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津涛

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革命党人走到一起，建立同盟会。以“保皇”为号召的康有为，因此认定孙中山“必为大害”，发誓“穷我财力，必除之”。他指示在美国保皇会人约孙会面，密设“刀斧手”，于席间杀之。若此计不成，则“跟踪追剿”，必要杀之而后快。

这不是小说情节，而是来自美国最新披露的一批档案。这批档案有信札、电报两百余件，原由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所有。其中这封康有为密谋杀害孙中山的电报，让我们对清末革命、保皇两党的角逐，有了更深了解。

康有为抢了革命党的学校

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广收门徒时，孙中山就在他们旁边的“圣教书楼”里挂牌行医。康有为常到书楼买书，一来二去，孙中山看他关心西学，算是同道中人。孙中山托一个与康相识的朋友，转达了他的结交之意。康圣人完全没把孙中山这个小郎中放在眼里，答复说：结交可以，但要孙“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一看康有为这么托大，也就不搭理他了。

康、孙结交失败，各自带着一帮徒弟、兄弟，做起自己的事业。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张起“变法”大旗；孙中山则在香港同杨衢云合作，壮大了兴中会，声称要“驱逐鞑虏”。双方路数不同，但所求都是救国，不期然地走到一起。

代表革命党的陈少白，早年与孙中山等在香港合称“四大寇”。他在上海见到了入京参加会试的康梁师徒。陈少白回忆，在简陋、肮脏的客栈房间内，康有为还“正襟危坐，一话一拱手”，让他颇觉肃然。三个人前后聊了几个小时，相当投机。

这时因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等流亡日本。应华侨要求，革命党人在横滨建了一所华侨子弟学校，一方面传承中国文化，一方面传播革命思想。但革命党里面没有能当老师的，筹划延请梁启超。梁因主持 《时务报》，无法分身，康有为就命另一位弟子徐勤，带着几个师兄弟，东渡日本，襄助革命党，开起“大同学校”。

开始时，双方合作颇为愉快。直到戊戌年，康有为摇身一变，成了光绪朝改革的“总设计师”。康梁师徒既是朝中红人，再和兴中会这批乱党为伍，既危险，又没必要。康有为索性来个过河拆桥，交代徐勤把大同学校来个鹊巢鸠占。

因此，在学校里上演了这一幕：孙中山、陈少白等过来视察，到办公室里一看，桌子上竟有一张条子，写着“不得招待孙逸仙”。这一下炸开了锅，革命党的小伙子们立马跑去质问校长徐勤。这事闹了一阵，不了了之，孙中山从此再没到过大同学校。

梁启超挖兴中会会员

我们知道，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帝都得意，前后不过一百多天，很快也成了通缉犯，打起勤王的招牌。在宮崎滔天的撮合下，保皇、革命两党又获得了一次联手的机会。

会面地点定在后来做过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家。康有为自称身怀“衣带诏”，不便见革命党人，让梁启超一人赴会，同孙中山、陈少白彻夜长谈，“陈说合作之利，彼此宜相助，勿相扼。”这一年，梁启超才25岁，少年气盛，怀有推翻满清，为谭嗣同报仇的心思。他一度放言，“不论那一人政体、寡人政体、多人政体、立宪、共和，但能除专制的魔王，何妨试辨。”

几天后，陈少白回访，见到了康有为，劝说：“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帮他们呢？”康有为拿一套忠君爱国的话对付：“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的。”陈少白又说：“要是先生是个没出息的人，我倒可以不说，如果你自命为一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人物，那么你不能为了今上待你的好，就把中国都不要了。”康有为还是说什么，“今上”“差不多比尧、舜、汤、武都要胜过几倍”。很显然，双方话不投机，陈少白多说无益，也就告辞了。

不久，康有为被日本当局“礼送出境”，前往美洲游历，梁启超留下办 《清议报》，使他有了更多机会联络革命党。双方谈判的具体过程，今天已经无法确知，只能看到商谈的结果——两党联合后，由孙任会长、梁为副会长。梁启超问孙中山，咱们合作，“如此则置康先生于何地？”孙中山回答得很巧妙：“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不知道当时梁启超是否想到，自古以来，是没有一个皇帝，自愿去做那位尊的太上皇的。当康有为看到梁启超等十三名弟子 （所谓“十三太保”） 让他“息影临泉，自娱晚景”的信时，自然怒不可遏。

爱徒与革命党暗中往来的事，康有为知之甚详，告密者就是与孙中山等有隙的大同学校校长徐勤。徐勤给远在新加坡的老师发去电报，警告“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卓如是梁启超，行者是指孙中山）。康有为将各弟子申斥一通，把梁启超“流放”到檀香山发展保皇会。孙、梁合作无果而终。

有道是“买卖不成仁义在”，当梁启超请求孙中山，让他帮忙介绍一些檀香山的小伙伴时，孙中山一口答应，亲自给哥哥孙眉去信介绍。梁启超到了那里，声称我们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希望大家捐款，赞助“革命”。

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大本营，孙中山起家的地方，人脉广，群众基础好。大家一听是“自家孩子”的朋友，那当然慷慨解囊，筹集了“华银十万元”。几个月间，檀香山的兴中会员也都倒向梁启超。革命党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在檀香山发起舆论反击，抨击保皇会只保“大清国”，不保“中华国”。孙中山指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成事。”这一次梁启超挖了孙中山的墙角，关系从此破裂。

