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以来，人类生存环境极度恶化，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影响整个人类生存根本的全球问题。这种窘境也迫使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问题。著名生态批评家墨菲认为，人类对自然肆意破坏的背后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统治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源便是西方传统的二元论思想。为此，墨菲借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另一个”的概念，用以消解二元论体系中“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本文尝试依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墨菲生态批评理论中的“另一个”概念进行梳理，从而展示另一种关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帕特里克·墨菲；生态批评；巴赫金对话理论

[作者简介]李玉婷，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新疆工程学院基础部讲师（新疆乌鲁木齐 830091）。

20世纪以来，生态破坏引起的种种灾难，颠覆了理想人文主义关于西方线性文明发展的构想，但与之相连的西方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主义却并未推翻。人与自然、人与“非人类”（non-human）世界的关系问题，已然成为生态批评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生态批评家们一方面在一种整体视野下进行自然文学的生态批评，另一方面又依据个人不同的学术背景、研究旨趣与批评视野，展现出视角各异、各具特色的自然文学的生态批评方法。生态文学权威期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的奠基人、全球著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帕特里克·墨菲教授（Patrick D. Murphy），借鉴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的“对话体”（dialogics）研究方法，将其运用到相关自然文学文本的批评性研究当中。在墨菲看来，“巴赫金努力定制非正常性对话（或个人习语）的尝试应该拓展到‘非人类语言，例如包括动物和自然在内的对话中”①。

墨菲在进一步论述人类与自然关系时，借用巴赫金的主体思想，创见性地提出“另一个”（another）概念，将自然从失语的“他者”（other）建构为言说主体的“另一个”，这样，人统治自然的逻辑便不复存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得以消解。本文尝试依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墨菲生态批评思想中的“另一个”（anotherness）概念进行梳理，从而展示另一种有关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思考。

一、自然与文化关系的重思

著名生态学家麦克尔·麦克杜威尔（Michael J. Mcdowell）说：“20世纪，在我们的科学世界观中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那就是我们意识到了我们的现象世界中各种系统和各种关系的重要性。”②生态学作为一门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为生态批评提供了研究的哲学基础。“生态学”一词首先由德国动物学家厄内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于1866年创造，他将其定义为：

关于自然经济的知识，研究动物与其生物有机体和非生物有机体环境的全部关系。此外，还研究动物与其他动物和植物因为直接或者间接接触而产生的友好和恶意的关系。一句话，生态学研究达尔文所指的物种为生存而抗争的条件所形成的全部复杂的依存关系。①

尽管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今天的“生态”或者“生态学”的定义十分繁杂，但学界普遍认为，其研究的是所有生物间的“各种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生物有机体和非生物有机体的依存关系，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甚至还应该包括因为人的不负责任而对自然和环境的债务偿还②。

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其《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ticism”）一文中提出：“将生态学和生态学概念运用至文学研究中，因为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一门学科、人类视域的基础）关乎世界的现在和未来。”③学者们开始使用生态的相关概念，考查文学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批评试图寻找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共同点，以表现它们以不同方式共存，因为环境问题是我们存在的组成部分。塞尔皮尔·奥珀曼（Serpill Opperman）一语道破：“生态批评应着眼于在文学研究中找到一个更具环境意识的立场。”④

生态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全球生态危机，促使文学学者更加意识到文学与批评对于理解人类在生物圈的位置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文学界存在着另一些质疑，即：“文学对于审视人类和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现实关系有用么？”“文学可以或应该充当意识的中介？”“是否应该宣扬文学来推进自然环境的进程？”⑤尽管生态批评应该探究文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但也不能将文学文本简单地看成是自然世界的再现，文学决不可以用作审视生态危机的托辞。换言之，为了挽救自然而讨论文学似乎有还原论之嫌。自从后结构主义理论将关注点放在文本和互文的问题上之后，生态批评读者再也无法将文学文本单纯地看成是一个透明的反映现实世界的媒介。因此，生态批评真正要关心的，“不是那些过时的再现模式，而是自然如何在文学文本中被文本化，从而创造一种生态-文学话语，能够促进产生一种有关文学语言与自然语言之间互文和互动的方法”⑥。克里斯托弗·马内斯（Christopher Manes）则认为，有关自然的知识受权力的历史和社会形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鲁克特提出的“文学的生态学”，实际上探究的是自然如何被边缘化、被失语（silenced），或者用马内斯的原话讲，“被推置到模糊的背景中，昂首在前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类”⑦。因此，生态批评探究的是文学中被话语所支配的非人类世界，讨论非人类世界是如何被边缘化、被失语或被融进人类语言之中的。

