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是炼成功的 刀是磨锋利的

1959年6月，北京市一些工厂里开展了一场“大鸣大放”，许多徒工提了很多意见，有许多好意见，也有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北京市团市委打算召开一次徒工代表大会，把一些问题讨论清楚，引导徒工们正确认识问题。一天，团市委书记张进霖与青工部长王浒到耀邦家去谈情况，并邀请耀邦同志在大会上讲话。他们说，徒工们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认为学徒年限规定两至三年太长，一个是工资待遇太低，并念了一位青年徒工编的打油诗：“亲爱的党我的妈，十五块钱不够花，你的儿子吃得多，能否再给两块花。”耀邦听后哈哈大笑。

6月22日下午，胡耀邦在会上发表了题为 《自觉接受锻炼，越炼越加坚强》 的讲话。

他首先向大家分析了学徒年限问题。他说，越是现代化的工厂，机器操作就越简单，几个月甚至几天学习一门操作，的確并不难。但是，学会了一门操作，并不是就已经成了一个有技术的熟练工人，就像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写得不错，但并不是就成了一个作家一样。他说：在我想来，要成为一个有技术的熟练工人，至少需要具备这样四个条件。第一，能够很熟练地操作一门技术，不出或少出废品；第二，懂得自己与有关的机器设备的构造和性能，机器出了故障，大体知道毛病在哪里，而不会瞪着两只眼睛抓瞎；第三，对普通的机器和工具能够做最简单的修理；第四，同时能够兼做另外一两个工序或工种的活，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一专多能，精一兼数。他说，“要学到这四门本事不是几天，也不是几个月能够做到的，而是需要二三年的时间。”“说有些工作没什么学头，只要几个月，甚至几天就学会了，我基本上不同意这种说法。”

对于徒工待遇问题，耀邦首先念了那首打油诗，然后说：“有个别同志讲怪话，说十五块不叫十五块，而叫一百五十大毛，一千五百大分。”他提高嗓门说：“同志们，一百五十大毛，一千五百大分这个待遇高不高呢？共产党员是讲老实话的，这个待遇是不高的。低不低呢？叫相当低。但是，我们不能只做一个比较，而要多做几个比较。第一个比较，同解放前的徒工待遇比，低不低？听说上午有许多老工人同志的发言都讲了，绝不会低的。第二个比较，同农民比，低不低？那就很不低了。”“十五块钱够不够吃呢？我的答复是，那要看你怎么吃法。你想要吃得好，那就一定不够吃。你要吃得饱，怎样呢？”接着他给大家具体算了一笔账，当时大米是一角六分钱一斤，按一个吃得最多的徒工算，一月吃70斤才十一块二角，每天吃五分钱的菜，一月是一块五角，两项合计十二块七角，还有二块三角的零用钱。他说：“一句话，好是不好，但是吃饱了。”

耀邦同志特别同大家讨论了“青年时期吃一点苦好不好”的问题。他说：“假使说吃苦到底，一直吃到去见马克思，吃苦万岁，这当然是不好的。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青年时期吃几年苦好不好？……我的意见是，从十二岁开始到二十岁，吃上几年苦，很有好处。我认为至少有这么两条好处，十八个字：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养成勤俭持家的习惯。我们共产党、解放军靠什么起家的呢？我们的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具有上面所说的两个条件。”他又说：“我们就是靠这个东西起家的，我们就是靠这个东西取得革命胜利的。我们也要靠这个东西来锻炼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坚强。”“我们有些同志天天讲要提高思想，锻炼意志，却不知道，光靠嘴巴讲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必须进行严格的锻炼。钢是炼成功的，刀是磨锋利的，高尚的思想和坚强的意志是锻炼出来的。”

讲到最后，耀邦说，如果同志们同意的话，我准备把那位同志的打油诗改一下：“亲爱的徒工顶呱呱，勤劳节俭志气大，努力学习闹生产，锻炼思想建国家。”他高声问：“你们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大家响亮地回答：“同意！”全场代表的情绪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达到了高潮。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黄猫黑猫”论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

