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

响应民意的太后改嫁

清初有三大疑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篡位；经孟森、郑天挺、王锺翰等学者辨证，顺治、雍正二案真相大白，惟太后下嫁之案，一波三折，耐人寻味。

科尔沁博尔吉济特氏，本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庄妃，因其子福临后来做了皇帝，遂升级为皇后，死后谥曰“孝庄”。

福临登基，犹是“幼齿”，处治不了国家大事，廷议乃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称为摄政王。多尔衮是皇太极之弟，即是福临之叔，故被称为“皇叔父摄政王”，简称“叔王”。然据郑天挺考证，“叔王”之“叔”，并不是指多尔衮的皇叔身份；“叔王”乃是一种爵秩，比亲王更高级，与辈分、地位及年纪无关 （《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蹊跷的是，多尔衮被尊为“叔王”三年后，又被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字少了一个，级别则提升到无以复加。福临本来是有个爸爸的，现在又出来个“皇父”，算怎么回事呢？难道真如郭德纲相声所谓“您的父亲们”？恰在这时，流亡海外的反清复明义士张煌言写了一首诗，中云：“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春官指礼部，仪注即礼节制度，盖谓太后改嫁是空前的大事，以往没有定章，礼部赶紧新订了一套婚礼的执行方案。显然，这是听说改称多尔衮为“皇父”后，有感而作。于是，太后下嫁之谣风传于世，历数百年不息，直到今天，犹有信以为真者。

然依孟、郑二氏的意见，“皇父”即如“皇叔父”，不过是加恩尊尚之义，与通常理解的父子之父不一样。古代帝王尊称大臣为“父”，事不一见，如周武王对吕尚、唐德宗对郭子仪俱称“尚父”，齐桓公对管仲、秦始皇对吕不韦俱称“仲父”。以此，福临尊多尔衮为“父”，不算没谱。当然，反对这种解释的人也有，如胡适就写信给孟森，谓“终嫌‘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与‘尚父、‘仲父一例”；王锺翰则用满文字书解释“父”（ama） 字之义，谓“生我者之谓父”，此称不宜滥施 （《释汗依阿玛》）。然则各执一词，两不相下。但是，即算“皇父”就是皇帝他老子的意思，也不能证明孝庄真就嫁给了多尔衮——最多可以说叔嫂通奸，但不能说举办了婚礼。至此，传谣信谣者碰到一道逻辑难题。解决办法只有两个，一是不讲逻辑，如王锺翰，即曰：“多尔衮既可称为‘皇父，太后当然可以下嫁多尔衮，都是完全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这个说法近乎宗教信仰，不足语于考史。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到太后下嫁的“铁证”——大婚诏书。

可惜，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没能找到这份诏书——如果确实存在的话。看似最接近的一次，在1946年，刘文兴发表 《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册跋》，说其父在宣统元年任内阁侍读学士，整理宫中文档，发现了太后下嫁诏书，“遂以闻于朝”，缴了公。此后，诏书不知下落。消息传出，波澜再起，前此信以为真的人好似吃了定心丸。然稍作思考，不难发现，这还是在绕圈子，终究没人见过诏书嘛。人证不如物证，其理易明。不料，再过三十年，人证竟“翻供”了。清宫史专家朱家溍是刘文兴的朋友，当面问他，太后下嫁诏到底是怎么回事。刘氏直承：“不过为了题几句，加一点噱头，容易卖出去而已”（《研究清代宫史的一点体会》）。原来，这是一场“炒作”。

由此可作总结：孝庄、多尔衮之间或有暧昧，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决不能说太后下嫁王爷。然世人多好奇，若非有类似奇闻不断涌现，终觉往事不足叙，今事不足闻。于是，历史不妨戏说，新闻必须炒作。常言作者引导读者，不如说民意塑造了历史。