要克服这种语言逻辑，生态批评家要着手于重构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被观察和解释的对象，其自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代理。在此语境之下，墨菲连同多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戴安娜·法丝（Dianna Fuss）、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等在内的一批生态批评家提出，要将自然重构为积极的言说主体。

将自然看作是一个自我言说的主体，需要我们驳斥思想中长期固有的自然/文化二元主义，重新思考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断言，西方哲学是以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为根基的，这种对立解释了各种关于人类相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自然世界在精神本质、主导的权利和剥削的命运上的独特性。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掩盖并压制的不仅仅是人类起源的历史，还有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很多人来说，自然只是原材料和用于生产的资源，而文化则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物化了的用于大众消费的产品。正如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总结的：“启蒙主义消除了一切有关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痕迹。”①其中一个被消除的重要部分，便是承认人类与自然疏离的关系。为此，霍克海默甚至批评道：“一旦人类抛弃了自己的自然性，一切让他继续生存下去的企图都是徒劳的。”②人类与自然间不是疏离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依靠其他的实体（动物、植物、矿物和生物）而存在，同样，其他的实体也需要依靠人类，这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对话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类不是唯一的言说主体，自然也有自我言说的权利。

然而，将自然假定为可以自我言说的个体，可能在文学文本中产生一种话语问题，即在文学作品中仍然是人类主体在替自然言说，这与话语内消除人类/自然的划分自相矛盾。正如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哲学家薇尔·普拉姆德（Val Plumwood）所指出的：“假设我们人类能作为非人类自然言说似乎会让我们以和而不同（inclusive and exclusive）的态度看待‘自然，也假设我们可以完全消除自然与文化间的划分，这些不单只是克服他们间的二元的建构关系这么简单。”③

尽管如此，生态批评家意识到需要重新建构自然，不是将自然看作文本之外的他者，而是一个需要人类以非二元的视角观察和理解的主体。虽然从语言学角度与自然对话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新的超越（如果不能消除）自然/文化二元对立的理解和观察模式。生态批评试图用自然的语言解构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类主体的特权，为文学的阅读和写作建立了一种可持续的生态视域。生态批评提倡的，就是重新思考我们所普遍持有的理念和观点，以及对自然的叙述，致力于建立一种“所有生命是一个基本统一体的意识”④。

因而，用自然的语言进行交流对话，挑战了人类作为对话的主体的优先地位。要想将自然重构为积极的言说主体，生态批评需要借用现存的批评理论来编写文学的生态学，界定以生态为主的文学话语，塞尔皮尔·奥珀曼称之为生态文学话语（eco-literary discourses），从而形成类似的生态批评的概念基础。墨菲从巴赫金对话理论中找到了理解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新话语，在他看来，“巴赫金努力定制非正常性对话（或个人习语）的尝试应该拓展到‘非人类语言，例如包括动物和自然在内的对话中”⑤。墨菲运用对话理论的相关理论概念，对人类与非人类自然关系进行了重新阐释，试图将自然重构为积极的言说主体，建立一种新的生态文学批评话语。

二、“他者”与“另一个”

“另一个”的概念最先出现在墨菲《文学、自然、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书中。书中，墨菲倡导一种将巴赫金对话理论、生态学和女性主义结合起来的生态批评实践。在墨菲看来，不论是生态批评或是女性主义批评，其研究的基础都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生态批评关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而女性主义关注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思考，人们可以重新认识自然和女性的存在。

（一）“另一个”何源：“他者”