这句俗语，后来变成了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揭发邓小平讲过农业上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能多打粮食就行，也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二是在1975年搞的那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毛泽东批判邓小平“历来不讲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啊！”毛泽东的这条“最高指示”当时按规定传达到了“全体革命群众”，因此，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

邓小平的“名言”，出自在团中央的讲话。

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邓子恢、陈云等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1961年后农村中再次兴起包产到户的做法，虽经1961年底和1962年初中央文件指出应予纠正，但是许多地方的农民并不愿放弃这一做法，党内上下也有一些人为农民的这一做法说话。在1962年5月的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就发言说过：有些山区，就让他们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完成上调任务，有什么不好？他的发言曾得到许多人的赞成。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区汇报并进行讨论。到会的人对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的做法，赞成和不赞成的各占一半。邓小平在会上引用农民的话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第220页）

1962年7月，邓小平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又讲过一次，是在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上。6月19日至7月9日，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三届七中全会。7月7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谭震林、杨尚昆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同志，邓小平讲了话。这时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邓小平讲到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好转，主要是决定于农业的恢复。如何恢复农业，他说：“现在看来主要还是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看来，生产关系究竟是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些都是初步意见，都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经常讲的一个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打仗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打胜蒋介石，就是不讲规矩，不按路子打，就打胜了”。“当然我们全党应当有一个统一的主意，应该有一个主见，譬如说，尽量保持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说服群众和干部，这也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或叫做分田到户，要他们合法化”。

“黑猫黄猫”，“黄猫黑猫”，“白猫黑猫”，说法不同，意思一样，就是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能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行，哪怕是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使它们由不合法变为合法。

当时毛泽东走了几个省，作了一些调查，一路讲话，强调要巩固集体经济、反对“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单干风。邓小平在团中央全会上讲完话回去后，当天听到了毛泽东在外地调查时讲的意见，感到他的讲话与毛泽东的谈话调子不一样了，于是连夜给胡耀邦打电话，建议胡耀邦传达时要强调巩固集体所有制。

7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农业、粮食、市场等问题，通知胡耀邦列席了会议，邓小平同胡耀邦又当面谈了这个问题。当天晚上耀邦在团中央全会上作总结发言。耀邦说：“今天下午总书记叫我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叫我和同志们说一下。前天晚上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今天下午又讲了一下。因此，请你们在传达总书记报告的时候，务必把下面两段话加进去。”

一段是：“他说，农业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

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要树立集体经济的优势，来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另一段是：“他说，主席最近走了几个省，作了一些调查。主席说：凡是对巩固集体经济做了工作的地方，都很有成绩。工作做得不好或者不够好的地方，就有一股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单干风。主席举了他家乡的例子，韶山乡的一个队，这个队有十五户，有四户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两户是坚决要单干的，其他户都是动摇的。这就是说，大部分户处于中间状态，因此要把动摇者说服过来。摆道理是一种说服，把集体经济办好，这是一种更实际的说服。”

此后不久，即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修改、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草案）》。胡耀邦参加了这次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用两天时间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份 《关于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情况的报告》，于8月2日送出。由于这份报告没有经过在京的团中央书记处审阅、讨论，所以耀邦署了自己个人的名字。这份报告说：“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生产问题，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和后来转达主席的指示中都做了明确的论述，但是我们没有来得及展开较充分的讨论。我们感到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及时地提出这个问题，意义至为重大。”又说：“小平同志的讲话，不但到会的同志很满意，据我们这两天和各省市团委同志电话联系，许多党的省市委也很重视，认为应当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

至此，“黄猫黑猫”的问题似乎是彻底解决了，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了。

不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又把此事翻腾了个底朝天。“黄猫黑猫”论成了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大罪状，胡耀邦也被扣上了“为邓小平掩盖罪行”的一大罪状。

另外的一个“三不主义”

1962年3月的一天，耀邦到我办公室来，说：“高勇，你帮我找一首词，意思是形容左右摇摆，好走极端，立场不坚定的。我准备讲话时引用。”

