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洁［吕梁学院外语系，山西吕梁033000］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简·奥斯汀与张爱玲婚姻观之差异

⊙刘冰洁［吕梁学院外语系，山西吕梁033000］

简·奥斯汀和张爱玲这两位杰出的女作家是文坛上不可忽视的存在，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长久以来，她们都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代表、父权制的挑战者，并且都对婚姻做出了新的阐释：呼吁女性与男性在婚姻中的平等。但是，在奥斯汀看来，美满婚姻即理智与情感完美结合的婚姻是女性最终的幸福归宿；而张爱玲则是彻底全面地否定了男权婚姻，在她看来，婚姻是一出绝望而永恒的悲剧。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二者的差异是由她们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简·奥斯汀 张爱玲 婚姻观

简·奥斯汀是一位英国女作家，她也是最早突破男性写作垄断地位的女作家之一。作为女性，她对于人类情感的敏锐感知，她观察英国中产阶级虚伪外壳的独特视角，她生动呈现的男性沙文主义及此对女性的影响使她成了同时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张爱玲在现代作家尤其是现代女作家中占有不可撼动的一席之地，她对于人类道德和精神困境的扭曲描写和冷眼洞察令人印象深刻，无疑，她是20世纪最优秀的女性作家之一。对于这两位作家的研究多如天上的繁星，其中，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剖析她们和她们作品的更是硕果累累。简·奥斯汀的小说出现在19世纪初叶，张爱玲则是在20世纪。虽然张爱玲与简·奥斯汀相差一个多世纪，但是19世纪初的英国与20世纪的中国都处于女性主义的萌芽时期，这就决定了这两位女作家在女性主义视角下有很多相同之处，也给她们提供了很多的可比之处。长久以来，这两位女作家都被看作是父权制的挑战者，也有很多的相同点，而她们对于传统婚姻观的挑战则尤其具有巨大的时代意义。

一、对传统婚姻观的全新阐释

在简·奥斯汀和张爱玲所处的时代，女性要想获得他人尊重、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都必须通过婚姻这个唯一的途径，而金钱在婚姻中也就显得尤其重要。女性不得不从经济上依靠男性，这就决定了女性并没有选择丈夫甚至是选择婚姻的权利。而简·奥斯汀和张爱玲都对此做出了新的阐释，她们的作品中都有女性主义的印记。第一，她们承认金钱是婚姻的经济基础，但是认为金钱不能决定婚姻。因此，《理智与情感》中的爱德华一年的收入仅有二百五十磅，却毫不影响他与埃莉诺的婚姻；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仿佛扛着重重的金枷锁，在富贵的外衣下，藏着的却是一颗可悲而变态的心。第二，她们反对婚姻中女性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主张男性、女性在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平等地位。因此，奥斯汀作品中的女性博学睿智，果敢决绝，比之男性毫不逊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略胜一筹，可以充当男性的顾问和向导。而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独立坚强，甚至是一家人的经济和精神支柱。第三，她们展示了女性的智慧和能力，批评了男性的懦弱和愚昧。因此，奥斯汀作品中的一些男性只是所谓的绅士，他们愚昧无知，自命不凡，荒唐可笑，一些男性依附于女性给他们提供金钱和地位，着实可悲可恨。而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大多病态无力，无耻可恶。第四，她们说出了女性渴望婚姻中自由和平等的心声，否定了男性的特立专断。因此，《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虽然是一个外界看来毫无缺点的有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绅士，却在其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遭到了她的拒绝，伊丽莎白的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十分勇敢而有反叛精神的。而《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的哥嫂在花光她离婚分得的财产后，便敦促她回到前夫家为病逝的前夫守活寡，以便继续享受妹妹的接济，而白流苏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们所谓长辈的无理要求。这些行为对于反对父权制社会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但是由于二者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她们对于婚姻也有着不一样的诠释。她们的挑战深度大不相同，简·奥斯汀保守，而张爱玲激进，也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婚姻观。在奥斯汀看来，美满婚姻即理智与情感完美结合的婚姻是女人最终的幸福归宿：首先，这种婚姻应该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其次，男性不再被视作婚姻的主导；再次，女性应当接受教育。而张爱玲则是彻底全面地否定了男权婚姻，在她看来，婚姻是一出绝望而永恒的悲剧：这种悲惨的婚姻首先是父权制社会的产物；女性经济不独立也决定了她们婚姻的悲剧结局；同时，拜金主义也造成了女性婚姻的不幸。