主体与“他者”的关系问题，既是人类生态哲学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关于人类生存境遇的一个重大检视。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意味着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逐渐确认了“主体”的地位与身份。人逐渐把自身作为主体与对象和客体区别开来。随着人类的进一步发展，人类自我的生存与发展成为第一需要，这导致人类开始以“势利”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自我之外的一切都成为了他者，自然转而成为人掠夺的对象和役使的工具。

然而，在人类建立主体的过程中，女性并没有被算在其中。正如女性主义学者波伏娃所发现的，西方话语中常用“男人”（man）来泛指一般的人，而女性是作为“第二性”即男性的他者而存在的。世界是男性主宰的，女性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处于附属、他者的地位。黑格尔的有关诠释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意识本身当中发现了对其他所有意识的敌意，那么事情就会变得一目了然。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权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相对立。”①也就是说，女性被塑造成为“客体”的角色，并且这种角色通过与男性的关系而被界定。因而，在女性主义看来，女性要想超越自己作为主体而存在，她一定要从男性世界中走出来，摆脱他者的地位。

“他者”的概念既包括非人类自然，又包括任何被主体文化所宰制的人。正如朱迪思·普兰特（Judith Plant）指出的：“男权社会中不存在对‘他者的尊重。只有当‘他者对他们的主体有益时才会被尊重，当然也只是作为男权理性的客体。”②也就是说，他者本身只是作为“为主体所用”的客体而存在的。印度环保主义活动家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认为，当人类询问“有什么好处”时，他们实际上是说“对我或我的社会有什么好处”。第一世界国家的科技精英问这个问题，通常会为第三世界人民带来生态灾难，因为这些技术专家认为是普遍性的“我”与技术所应用的原住民的需要、视角或环境关系不相符合。主导文化将自己的文化视作普世的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多样性视而不见。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因为人类专顾于自己的需要，其他的非人类自然只能沦为人类所用之物。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们将处于为屈从、压迫和受宰制地位的实体称作“他者”。他者的根源则是西方思想中的二元论。

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建立了等级思想框架和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二元论将世界描绘成为包含各种主宰与顺从意义的二项对立体。主宰与顺从的等级制，设定了各个差别对之间存在无限裂隙，如男人/女人、人类/自然、理智/情感、有意识/无意识、自我/他者等。这些差别对中的左右两项被视作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每一对中的左边项被认为优于右边项，处于高级位置，右边项则处于附从地位。按照二元论思想，男人被珍视为衡量和主宰一切事物的主体，女人和自然则仅仅是男人的工具，居于男人的掌控之中，合为男性的“他者”。生态学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将自然和女性受压迫的遭遇相提并论，剑指的便是这个体系中所涵盖的统治逻辑。用墨菲的话来概括：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虽各攻其靶，但实出同源，即现代西方文明的男权制等级建构。而男权制等级建构的核心正是基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意识形态之上的。20世纪以来，人类遭遇的各种灾难，挫败了理想人文主义长期怀揣的西方直线文明发展的思想，但宗教和世俗人文主义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以西方文化中以等级制为根基的男性主义却丝毫未受影响，隐藏在这两种意识形态背后的正是这个不均衡的二元对立体系。

虽然他者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中至关重要，有力地解构与批判了等级制、资本主义、男权中心和欧洲中心，但墨菲认为，这里的“他者”概念较为绝对，“个人/他者这个二项对立关系不足以表达世界存有的各种实体间的相对差异性”①，无法充分体现生态系统中各生物之间的交互关系，同时“绝对的他者只是一种错觉，继续使用它会造成危险的物化关系，这反而保护了西方主导的等级权力关系”②。大卫·巴恩希尔（David Barnhil）也指出，以“他者”观看待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我们很容易走向两种极端：其一，人类和自然二者“他者”性之间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疏离和对立；其二，我们会忽略自然的差异性，“我们”（人类）可能将“他们”（自然）完全吸收。比方说，有人会声称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没有差异。很明显，这种观点是对差异的视而不见，甚至妄图将那些实在的差异吸入（同化）至一个文化领域中。生态批评家试图建造的并非是一个充满对立矛盾体的世界，或是一个完全不存在差异、被同一化的世界。“健康平衡的生态圈必须保持多样性”③。这要求自我与他者应既具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自然地，后殖民话语中的“他者”在生态批评中便呈现出不足。针对此，墨菲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引入生态批评，提出“另一个”概念，试图重新看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解析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关系。