左宗棠的“美容”事故

历史事件的意义不断被后人修正，历史人物的面貌亦因此不断改变。譬如，曾国藩的面貌，自晚清以来，就经历了数次“整容”。一开始，是“中兴名臣”；及至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便成了不知大义的“民贼”、“元凶”（章太炎 《检论·近思》）；自唯物史观占了上风，更被全面否定，变成“汉奸、刽子手”（范文澜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近二十年来，风尚又变，才渐渐恢复了“文正公”的莊严。依有难同当之义，他的战友和同事——左宗棠，自也逃不过“整容”；惟宗棠之“整容”，非如“变脸”之类大手术，而更像点痣、纹眉的“美容”小手术。因为，宗棠除了参加内战，还与英、俄等帝国主义作过斗争，他的事迹是吾国屈辱的近代史上少数几个亮点之一。尽量弱化他在内战中的表现，甚而表明他有积极、进步的另一面，是对他进行“美容”的根本原因。

于是，范文澜撰 《中国近代史》 （1947年），乃云：“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这段叙述的深意在于，宗棠并非自始即甘心充当封建地主阶级的“走狗”，而是对革命事业抱有同情，甚至有参加革命的实际行动。易言之，不是宗棠拒绝革命，而是革命家不带他玩；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若然，可说手术成功。

但是，手术真成功了么？我们来做个鉴定。

先看看“比较可信的传说”是怎么回事。早于范氏，对太平天囯战争进行深入研究的史家，萧一山为最著。他写 《清代通史》 （1932年），就提到了宗棠与秀全的故事，只是，他注明 “传闻之辞，未可轻信”。更早，提到这段传说的则是日人稻叶君山撰 《清朝全史》 （1914年），略谓：“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考清末刊行之书，有曰《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此说或不诬也”；按，《支那》，即宋教仁、黄兴于1905年在东京创办的 《二十世纪之支那》 杂志；撰稿人多为两湖留日学生，故稻叶说，“据长沙人言”。那么，宋、黄等青年长沙人又听谁说的呢？还得往更早的时候查，最好能找到咸丰二年长沙保卫战时的第一手材料。找啊找，天佑宗棠，果然找到了。

其时，长沙知府为仓景愉，他有一部回忆录——《静叟自述》，“咸丰二年”条云：“茶陵牧刘旭，失守降贼，献攻城论及诗文甚多。于城外空屋中获之。念此等乱臣贼子，登诸奏牍，于国体有关，毙之狱”。按，景愉自始至终参与了长沙之役，诸凡布防、捕匪、抓间谍之事，无不躬亲，若宗棠真去见了洪天王，他不会不知道。同时，他与左宗棠相处极不融洽，并因“私铸大钱”案被宗棠严厉查处，若宗棠真去见了洪天王，他决不会为贤者讳。可见，当日长沙城外，确实有人投奔太平军，为革命事业献计献策。只是，这个人不是左宗棠。

其实，要对“传说”进行证伪，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只要考察宗棠与时人的往来书信，以及相关人士的年谱、日记，以确定他的行止，再比对洪秀全的行踪 （譬如罗尔纲撰 《太平天囯史·洪秀全传》），就能发现，左、洪不仅在咸丰二年缘悭一面，终其一生，也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至此，可以鉴定：左宗棠的“美容”手术不成功，这是一个医疗事故。然而，这样的事故实在太多了，且都成了故事，且将不断地“传说”下去。奈何？

近代的天宦

天宦，不是说天生为官宦，如今语官二代也，而是说天生为宦官，别名天阉也。

其名最早见于 《灵枢·五音五味》 中黄帝与岐伯的问答。黄帝问：“其有天宦者，未尝被伤，不脱于血，然其须不生，其故何也？”岐伯答：“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冲不盛，宗筋不成，有气无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按，黄帝之问略谓，有被称为天宦的男子，并未受到阉割 （“未尝被伤”），却像受了腐刑的宦者一样，不长胡须，这是为什么。岐伯的回答则谓，这类男子先天不足，冲脉不满，任脉失养，以致外阴 （宗筋） 未能长成，体现在面貌，则是嘴上没毛。

唐人王冰撰 《玄珠妙语》，有“五不男”之说，谓“天、漏、犍、怯、变”，“天”，即天宦。其他，“漏”，谓遗精早泄，“犍”，谓宫刑，“怯”，谓阳痿，“变”，则俗称阴阳人者。对天宦，清代学者陈梦雷解释得更明白，他说：“天宦者，谓之天阉。不生前阴，即有而小缩，不挺不长，不能与阴交而生子，此先天所生不足也。”（《医部全录·脏腑身形》 注）

