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美国《华盛顿邮报》 2016年2月8日罗伯托·A·费尔德曼（Roberto A.Ferdman）王 芳/译



人为什么会作弊

选自美国《华盛顿邮报》 2016年2月8日
罗伯托·A·费尔德曼（Roberto A.Ferdman）
王 芳/译

几年前，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被认定在比赛期间使用了兴奋剂，整个体育界都为之震惊。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阿姆斯特朗在自行车比赛中一统江山，甚至当时人们觉得其他人可能会获胜的想法都是滑稽可笑的。人们不曾料到，他取得的骄人成绩会建立在作弊的基础上，即便后来阿姆斯特朗承认了自己服用禁药的失信行为，仍有很多人表示难以接受。

现实情况之所以令人如此费解，部分原因就是，这违背了阿姆斯特朗的公众形象。阿姆斯特朗曾被赞为模范运动员，主要是因为他为抗癌基金会（Livestrong）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该组织是世界上由运动员所创建的最大的慈善组织。他的故事也十分励志：成功击败了威胁生命的睾丸癌，并在病愈后创造了环法大赛七连冠的奇迹。

拨开这些困惑不谈，这背后可能真的存在某种可以让人信服的解释。虽然没有人可以准确知道他的心路历程或促使他这样做的诱因，但至少在一件事上是确定的，那就是驱使阿姆斯特朗作弊的潜在暗示：他曾经是冠军。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阿摩司•舒尔（Amos Schurr）这样说道：“获胜似乎在人们身上发挥着一种奇怪的影响力。当人们在竞争中打败其他人取得胜利的时候，道德标准似乎做出了一定的妥协，这让他们在之后的比赛中更有可能会作弊。”

舒尔对此很感兴趣，他对失信行为的诱因进行了探索，很早以前他就怀疑竞争中隐藏着危害。具体来说，他怀疑那些在竞争中独占鳌头的人更可能会作弊。并且，舒尔有理由相信他将会有所发现。

本月，舒尔携手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心理学教师伊拉娜•里托乌（Ilana Ritov）公布了一项新的研究，该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他先前所做出的假设。他们两人组织几十名参与者进行了四组实验，以便观察他们在各种竞争的输或赢之后所做出的反应，其结果引人深思。

在第一组实验中，舒尔和里托乌将86名学生分成两人一组，然后让他们彼此竞争，而这场比赛是不可能作弊的。在屏幕上依次出现了一系列的物品，然后消失，参与者在观看屏幕以后会被问及出现频率最高的物品和总共出现的物品数。每组都是一人胜出一人失败。

然后，参与者被重新排序，仍是两人一组，这次他们参加的比赛比较容易作弊。其中一人掷两个骰子，在此过程中另外一人是看不到投掷过程的，他只能等待对方告知自己投掷的结果。掷骰子的人将得到与投掷点数数额相等的硬币作为奖赏；而等待投掷结果的人所获得的硬币金额，其计算方法是用两个骰子的最大点数12减去投掷者报的点数。

显然，如果掷骰子的人想要获得更多的硬币，他们只需撒谎多报些点数就可以了。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亦即，那些在上一轮比赛中获胜的人真的这么做了。他们报给对方选手的骰子点数平均值接近9，然而在上一轮比赛中失败的那些选手所报的点数平均值在6.5左右。这听起来很具偶然性，但事实则不然。舒尔解释说，原因就是投掷两个骰子的结果很快就会趋近于7。

“如果每个人都是诚实的，两个骰子点数的平均值是非常接近7的。很明显，上一轮比赛的获胜者报高了他们的点数，他们的获胜是建立在损害对方选手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舒尔如是说。

在第二组实验里，研究人员证实了：即便是一段关于获胜的回忆也可能会诱导失信行为。这次的实验不是通过竞争的方式，而是让参与者回忆这两件事情中的一种：一个是他们在参与竞争的时候打败对手获胜的经历，一个是达成了某个目标的经历，在这里他们所取得的是一种绝对性的胜利而非相对胜利。再一次，实验向我们证实了获胜的经历似乎可以刺激人们去作弊。那些回忆起战胜过他人的参与者，他们所报的点数平均值为9，那些想到实现了某个目标的参与者，他们所报的点数平均值仅仅比7高出一点。

舒尔说：“这样的结果不禁令人诧异，那些将自己贴上获胜者标签的人竟然会在接下来的游戏中作弊。而且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只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与此同时也是对其他参与者利益的损害，后者所获的硬币因此而变少了。”

最后两组实验向我们展示了：当人们不与他人竞争的时候，作弊的倾向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其中一项实验是，参与者进行抽奖，获胜与否全凭运气而非功绩；另一项是，在20道常识题里，参与者要准确回答其中的至少10道问题。理论上来看，选手是在挑战自己而非他人。舒尔和里托乌发现，无论是抽奖还是常识问答，那些获胜的人在掷骰子的环节里都没有作弊。事实上，这些获胜的人所报的点数甚至比他们打败的对手还低。