（二）“另一个”何由：巴赫金的启示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及主体性思想对墨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也是墨菲生态批评研究的重要方法。“另一个”概念的形成与运用，跟对话理论紧密相连。墨菲认为，生态思想和对话理论都强调多样性的问题，在生态学中是生物的多样性，在对话理论中是声音的多样性，对多样性的认同包含着对差异的调和。巴赫金用语言杂多（heteroglossia）来描述语言的多样化、多元化现象，并主张在语言杂多的局面中，通过互相对话、交流，化解话语与话语间的矛盾与冲突。生态主义认为，生物多样性是保持生态系统稳态（homeostatis）即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重要条件。一个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居住者，必须保持多样性。墨菲也认为，当今世界是多元人文主义当道，无论是世俗的人文社会，抑或是非人类的自然生态圈，无不体现了多样性的共存。在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中，各物种之间以及物种内部之间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促生的动态关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多样性的共存并非意味着简单地将各不相同的客体拼盘杂烩，而是“通过真正的对话重新理解这些观点”④。

“话语”的概念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至关重要，在他看来，“语言、话语——这几乎是人类生活的一切”⑤。在《弗洛伊德主义述评》一书中，巴赫金强调：“话语是言说者之间交流的产物，也是整个话语所发生的社会复杂情境的更广的语境的产物。”⑥他批评弗洛伊德的谬误在于：一方面认识到意识的语言和潜意识的语言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又将其归结为个人心灵内部的、非社会性的矛盾。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不同，巴赫金强调的是语言的社会性和群体性，他将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视为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个体的存在并非孤立偶然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时空环境维度中通过自我与社会相互建构而成的，巴赫金将这种关系称为时空体关系（chronotopic relationship）。换言之，他者会以各种表现形式，如话语、文化、地区、阶级和性别等，参与到自我的形成中；同样，自我作为世界的独立个体（individual-in-the-world），也会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他者的形成中。多样性呈现的便是每个作为自在体（self-existent entity）之间相互建构的动态关系。

正是认识到对话体中自我与他者间相互贯穿、相互建构的动态关系，墨菲看到了生态学、女性主义同对话体之间相互构成的特质。他提出，将生态系统的健康作为新的判断标准，用以反对长期主导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长久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将反对女性压迫的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强调生产基础和生产关系胜于再生产，这凸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却凹隐了以性别斗争和再剥削为基础的更广的人的不平等历史。剥削与压迫、性别与阶级之间尽管存在差异，但它们是紧密相连的。特定的生产基础和关系以及从中产生的阶级，只是历史的一个节点，而性别差异会伴随着任何生产关系一直存在，并持续不断产生一种因差异而生的动态张力，这种张力可能成为导致压迫的潜在因素。因而，与生产不同，再生产关系必须是对话性的①。再者，消除等级制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应该在更广的语境中展开，即在自然之中探究人类关系。长久存在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传统辩证的二元对立价值观，无法充分地表明这种动态互构的关系。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一条生态价值标准，能够同时兼顾生态系统中各实体的互动关系，以及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和持久维持（或承载力）”②。

受巴赫金对话理论关于生态多样性及交互关系的启发，墨菲提出重新思考“他者”（other）和“他性”（otherness）这两个在当今心理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批评话语。墨菲认为，认定“他者”的存在，如男性/女性中的女性或是有意识/无意识中的无意识等，仅仅帮助女性在反抗社会压迫中认识到个体的独立自治（autonomy），其最终仍无法摆脱与传统个人主义中的等级观念的勾连。而生态主义的对话体预想的并非是一个具有自我解放意义的概念，而是期待无论是人类或是非人类之间都能够做到“自觉自愿的相互依赖”（volitional interdependence）、交互往来和持续衍生。“如果作为‘他者眼中的另一个（being another for others）的‘另一个（another）的地位得到认可，那么，人们就会重视人类心理与环境之间通过相互影响而相互发展、变化和学习的生态过程，以建构人类与环境间切实可行的交互模式”③。