西医没有这个词，一般认为，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综合症与肥胖性生殖无能症，即是中医所说的天宦。前者外形瘦长，腿特别长，窄肩宽臀，体毛稀少，后者脸肥，下腹肥，大腿粗，肤白，嗜睡，贪食，体毛稀少。总之，不论肥瘦，无须是关键特征。

然而，近代被传说为天宦或天阉的几位名人，从现有画像与照相，或以文字记叙看，又非全无须，甚至有以髯称者。先看看有哪些人入列。

梁同书。据佚名《慧因室杂缀》：“山舟（同书号） 一生不近妇人，娶妻别室而居，朔望会于中堂，交揖而退。人疑其为天阉也。”

潘祖荫与翁同龢。据徐凌霄徐一士 《凌霄一士随笔》：“潘祖荫有洁癖，不与其妻同寝处”；又引陈庆溎 《归里清谈》 谓：“（潘祖荫）尚书天阉，与翁常熟 （同龢）同。一门生不知，初谒时，询问老师几位世兄，尚书曰，汝不知我天阉乎？”

张亨嘉与清德宗。据胡思敬 《国闻备乘》：“凡男子不能近女色者谓之天阉，同时在位大臣若大学士翁同龢、礼部侍郎张亨嘉、吏部侍郎于式枚皆患此疾。闻德宗亦系天阉，疑莫能明。或宫人因其无子而诬之，未可据为实录也。”

李瑞清。据郑逸梅 《近代野乘》：“或谓梅庵天阉，故无子，盖捷南宫时，夜读中寒所致。人以书若画及不娶无子，为其三绝嘲之。”按，瑞清不仅娶妻，还曾续弦，郑氏所记有误。又据高阳 《梅邱生死摩耶梦》，至谓瑞清的天阉，已经上海宝隆医院出具医学鉴定，确凿无疑。

梁鼎芬、于式枚与志锐。刘体智 《异辞录》 卷二：“（于式枚） 侍郎、（梁鼎芬）京卿皆有暗疾，俗称天阉，不能御女。及得交志伯愚（锐） 将军，其暗疾亦同，可谓奇事。”

沈曾植。据高拜石 《古春风楼琐记》：“造物弄人，大抵丰于此者啬于彼。寐叟（曾植号） 学问之博是无人可及，而身体上却有无可弥补的缺憾，他原来是个天阉。郑海藏（孝胥号）和他说笑：严又陵 （复） 是天演派哲学家，你可称天阉派的博学家了。他不以为忤”；甚而笑说，“忉利天 （佛经称欲界六天中之第二为忉利天）中人，不是相为拥抱，即为究竟吗？海藏竟无以难”。除李瑞清、張亨嘉与清德宗 （即光绪皇帝） 的照片，显见无须，其他人都有胡须。潘祖荫须少，而翁同龢是长须，梁鼎芬更是外号“梁髯”。是则天宦“故须不生”之说并非定论。

读范行准 《中国病史新义》第四编 《内分泌病》 第一章 《天阉》，似能解决此一疑问。其书引杨上善 《黄帝内经太素·任脉篇》：“人有去其阴茎，仍有髭，去其阴（睾丸），须必去者，则知阴核并茎为宗筋也”；以证“睾丸是和髭须的发生有密切关系的”。并云：“古书如 《周礼·司刑》 郑注，以男子宫刑为割势，未言势者为何种器官，后人仍有称阴茎为势，似属误解。至元人熊忠等援 《韵会举要》，始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即剥去睾丸之意以正之。若以‘势为男子的阴茎解，则远非当时外科手术水平所能做到。”

然而鄙人完全不懂医学，钞这些文献，也不知是否可以解释历史。不过，胡思敬与刘体智在政见上，皆不满于当时的“清流”人物，而翁、潘、梁诸人，或是清流领袖，或是干将，是不是被编排了，不能无疑。最可疑的是传说文廷式与梁鼎芬为好友，因为鼎芬不能人道，竟由廷式代劳，绘声绘色，几成铁案 （杨钧 《草堂之灵》）。只是，诸人皆无子嗣，或才是他们被说成天阉的重要原因。