二、最终归宿与永恒悲剧

在奥斯汀所处的时代，女性不得不依靠男性给予其舒适的生活，没有什么比一桩好婚姻更让人期待，而所谓好婚姻，就是丈夫收入稳定，社会地位高，如果还能财产丰厚，那无疑是锦上添花，完美无缺了。女性的情感需求则如同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奥斯汀也认为婚姻是女性的最终归宿，但是，与同时代他人不同，她认为完美婚姻是理智与情感的结合，只有金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而只有情感的婚姻是不牢固的。此外，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和相互尊重都是婚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简·奥斯汀婚姻观的进步之处也在于此。通过她的作品，她描绘了男女之间的理想关系，阐释了完美婚姻的必要因素，从而挑战了父权制，但是她始终认为婚姻是女性最终的幸福归宿。张爱玲则与她不同，她通过刻画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女性在婚姻中司空见惯的生存、挣扎、无助和痛苦，彻底否定了男权的婚姻。张爱玲时代的婚姻大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金钱和社会地位上的门当户对，因而女性鲜有选择权，个人情感早已被忽略。张爱玲早已厌烦这种婚姻观，她作品中的女性均饱受婚姻的折磨，她笔下的婚姻犹如沉重的枷锁，禁锢住了女性的身心自由，这与奥斯汀所认为的婚姻是女性的最终幸福归宿大相径庭。无疑，张爱玲的婚姻观是悲观和绝望的，她眼中的婚姻是一出永恒的悲剧。

首先，奥斯汀认为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的，同时又有物质基础的婚姻是幸福的归宿。在《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以埃莉诺、玛丽安、简和伊丽莎白的婚姻为样本，刻画了理想婚姻的蓝图，即：理智与情感的完美结合。爱德华一年的收入仅有二百五十磅，他母亲承诺给他的财产也仅有一万磅，但这足以支付他和埃莉诺的日常花费，而二人之间的相互吸引和相互尊重使他们的婚姻传为佳话。玛丽安发现自己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与一个村庄的主人，而这一切也给玛丽安带来幸福感①。基于爱情，彬格莱并不十分在意他和简之间存在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距，这样的婚姻使简成了一个幸福的女人。伊丽莎白渐渐了解了达西的本质后，消除了对他的偏见并且爱上了他，同时，达西也对伊丽莎白用情至深，从而摒弃了他对社会地位的偏见。②他们这些人的婚姻被视为世界之最幸福婚姻，因为它们基于情感，同时又是理智与情感的完美结合体。

与此不同，张爱玲则认为婚姻中的情感是虚伪的，而金钱又使女性扭曲变态，因此我们看到白流苏的爱情更像是一场博弈，而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我放纵，接受了情妇这一职业，自我麻痹说服自己说婚姻也不过就是长期的卖淫。在张爱玲生活的时代，女性期待婚姻中的情爱被认为是不知廉耻，因此个人情感就理所当然的不在婚姻的考量之中。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中，女性丧失了人格尊严和独立地位，像商品一样被买卖而剥夺了选择丈夫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白流苏是一位在婚姻中实现自我的女性先锋，她与前任废物丈夫离婚后，居住在母亲家中，哥嫂花光她离婚分得的财产后，便敦促她回到前夫家为病逝的前夫守活寡，以便继续享受她的接济。白流苏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的所谓长辈，她回答不能拿着法律闹着玩。③她的离婚与拒绝是对父权制婚姻中女性须从一而终的荒唐观念的大声反抗，更是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勇敢表现，这是女性在摆脱父权制婚姻枷锁道路上的第一步，也是女性实现自己价值的开端。

其次，奥斯汀认为男性不再被视作婚姻的主导，婚姻面前，人人平等。在奥斯汀的时代，男性在教育方面享有优先权，他们似乎比女性更加睿智和能干，因此通常扮演女性指导者的角色。而奥斯汀作品中的女性则不然，在书籍和教育的帮助下，她们比之男性毫不逊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略胜一筹，可以充当男性的顾问和向导。《理智与情感》中的埃莉诺·达什伍德是一位优雅的女士，她深谙世事，在许多方面都给爱德华·费拉斯提出了合理建议，甚至帮助了他——她为爱德华找了一份工作。她不仅不是爱德华的附属品，而且可以称之为爱德华的姐姐。布兰登上校也不是玛丽安的主人，他冷静沉稳，具有高度责任感，弥补了玛丽安的冲动个性，同时，玛丽安活泼可爱，富有生机，丰富了布兰登的沉闷生活。《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班纳特是一位自信而理智的女士，她受益于达西的智慧，同时也帮助达西改正他的傲慢和过于严肃的性格。他们的婚姻被视作完美婚姻，因为夫妻二人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张爱玲则认为，男性即使已经缺失了他的功能，也依然是婚姻的主导，《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这样一个男性的奴隶。她原本是一个迷人的姑娘，可以拥有一段不富裕却自给自足的正常婚姻。可是，她贪婪的哥哥为了金钱牺牲了妹妹的幸福，将她嫁给了一位有钱人家的少爷——一位瘫痪病人。从此，她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婚姻。作为一个渴望情爱滋润的女性，她生活在一个毫无生气的世界，丈夫只是尸体般的存在，她的需求绝无可能从她的残疾丈夫那里得到满足。经过多年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七巧终于变得疯狂，她折磨身边的每一个人，一手打碎了女儿的幸福婚姻，摧毁了儿子的和谐家庭。④

