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庆

民情即天意：明末三城保卫战

何国庆

发扬仁义，互重互信，保卫天下，是全体人民的责任。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北京城，崇祯皇帝在宫殿壁上题字：“朕为尔留仓库，尔为朕留百姓；朕为尔留宫殿，尔为朕留太庙。”自言：“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不杀百姓，杀孤一人可也。”崇祯临难前，心之所系是自己臣民百姓的安危，之后于煤山自缢殉国，南明三朝的抗清运动也就此展开。明亡之际，士大夫所面临的是一连串的选择，第一个要面临的自然是生与死，也就是殉国与否的问题。殉国者自然是求仁得仁，一死了之；而存活者则要面对抵抗或投降的抉择。在此，我们以明末江南三城：扬州、南京、绍兴的保卫战为例，探讨大臣意志对全城百姓身家性命的影响。

扬州

据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史可法（1602—1645）死守扬州，是明末死节志士里最为可歌可泣的一幕。而史可法忠肝义胆的形象，有相当部分与他的老师左光斗（1575—1625）有关。方苞《左忠毅公遗事》是中学国文教科书中选录的著名篇章。左光斗是东林党要员，曾经拔擢过史可法。左光斗被陷害入狱，史可法目睹了老师与魏忠贤恶势力斗争至死不屈的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讲，“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成也”。我们可以说，正是左光斗的意志，锻造了史可法忠君爱国的精神。

史可法行书扇面

左光斗行书尺牍

钱谦益行楷书诗扇面

史可法原是弘光朝的兵部尚书，但被马士英等人用计排挤，被迫自请督师江北扬州。此事传到各地后，引发士民的愤怒与反对。当时有人把史可法比做李纲，将马士英比作秦桧，可见舆论已经视他为兴复故国的民族英雄了。正如曾在他手下当过幕僚的侯方域（1618—1654）所言，史可法的忠贞死节可与文天祥比拟。

王铎草书临《淳化阁帖卷》

明弘光元年（1645）四月二十五日，清军以红夷大炮攻破扬州城，史可法自刎不成，被众人拥下城楼，他大呼“我是史督师”被俘，慷慨陈词后从容赴义。可法虽死，部将刘肇基继续率领余部与清军鏖战，经过激烈战斗后，清军才占领扬州。城破后，多铎下令血腥屠城，十日不封刀，死难者八十万，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遇难后，副将史德威遍寻遗骸不得，次年，扬州百姓葬史可法衣冠于梅花岭下。清代散文家全祖望所作《梅花岭记》，收录于《古文观止》，即为对史可法忠烈节义的怀念。

在扬州一地，当时史可法的幕僚里有非常多的人才，除了前面讲到的“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还有系出名门的安徽桐城人何亮功，是晚明一代名臣何如宠（1569—1642）的孙子。何如宠家族与同乡左光斗有通家之好，何、左同为东林人士，声气相投。何亮功与侯方域、方以智（1611—1671）为好友，于史可法幕下担任文书，根据计六奇《明季南略》记载，著名的《复多尔衮书》就是出于何亮功的手笔。

南京

南京是明朝的两京之一，北京沦陷后，南京的局势更显扑朔迷离。从北方南下的宗室，有万历皇帝的侄儿潞王朱常淓，还有万历的孙子福王朱由崧。史可法、姜曰广等主张立潞王，而凤阳总督马士英（1591—1646）与阮大铖（1587—1646）计议，拟立福王朱由崧，以兵马护送福王至仪真。史可法等人迫于无奈，只好叩首接受。1644年五月十五日，福王即帝位，下诏改明年为弘光元年，推史可法、高弘图、马士英为阁臣，以王铎（1593—1652）、姜曰广为东阁大学士。

王铎是我们熟知的大书法家，如果不是福王的任命，他也许会在颠沛流离的局势下，于改朝换代后成为寄情书画的遗民。

但因为福王一家逃难时，正遇上王铎与家人流寓怀州（怀庆，今河南沁阳），王铎给予他不少照料。也正因此，历史将他推上了极富戏剧性的舞台，出任弘光朝高官，最终降清。

一个月以前，史可法兵败扬州，招致清军疯狂屠城。如此惨烈的屠杀，对南京城内的臣民们无疑是个巨大的恫吓。弘光元年（1645）五月十日，福王与马士英出逃，南京城内大乱，百姓需要共主，从监狱里救出那位被王铎指认为假货的“太子”，拥立为皇帝。此时王铎已经易服准备出走，没想到被认出，惨遭百姓痛打，幸有赵之龙出手相救才免于丧命。五月十五日，大学士王铎、钱谦益等率领文武百官、兵马二十万，开南京城门迎降。