当时，是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也就是中共中央于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之后。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根据决定，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都分期分批地组织干部学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 和 《关于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当时为了使大家解除顾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中央指示轮训班实行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耀邦从团中央机关党委编印的 《简报》上，看到有些干部发表的意见出现了错误偏向，有些着急，他说：“有的意见太放肆了。”并且还幽默地说：“偶尔放肆一点也可以原谅，但现在有的意见不是放肆，而是放五放六了嘛！”因此，他认为需要打打招呼，要提醒，要引导，要批评。他同我商量：“你是不是去团中央办公厅那个小组发个言，用个人的认识体会，对一些错误的意见适当批驳一下。”我说：“参加这一期轮训班的，都是行政17级以上的干部，我是18级，去参加会议不合适。”耀邦说：“这没有什么关系，你同鲁钊 （办公厅主任）商量一下。”

我跟魯钊谈了耀邦的意见，鲁钊自然是很赞成的。经过鲁安排，我去办公厅那个小组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我的发言很引人注目，加上我的发言有点简单化，分析不够，也不够平心静气，发言的调子又与某些意见不合拍。于是闯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一些人立即追问：“高勇的发言是不是代表耀邦同志的意见？还要不要发扬民主了？是不是又要抓辫子了？”

其实，当时耀邦只是要我去讲讲个人的认识体会，并没有指示我具体讲什么，怎么讲。因此，我那个发言不能说是代表胡耀邦的。经过一番解释说明，气氛才稍有缓和。事后，耀邦批评我说：“你这个年轻人啊，还是简单了一点，应该多作一点冷静的分析。”

3月23日，他决定到轮训班上去讲一次话。事先他问我：“我要你找的词，找到了没有？”

我说：“找到了一首散曲，但不太理想。”说着把事先找的冯梦龙的 《挂枝儿·荷珠》 给了他。

耀邦看了看，说：“不怎么好。找不到更合适的了？”

我说：“找不到了。”

他说：“找不到更合适的，就用这首吧。”

由于我前边闯了祸，耀邦这次讲话就特别注意心平气和，题目是 《谈谈我对中央扩大会议的体会和心得》，题目用词就非常平和。

耀邦讲话开头说：“我今天主要是谈一谈我个人对学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和报告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也可以说是向同志们交学习之心。”

接下来他说：“谈到心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有这有那，有多有少，有深有浅。这是由于角度不同，水平和经验不同，下功夫不同。人心参差不齐，程度参差不齐，学习的结果自然也会参差不齐。应该肯定这一条，不要回避和否定这一点。”讲到这时，他说：“我只能谈谈个人的心得。心得不多，只有三条，就是：一、对路线不可动摇；二、对错误不可埋怨；三、对现实和前途不可迷糊。也是个三不主义吧！叫另外一个三不主义。”他又怕人们产生误会，认为这三句话带有批判别人的味道，便又解释说：“话语讲得很硬，我倒不是想讲得硬，而是想讲得肯定。”

这时候耀邦借用时任团中央青工部长的王道义的一句话，说：“王道义同志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们摇摆的幅度不要太大。这句话讲得很好。”胡耀邦又说：“在我们年轻的干部和青年里，思想上是比较容易走极端的。往往把小题大做，把战术问题当作战略问题，把绳子当作蛇。我们也应当注意。毛主席曾经引过陈全《咏疟疾》 一词：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挫。只被你害煞人也么哥！只被你害煞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这是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八届八中全会前写给张闻天的信中引用过的一首散曲《叨叨令·疟疾》，耀邦早已背得烂熟，所以他张口就念了出来。接着他又说：“还有一首冯梦龙的 《咏荷珠》 词：露水荷叶珍珠儿，现是奴家痴心肠把线来穿。谁知你水性儿多更变，这边分散了，又向那边圆！没真性的冤家也随着风儿转。”这就是我给他找的那首曲。

耀邦说：“两首曲，用来形容思想的摇摆，好走极端，没有原则，都很好。值得我们想想。”