又查民国四年大理院 （或可视为今日最高人民法院） 给浙江高等审判厅 （或可视为今日浙江高级人民法院） 的复电，可知天阉在当时已非不能出口的隐疾，而能公开讨论。案情大概是，鄞县某男天阉，与某女结婚，婚前并未告知，婚后为女方发现，要求离婚，而男方不许。官司打到县里，县长不敢定案，请示省厅，省厅也不敢判，请示大理院。终由院方据“前清”的 《现行律例》，谓“男女定婚，若有残疾，务明白通知，各从所愿”，而“妄冒已成婚者离异”，终审裁定：“天阉系属残疾，其初若未通知，自应准其离异。”（《司法公报》，1915年第32期）

民初法律未备，判案执法，确多援引清代律例的现象。惟上述诸位名人，似从未听说夫人要闹离婚的，至如李瑞清与沈曾植，以及清德宗，还都有笃情的佳话。从知闺门之内，是非难断，恩怨不明，后人评说，不得不留有余地。

多活了一百零五天

近八十年来，德辉之死——尤其是死因及死状，人言人殊，迄无定论。谨撰小文，略叙其事。

金天羽是德辉的“忘年交”，称赞叶氏学宗汉宋，奄有扬雄、贾逵、辕固、杨伦 （俱汉儒）及王应麟、刘敞、杨慎、焦竑 （俱宋、明学者）之美，推崇备至 （《叶奂彬先生六十寿言》）；德辉为金氏《天放楼诗集》作序，则谓其诗“格调近高 （适）、岑 （参），骨气兼李 （白）、杜 （甫），卑者不失为遗山 （元好问）、道园 （虞集）”，揄扬以极。此固不免“米汤大全”之讥，然二人惺惺相知，可见一斑。但是，金撰《叶奂彬先生传》，却说当时共产党的“党魁郭某”（疑指郭亮），在稠人广众中令德辉下跪服罪，其实“无意杀之”，而德辉“奋然曰”：“头可断，膝不可得而屈”；遂“慷慨就死”。金氏不在现场，乃道听途说，加以想象，竟写出一幕 《红岩》 的场景，可笑复可叹也。

实则德辉受刑之经过，业经其子叶尚农披露于 《辽东诗坛》 杂志第二十四号。据云：4月8日黄昏，德辉被捕，押送长沙县署。4月11日，由县署转送特别法庭，于下午三点“提讯一次”；四时，即押往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转引自王雨霖 《〈辽东诗坛〉所载叶德辉死事》）。此案审理与执行或嫌仓促，但绝无金氏臆想的“慷慨”，则无疑义。

死状如此，死因如何？周作人于1950年撰《叶德辉案》，谓袁世凯称帝时，德辉在民间征发少女，拟送入宫中，旋即帝制取消，无所用其“女官”。孰料德辉先将这些少女“用过了”，方令遣送回家。十年后，某女参加革命，做了“干部”，乃将叶氏“劣迹”报告党部，由组织出面行了公道。朱健撰 《叶德辉之死》 （1997年），则谓德辉写对联讽刺当时的湖南农民协会为“六畜满堂”、“一班杂种”，触彼之怒，“自己找死”。二说流传甚广，然毫无根据，俱不可信。

吾友任继甫关心乡邦掌故，遍检群书，终于发见了真相。是年4月14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特别法庭审判书，谓德辉一贯“仇视革新派”，是戊戌政变时“惨杀革命人物”的幕后黑手；洪宪帝制期间，则赞成帝制，“促成袁世称帝”；此后勾结北洋军阀，阻挠“北伐”；同时，又是“省城著名反动派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依照 《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凡“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及“反抗本党或阻挠本党及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俱“处死刑”（载 《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于是，德辉被认定“情节重大，罪无可绾”，立即“绑赴刑场，执行死刑”。

然近日鄙人读 《易礼容纪念集》，于叶案又有一个算学上的小发现。是年3月25日，湖南农协委员长易礼容在 《湖南民报》发表讲稿 《农民问题》，他说，“‘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又说，“一般土豪劣绅的地位，简直是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考虑到他在叶案中的身份——特别法庭五委员之一——吾人不妨顺着他喊一句口号：“叶德辉的地位，简直是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农协成立于民国十五年12月28日，屈指一算，德辉竟多活了105天，虽同驹隙，亦不幸之幸矣。

（选自《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譚伯牛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