再次，奥斯汀认为为了拥有一段美满的婚姻创建一个和谐的家庭，女性应当接受教育。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对女性的正规教育被视作是“没有必要的”。女性日常学习的是一些诸如绘画、唱歌、弹琴类的才艺，目的是带给自己一些成就感，更重要的是，以此博得金龟婿的倾心，因此这些才艺在婚后便再无用武之地。但是奥斯汀笔下的女性却不擅长于这些才艺，这并不是因为她们愚钝，而是疏于练习。正如《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她本可以像别的姑娘那样把钢琴曲弹得很熟练，可是她把时间都花在了读书上，这使得她弹钢琴不娴熟，似乎也没有掌握别的才艺，没有花很多心思点缀自己，但是读书使她机智、自信，像一只精灵一样使达西对她一见倾心、念念不忘，即使遭受拒绝仍然痴情于她。

张爱玲笔下的很多女性都接受过良好教育，却逃脱不了受制于男性的命运。如《半生缘》中的顾曼桢、《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婚姻的悲剧源于女性经济不独立。张爱玲笔下不乏敢于对抗父权制社会的陈规陋习、渴望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她们之所以没有成功获得最终的幸福，就在于经济不独立。鲁迅在《娜拉出走以后会怎样》中指出，娜拉出走以后只有两条路：回家或者就此堕落，只有当她有经济来源可以独自生活时，她的出走才能成功。

三、祥和的英国和动荡的中国

简·奥斯汀和张爱玲这两位杰出的女作家是文坛上不可忽视的存在，二者都对婚姻做出了新的阐释，但她们的挑战深度大不相同，简·奥斯汀保守，而张爱玲激进，也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婚姻观。在奥斯汀看来，美满婚姻即理智与情感完美结合的婚姻是女人最终的幸福归宿；而张爱玲则是彻底全面地否定了男权婚姻，在她看来，婚姻是一出绝望而永恒的悲剧。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基石，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是由父权制社会的生产资料以及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简·奥斯汀和张爱玲小说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就在于二者所处的社会的生产方式不同，而这是由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⑥

总之社会经济基础和决定社会条件的具体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是简·奥斯汀和张爱玲小说的创作根源。这两位女性作家的共同点和差异皆源于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共同点和差异。两位作家所生活的时代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包括妇女的主观意识在内的新思想随之出现。然而，奥斯汀时代并没有尖锐的冲突。简·奥斯汀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乡村，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资本主义本身矛盾尚未暴露，其他社会矛盾也是如此。尤其对于农村中产阶级家庭而言，热闹的氛围和迷人的景象到处皆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奥斯汀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叛逆者。她的婚姻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打上时代的烙印，有进步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她认为男性、女性是平等的，但是只限于在婚姻中。无论一个女人有多么睿智、完美，她最终的幸福归宿都是婚姻。女性所有的苦心经营只是为了嫁一个好丈夫，而不是找一份好工作。她将婚姻视作女性改善经济状况的唯一途径，没有意识到女性的经济独立可以帮助她们寻找到完美婚姻，给予她们更多的话语权。

张爱玲出生在遭遇极端动荡的中国，战乱不断使得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性陷入深渊。20世纪的前四十年，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极大地受到西方影响。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爱国主义思想、科学以及包括女权在内的个人权利意识。张爱玲出生前一年半，五四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愤怒的学生在街上游行示威抗议，“一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霸权干涉，这种游行示威随之发展成对种种国内弊病的普遍批判。⑦张爱玲见证了战争和社会变革给普通市民尤其是给妇女带来的灾难和不幸，逐渐开始反感旧式的男权习俗。她意识到女性不能依赖婚姻而成为男性、家庭或者金钱的奴隶，相反，她们应该经济独立。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是由父权制社会的生产资料以及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简·奥斯汀和张爱玲二者所处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不同，导致了二者文学作品中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差异。体现在婚姻观方面，在奥斯汀看来，美满婚姻即理智与情感完美结合的婚姻是女性最终的幸福归宿；而张爱玲则是彻底全面地否定了男权婚姻，在她看来，婚姻是一出绝望而永恒的悲剧。

①JaneAusten.Senseand Sensibility.BeiJing：YiLi1 Pepole’s Press，2003，p499.

②JaneAusten.Prideand Prejudice.Beijing：Central Complation&Translation Press，2004，p496.

③④EileenChang.TheGolden Cangue.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p109，p169.

⑤RamanSelden，PeterWiddowson，PeterBrooker.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Literary Theory.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p121.

⑥秦美珠：《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页。

⑦纵薇薇：《三四十年代视角下的家、国、战争想象》，南京师范大学2008硕士论文。

作者：刘冰洁，吕梁学院外语系助教，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