（三）“另一性”何为：巴赫金的阐释

对话理论首先是一种主体论。在巴赫金看来，“主体不是一个上帝赋予的、先验的、形而上的存在或实体，而是一个不断建构自身的过程”④。在《论行为哲学》一文中，巴赫金将主体化过程描述为“我眼中的自我”（I-for-myself）、“我眼中的他者”（the other-for-me）以及“他者眼中的我”（I-for-the-other）三个要素之间的对话关系。之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区别了两种类型的“他者”。依据该书的英语译者卡里尔（Caryl Emerson）的观点，俄语中的“他者”一词实际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另一个（another）或其他人；二是指相异、陌生、另一个（the other）。实际上，在巴赫金的论述中，极力避免的是英语对项“自我/他者”二者所披附的异化和对立的意义。所以，巴赫金头脑中的他者相当于英文的“another”，不是对立于自我的；相反，他者是自我的必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自我与他者间的互动交往，是一种对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包纳，而不是对西方传统思维中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历史上，在“自我”与“他者”这对二元体的基础上衍生出许多二元对立体，如思想/身体、男人/女人和人类/自然等，其中女性和自然都被视作精神、思想和文化的对立物。但在墨菲看来，对话理论实现了生态学和女性主义之间差异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会吞并个性特质或是让任一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相反，能够形成看待人类与世界的新视角，促生“男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去中心化实践。通过强调两项间对立统一和相互促进的动态张力，对话理论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涵，同时也显示出那些最基础的二项关系无法通过辩证统一得到解决，因为这些关系项从根本上说可能并不是严格的对立体，它们只是理想化地被认作是在地球、性别、感观和思想这些多元领域中形成的绝对对立项。巴赫金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牵制力，提供了一种拒斥整体主义的方法，使得任何整体连续不断地被认作是一个相对和暂时需要离心力来动摇的向心的实体。一部分人类的力量在向着中心运动、对各种现象进行量化和编码的同时，另一些人类的力量总是不断地挑战和打破这种约束和建构，以维持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说，一种存在的平衡是在两种力量不断角逐中实现的，也正是在这种力量中一个相对的主体不断地被建构起来。

在巴赫金的理论框架中，主体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个能动的、发展的、建构的过程，通过“自我”与“他者”（或者说“另一个”可能更为合适）这一对基本范畴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在这对关系体中，“他者”并非是以“自我”为中心单纯地认识客体。自我作为主体是一个生命存在的事件或过程，在存在中占据着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不可替代的位置，是一个确实的存在。然而，这种存在又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因为每个自我在观察自己时都会存在盲区，就如同我们不可能看见自己的脸和后背一样，但是这个盲区却可以被他者所看见，这种独特的个体视野即为每个个体都拥有的“视野剩余”。这就决定了自我不可能是封闭的完全的自给自足，自我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他者，只有在他者的帮助下个体才能展示自我、认识自我。

如果说“自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共存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的存在与交流何以得到保证呢？对此，巴赫金提出了“应答性/责任”的问题，用以指一个参与思考者（participative thinker）的责任应该是处于“置身存在，既不相容，也不相互分割的状态”①。这里的“应答性/责任”带有强烈的伦理学色彩，既预设了一种差异的存在，又认同各种矛盾与差异之间所具有的互动关系。联系到人类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墨菲认为，人类本身并非“异类”，只是需要被认作“与我相异”（strange-to-me），也就是说，人类的存在状态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视角或认识程度的不同。