耀邦这次讲话，把我前边闯的那场祸才算基本上消除了。

多琢磨事少琢磨人

耀邦对端正党风问题始终抓住不放，用了很大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党风不正，严重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损害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助长了不良社会风气的泛滥。他在中纪委召开的全国贯彻 《准则》 座谈会上讲话时说：“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应当关心党风问题，应当带头搞好党风。关心我们的党风是有党性的表现；不关心是没有党性，或者说是党性不强的表现。这没有什么可含含糊糊的，应当尖锐地把问题提出来。”

胡耀邦认为，党风不正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权。他认为这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的一个突出问题。他说：“执政以前，形势迫使我们党要有一个好的作风。搞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权，就会被敌人打垮、消灭，而且环境本身就很艰苦，没有多少特权可以搞，也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搞那么严重的官僚主义，一个事情一拖就是一年。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里，敌人来了，打不打，走不走？考虑考虑吧，研究研究吧，画画圈吧。那样几个小时后，你不是被俘就是呜呼哀哉。”“执政以后，我们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同志，很容易被糖衣炮弹击中，腐败下去。在剥削制度的历史上，执政的人都是把自己变成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无论担负多么重要的领导职务，都绝不能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变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

耀邦认为，党内有一种人不用心工作，而是专门算计人，这种人严重败坏了党风。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就清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我们党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講、月月讲、天天讲”。结果是政治运动不断，每次政治运动批判一批人，打倒一批人。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使得一些人时刻观察政治气候和斗争方向。他们为了个人向上爬的目的，整天不思工作，专门研究整人。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人的立场未能根本转变，多年形成的政治恶习仍在支配着他们的行动。他们“老是考虑个人问题，今天算计这个，明天算计那个”。针对这种人的作为，耀邦同志提出“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号召大家把心思用到做好工作上，不要用在整人上。

耀邦认为，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专爱抬轿子吹喇叭的人。他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骗取荣誉，投机钻营，败坏党的作风，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种人真本事没有，专靠吹捧别人取媚于上级，讨好领导，从而达到被赏识、被提拔的个人目的。抬轿子吹喇叭，同我们党主张的适当宣传个人的作用和功绩是有原则区别的。耀邦说：“强调宣传个人，不强调宣传党、宣传人民，把宣传个人强调在宣传党之上，超过党、超过人民，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不能把对个人的宣传超过对党的宣传，对阶级的宣传。当我们指出个人的正确和贡献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只靠堆砌形容词、副词，什么英明的、伟大的，或者什么什么，而不讲内容，不讲道理。”“我们突出宣传个人是1958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登峰造极，荒谬绝伦。”耀邦说，我们党内有些人突出宣传个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盲目性很大”；另一种是“有个别人党性不纯”。他说：“为什么有的人坚持突出宣传个人呢？坚持抬轿子呢？抬轿子是为了坐轿子。顽固地宣传个人，目的是为了自己坐轿子。……我们要击破这个东西，要保持高度警惕，要坚决防止它泛滥，不许搞这一套，不许打着好像光明正大的旗号，什么我是为着党呀，为着阶级呀。其实那个旗帜背后的东西还是要暴露出来。你们看 《西游记》，孙悟空被二郎神追得没有办法，跑到一个地方，变个庙，尾巴没有地方放，装个旗杆，这个旗杆没有竖立在庙的前面，竖立在后头。所以，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耀邦认为，我们过去突出宣传个人错了，其原因是绝大多数同志由于理论水平不高，而且是在一种空气压力下做的，可以谅解。但是，今后如果还有谁再顽固地坚持突出宣传个人，抬轿子吹喇叭，就要向他指出“你有什么另外的打算？”

把党风搞好，不可能一蹴而就。耀邦认为，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至少要几年的时间。他说：“搞好党风靠一阵风，看来是很难成功的。这是一种很细致的工作，要有组织上与领导同志个别谈话，打通思想，努力启发有不正之风的同志自觉地改正错误。主要还是靠发动广大党员，发动人民群众经常监督我们，切实恢复我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

（选自《我给胡耀邦当秘书》/高勇 著/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