关于这一点，舒尔做出了说明，这是他的理论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他说，这里出现的问题似乎彰显出一种特殊形式的成功：其中涉及了社会性比较，这种同类比较意味着不仅仅要做得好，还要做得比别人好。并且，舒尔相信，问题归结到根源是一种权利感，它渐渐滋生在胜利者的头脑中，驱使着他们在体育、商业、政治以及其他正向的竞争中打败对手。

“失信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在各种各样机理的作用之下才产生了这一现象，”舒尔说，“但是在竞争中获胜的人感觉更实至名归，这种权利感就是失信行为的引线。

一朝夺冠，终生为冠

换言之，当人们在竞争中打败了对手，他们往往会觉得自己更出色，或者是更名副其实。这样的想法让他们为作弊辩护，他们以此谋求内心的平衡，认为自己是接下来胜利桂冠的合法继承人——“如果我比你实力强，那么我不妨确保自己能赢，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应该赢的。”

这一问题可能还有一种复合效应，因为据调查显示，作弊的人往往赢的次数更多。根据舒尔所述，这种无限循环大概是这样的：赢的人越多，他们更容易作弊；作弊的次数越多，他们更容易赢。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阿姆斯特朗长期以来的作弊行为可能就比较容易解释得通了。在阿姆斯特朗服用类固醇之前，他在竞赛中屡屡夺冠（在1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名专业的三项全能运动员了）。有迹象表明他可能在使用禁药前就开始违背比赛规则了——一名前自行车赛选手宣称阿姆斯特朗曾贿赂自己，让其在1993年自行车赛的最后一站放水。当然，可能还存在很多其他的原因促使阿姆斯特朗一路作弊，获取了环法自行车赛七连冠的头衔。如果我们认为阿姆斯特朗的案例正好遵循了舒尔所描述的循环模式，这也是不无道理的——因获胜而作弊，又因作弊而取胜。

令人震惊的是，在作弊风波之下，阿姆斯特朗不但承认了过错，还表达了其从未感觉自己的行为是在作弊。“我把这视为一种公平竞争。”在2013年的奥普拉脱口秀上，他对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说道。

在阿姆斯特朗作弊之前和之后，许多运动员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相似的故事一直在上演。这种诱惑曾一度猖獗，以致于20世纪90年代经常被人们称为“类固醇的时代”。比如棒球选手马克•麦奎尔（Mark McGwire）、萨米•索萨（Sammy Sosa）和贝瑞•邦兹（Barry Bonds），他们都是那个时代里非常卓越的人物，凭借本身的实力他们就已经非常成功了，但是他们仍有可能选择抓住机会，延长或者是确保自己的成功。一旦真的奏效，他们便继续驰骋在这条“快车道”上，而落后于他们的那些选手也在走着同样的“捷径”。多达十几位专业棒球运动员因服用了可以提高成绩的违禁药物在2013年被禁赛，而其中不乏一些世界顶尖级的选手。

竞争之虞

毕竟，竞争的范围远不止游戏和体育。不论其功与过，竞争是整个西方现代文明的主旋律。并且，社会不公正可能与竞争相伴而生，受竞争的培植而得以蔓生。

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竞争带来的弊端还有很多，比如说，它可能会助长社会和收入的不平等之风。有大量的调查，最终都表现出了相同的结果：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取得胜利的人不仅有继续取得胜利的趋势，而且还可能会在以后的胜利之路上做些小动作，违背游戏规则。2011年的一项研究非常直观地显示，有钱人更可能会“收取贵重物品”、“在谈判中撒谎”、“为了增加获奖几率而作弊”以及“默许工作中的不道德行为”。另外，2010年的一项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相比那些社会和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社会和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更可能会克制自己的行为而兼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家庭条件相对较差的人更有社会责任感，这样可能会让他们失去一些可以获利的机会。

关于竞争具有毒害身心作用的说辞并不新鲜。2004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竞争是否扰乱了道德行为？》（Does Competition Destroy Ethical Behavior？）的论文。他在文中表示，不道德行为很容易被我们归结于“贪婪”，就像贪污或者是使用童工，而实际上这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我的观点并不是要为这些行为辩护或者是谴责这些做法，我仅仅是想准确地描绘出竞争残酷的一面。”施莱弗这样写道。

但是，认为竞争本身不是培养作弊者的土壤，而是一种特定的竞争环境在从中作梗，它奖赏的是相对性的成功而非绝对性的成功，这样的观点是非常新颖的。两家公司抢夺生意，政客争夺选票，运动员比拼速度，也就是说，这些类型的竞争才是值得担忧的。

舒尔把竞争称为“经济学家最伟大的一项发明”，他不认为竞争在本质上是坏的。但是，他觉得竞争还是需要一些约束的。舒尔想知道我们是否愿意考虑奖赏更多的人——经济上或者以其他方式——奖赏他们做得好，而不是做得比别人好。

“我们没有对竞争以后的情形考虑周全，比如它是如何影响人们、商业和政治的。如果我们有过缜密的思考，我们可能会设计出更多不涉及人或者实体之间彼此角逐类型的竞争。”

我们可能还会发现，生活中作弊的人越来越少了。

原文标题： Why People Che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