很明显，巴赫金对话理论框架下的人类“自我”，面对的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非人类“他者”。这个他者并非与人类疏离或是屈就于人类的绝对他者，相反，他是与人类平等交互、共存互构的另一个自在的实体。“自我”与“他者”双方具有异质性，但双方的存在和发展又在彼此的发展中不断地被建构和认定。巴赫金将这种关系简括为“我为另一个”（I-for-another）。由此，墨菲提出重新思考传统心理批评中作为异己的“他者”，并提出“我为他者之用”（us-as-things-for-others）的价值标准。在墨菲看来，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不是我们身处的“外部”环境，而是在区认“自为之物”（things-in-themselves）和“为我之物”（things-for-us）的基础上研究生物间的交互关系。“为我之物”是由干涉、操纵和转变而产生的。据此，如果我们可以将其他任何实体转换为“为我之物”，那反之我们也可被其他任何实体变为“为他之物”（things-for-them），但前提是我们需要承认他者作为“自为之物”的存在。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墨菲在这里使用的“自为之物”，并非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而是指包括人类、动植物和生态系统在内的所有物质实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便不仅仅是“自为之物”和“为我之物”，更是“为他之物”，是为整个生态圈稳定发展之物。

如果我们承认上文所说，个体作为一个时空体产生于人类与物理世界之间的互动史中，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考虑这个特定时空体如何通过语言和行为与其产生的环境世界进行交际的。正如吉姆·切尼（Jim Cheney）在《后现代环境伦理学》（Postmodern Environmental Ethics：Ethics as Bioregional Narrative）中所说：“这个时候，叙述是个关键问题，但这种关系是一种根于地理学的叙述，而非直线和本质主义的。”墨菲则认为，我们可以将这里的地理学放置更广和更长的历史中，甚至超越我们现在这个唯一的星球的生态圈①。对于人类来说，叙述并非难事，因为人们彼此了解对方的语言，但是对于其他那些不懂如何说人类语言的生物和实体来说，我们必须依赖于人类为它们立言和发声，并描刻它们的主体位置，反对它们被客体化。“另一个”的概念推及的便是自然在叙述中被给予的主体地位。对于这些非人类主体的描刻和言说是否正确，墨菲认为这就取决于它们呼唤人类为世界采取的行动。可见，人类在自然发声（voicing）的过程中充当的是世界的代理人（agents-in-the-world）角色。这种对生态的代理义务，不自觉地含有一种“自愿相互依赖”的意义在其中。正如其他实体对我们的依赖，人类也依赖于其他实体如动物、植物、矿物和抗菌素等得以存活。相互依赖的必要性，在于我们与我们所处的特殊文化和生物区的其他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互馈（reciprocation）的关系，没有这种关系，破坏和损失将不可避免。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将巴赫金理论框架下的“另一个”看作是一个对自身、对他者都负有责任的实体。

三、结语

在世界范围的环境危机中，人类既是问题的一部分，又是出路的一部分。人类对自然的肆意破坏，源于人类将自然视为失语、被改造的绝对“他者”，忽视了自然与人类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建构的实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将人类与自然或“非人类”世界并置于同一关系体中，通过对话，人类与自然或“非人类”世界的差异得到了统一。“另一个”概念的要义在于：认定生物圈的多样性，强调差异、他者和个别的一面，同时也强调各实体的同一、自我和普遍的另一面。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传统二元论下的“自我”与“他者”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得到了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共存的对话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墨菲提出“另一个”这个概念，针对的不仅是传统二元论中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关系，更强调处于对话关系中的“另一个”对彼此所负有的责任。联结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的关系，这种责任不仅指人类对当前世界范围环境恶化所应承担的引咎之责，更在于呼吁人类对环境危机作出回应，即承担遏制环境恶化、解决生态危机之责。如果人类能够认识到自我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对话关系，人类或许不会再如此不计后果地破坏自然；与此同时，如果人类能够对当前的生态危机作出回应，环境恶化的现状或许便不会再持续下去。“另一个”概念对于研究墨菲的生态批评思想非常重要，墨菲不仅将此作为探析文学中自然与人类关系的理论方法，还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贯彻对话的精神，将“另一个”的关系延伸至更广泛的领域，如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和体裁的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