盛传孙中山苏曼殊都想杀康有为

大清朝这两拨通缉犯交涉的时候，北京城的老佛爷也没有闲着。慈禧“异想天开”，命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刘学询为特使，以朝觐天皇的名义，到日本招降孙中山。

当年的 《字林西报》 披露，刘学询在日本不理公事，天天酗酒嫖娼，一到晚上就悄悄密会孙中山。招待两人的妓女阿菊后来被日本警方传讯，据她交代，“刘欲孙在日本将梁启超刺杀立功，刘则保举推荐孙，招抚孙手下人马，保证孙氏必得大权，然后创成大事。”还有流言说，“孙有党徒数十万，刘学询答应会饷二十万两，做起事之资，以成大事。”这个资料看上去太过离奇，史家大都表示怀疑。如著名清史学者孔祥吉说，刘、孙两人密谈，必然是说粤语或官话，阿菊如何能懂？

但是，这个特使与通缉犯的密会肯定确有其事。驻日公使赶紧上报朝廷，称刘、孙“同在妓馆久作狎邪游，日人物议滋多，毫无避忌”。慈禧看了奏折，什么都没说，只批了几个字——“知道了”，再没下文。显然，刘学询所言所行，都来自老佛爷指示。孙中山有无行动，不得而知，或许这是清廷施的一招反间计。消息传出后，两党果然隔阂更深。

1900年，宫崎滔天到新加坡，想给康有为与革命党做个和事佬。谁知当地竟盛传，“孙文约同刺客多人来坡”，各报“皆以孙文来刺康言”。而宫崎滔天就成了康有为想象出来的刺客。康有为推说新加坡政府保护周到，不能与宫崎见面，只能书信往来。宫崎一怒之下，写了封言辞激烈的绝交信。康圣人何曾受过这种侮辱，拿着信向警方报案，导致宫崎等一度被捕。

另有一起暗杀事件与诗人苏曼殊有关。陆丹林在 《革命史谭》 中说，1903年，洪门两位头领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流落香港。他们听说康有为怀有华侨巨款，在港“大肆挥霍，交接官吏”，就上门求助。谁知康有为非但不见，还让门卫把两位首领轰了出去。苏曼殊知道后，义愤填膺，找当时在香港主持 《中国日报》 的朋友陈少白借手枪，要刺杀康有为。陈少白告诉他，枪是有枪照的，不能随便借人，且香港狭小，行刺后无处可跑。这样才把苏曼殊劝住，没能酿出事端。

雪上加霜的是，1906年，保皇会死士梁铁君，奉命入京行刺慈禧。不幸走漏消息，梁铁君被捕后殉难。梁启超怀疑是孙中山向清廷告密，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第一义”是“与革命死战”。旧愁新恨、误会丛生，再无谈判余地。

两大陣营势同敌国

保皇、革命两党不能合作，固然有理念上的分歧，一个要辅佐光绪帝，一个要推翻大清朝。但实际上，首先是领导权的问题。如张朋园在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中说，一旦建立统一组织，是让康有为做首领，还是推孙中山挂帅？梁启超瞒着老师谈合作，也只能屈居副会长。他在保皇会就是二把手，再去给孙中山做老二，当然没动力。其次，孙中山与康梁所受教育不同，让彼此缺乏共同语言。

两党没法合作，也不能“井水不犯河水”。他们这些人流亡海外，要筹款做大事，只能找华侨。华侨就那么多，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捐给了保皇，就没力量再帮孙中山。对这个蛋糕，双方都想争块大的，那除了削弱对方，别无他法。这就是为什么，双方在海外要一再地“煮豆燃豆萁”了。

开始时，大家是“文斗”，你办一个 《民报》，我办一个 《新民丛报》；我办一个 《大汉报》，你办一个 《日新报》。从香港、横滨，到檀香山、旧金山，反正有华侨的地方，就有他们的报刊。

文斗能游说华侨，但不能直接打击对手，于是又有了武斗。在康有为向孙中山下追杀令的1905年秋，孙中山还命胡汉民大闹了“戊戌、庚子死事诸人追悼纪念会”，目的是“揭露康梁保皇、立宪的欺骗宣传”。保皇会一批文弱书生，真斗不过这群精力旺盛的“革命小将”。1907年，保皇会组织“政闻社”挂牌成立的当天，梁启超正在台上演说，张继、陶成章率几十个同盟会小兄弟，大打出手，惊动了日本警察。徐勤在新加坡等地的活动，也被革命党踢了场子。

保皇会要报复，还有其他招。1904年，孙中山去美国时，保皇会联络清政府在纽约的领事，以及海关译员，在手续上为难孙中山，把他关在海关的小木屋里好几天。美国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等凑了500元，才把孙保了出来。

辛亥革命前，保皇、革命两党争斗的热闹程度超乎想象，真可谓各显神通。同盟会早期会员冯自由，以其亲身经历，在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革命党目康徒为汉奸，斥之曰忘亲事仇，残同媚异”，以至两大阵营“势同敌国，至辛亥民国告成，而犹未已。”由此来看，康有为设计谋杀孙中山的秘闻爆出，也不必大惊小怪。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