自然知道这种“零负担”是当初他在大剧院运营权中制胜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实际运行中的窘迫，其实让钱程也不得不对“照顾”满怀期望。

目前较为直接的关照，是政府给大剧院拿出了760万元能源费。因为剧院里有一个电源热泵运行成本较高。“政府说了，你只要把事做好了，其他好商量。”

有时，他也会主动找过去。天津大剧院现在举办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天津国际歌剧舞剧节，“每次印出来彩页，我就去找有关部门领导，跟人家说，你看印出来才知道有多好，就应该你来主办。”

对方也很明白，“你看你，肯定想找我要钱。一下就把我识破了。”

不过钱程最开始争取的，是“普惠式”的待遇。

在天津，政府补贴还有一种具体形式，就是“惠民卡”：市民用100元购买一张卡，每张卡政府补贴400元。

政府的投入有边界的：“惠民卡”只在11个市属院团的演出和剧场中使用——虽然天津大剧院是天津演出场次最多的场馆。

“我跟市委宣传部长和管文化的副市长说，公平正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则。你们让我走市场，但是又弄了体制内和体制外。”钱程回忆。

上面说，全国的人都可以

钱程对于天津大剧院有着自己的理想。“最开始的时候，只是想做高雅艺术。每一座剧院的发展目标都不一样，比如东方艺术中心专注做交响乐，因此有了‘听交响到东艺的说法。对于天津大剧院来说，展现国际前沿表演艺术才是一条突围之路。”

2016年5月初，立陶宛国家剧院的《英雄广场》在天津大剧院演出，60%到70%的观众都来自外地。

这也是钱程的策略：“天津大剧院的戏，北京没有，这就是天津大剧院要走的路子。各剧院有各自的特点，我打了他们的空档。”

然而，很快就有人把天津大剧院的情况“举报”了出来，第一个理由是不扶持地方戏。

第二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怎么能让全国的人享受半价呢？后来这事闹到上面，上面说没有这个概念，全国的人都可以。”钱程说，领导也很清楚“如果要是按成本1000元钱一张票谁也来不了，但是你花500元政府补500元，而且不按身份证，就会有人来。我觉得特别棒。”

无论是否有政府补贴，钱程仍在继续从上世纪开始的实践。这其实涉及一场延续至今的争论：公共文化服务是否能够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两全。用他自己的话是，他认为“艺术经营独特的规律是社会效益带来经济效益。”

在不能“两全”的理论下，国有院团就可以从国家争取资金。但是这对于钱程和他的企业“不成”，“必须找到一个‘解。这就是以社会效益带来经济效益。但社会效益不能是空泛的口号，应该落实在演出场次的增加和演出水准的提高上。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剧院运营的概念。”

为了这个“两全”，钱程绞尽脑汁。由于工作人员太少，他们“有时候扛不住，有人蹲在墙角哭，天天有人辞职，这行实在太残酷了。”

在天津大剧院，行政部门聘用的多是退休人员，领位员多是在校大学生，从而减少了福利开支。工资最高的是保安，全部是解放军仪仗队的退伍战士，因为他们是“门面”。

钱程对未来的期望，仍是追踪当下行业的动向。其中之一，就是把北京的观众吸引到天津大剧院来。除了独家剧目、同剧票价更低，还包括京津之间的车接车送、报销高铁票等。

在他看来，北京的高场租已经是一般剧目无法应对的：演出两天加上拆装台的四天，场租可能就超过50万元。这代表着2000个座位的剧场，平均票价可能要接近250元。事实上，这种规模的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只有寥寥不多最好的座位才卖出200元的价格。

钱程认为，目前全国已有的豪华大剧院超过40家，场馆利用率极低，每年能演到50场的已是不错。

而作为民营机构负责人，钱程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对此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