王铎入清虽仍任官，但并无实权，终日以诗酒书画为伴。从王铎书画作品的受赠人来看，他往来的对象有一部分是遗民，一部分是入清任官的前明官员。再从王铎与同时代文人的诗文酬唱观察，当时入清任官的士人与遗民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并不像原先所想象的那般对立与紧张。

王铎《行书赠单大年家丈》条幅

陈洪绶作品

至于弘光朝另一要臣钱谦益（1582—1664），他与王铎被列入清乾隆所编的《贰臣传》，在清朝高压统治的政局下，乾隆其实有杀鸡儆猴、教训汉人的意味。钱谦益入清之后又生活了二十年，却只当了五个月的官，谈不上与清政权有积极的合作，他的墓志铭甚至是一代大儒黄宗羲所撰写，可见他在遗民群体中仍葆有一定的声望地位。

回顾王铎与钱谦益迎降一事，虽于日后的史家笔法下被批评，但从当时南京城的情况来看，他们两人虽然承受了千古骂名，何尝不因此让全城老百姓得以存活下来呢？

绍兴

明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破兖州（山东兖州），当时藩封兖州府的鲁王朱以派自缢殉国。崇祯十七年（1644）崇祯皇帝封朱以派弟朱以海（1618—1662）为鲁王，随后李自成破北京，朱以海南奔。弘光元年（1645）南京、杭州相继失陷后，鲁王朱以海于绍兴宣布监国。在史可法殉国、王铎与钱谦益投降后，鲁王监国的绍兴城中，还有英勇抵抗清军的余煌（1580—1646），而他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第三条路。

余煌信札

顾炎武手札

我所收藏的明人尺牍中，有一件署名“煌”，一开始以为是张煌言。后来从可靠作品的笔迹上对照出是余煌，进一步查考他的生平，才知道是位很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余煌，字武贞，绍兴人，天启五年（1625）状元。弘光元年（1645），鲁王监国绍兴，起余煌为礼部右侍郎，再起户部尚书，皆不就任。来年，因武将骄横，余煌才拜为兵部尚书。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直逼绍兴，鲁王仓皇遁逃，有人建议余煌组织兵马据守绍兴，余煌冷静分析了局势说：“大势已去，江边数万兵马已不堪一击，还想以老弱残兵死守城池吗？徒劳的抵抗岂不是残害了百姓？”他下令打开九个城门，并用红笔大张告示，让军民出城避难。城空之后，他写了一首绝命诗：“穆骏自驰，老驹忍逝。止水汨罗，以了吾事。有愧文山，不入柴市。”穆骏指鲁王，老驹指自己，汨罗取屈原投水典故，文山是文天祥，柴市指刑场。余煌从容穿好朝服，告诉仆人：“我死后，随便弄口棺木，敛以常服，不作佛事，不入乡贤祠，不刻文集，不要墓志，不择地理，只在墓碑上写‘明高士余武贞墓’就可以了。”余煌独自来到渡东桥投河，不料却被舟人救起。两日后再投河深处而死。

绍兴死节的明朝大臣中，王思任（1575—1646）也是很让人佩服的一位。他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与余煌同为绍兴人，是晚明著名文学家。鲁王监国绍兴，以王思任为礼部右侍郎。他上书极言诸乱的缺失，鲁王不听劝告。绍兴城破，王思任入秦望山，居住于祖坟旁边的孤竹庵。御史王应昌邀请他入仕新朝，王思任复书婉拒，绝食七日而死。

鲁王兵败，余众逃至附近的四明山区，吸收窝藏山间的流寇以图复起。所谓的“义军”为求军需反而烧杀掳掠，地方人士因此组织乡勇对抗，鲁王彻底失去民心。大画家陈洪绶（1598—1652）当时也生活于鲁王所治之地，在绍兴兵败后，陈洪绶有不少诗记录鲁王官军的行径。清顺治三年（1646）作《避乱诗》一百五十三首，其中《作饭行》诗即写道：“鲁国越官吏，江上逍遥师。避敌甚畏虎，篦民若养狸。时日曷丧语，声闻于天知。民情即天意，兵来皆安之。”这里所说的“逍遥师”“甚畏虎”，是鲁王官军给人民的观感。“时日曷丧”语出《尚书·汤誓》，形容誓不与其共存，痛恨到极点，这样的声响，上天应该是听到了。而处于连年战乱、民生凋零的绍兴城中，末两句的“天意”与“安之”，是否即为老百姓衷心所向往的呢？

结论

士大夫于鼎革之际对于出处的抉择，所必须考虑的问题非常复杂。有人选择易地储备，等待匡复大明；也有人选择削发礼佛，逃禅遁世。而史可法、王铎、钱谦益、余煌都是站在历史现场的风云人物，结局却大为不同。史可法固然是人所皆知的忠烈典型，王铎与钱谦益也在矛盾两难中保全了百姓的身家性命。相较于扬州屠城与南京投降，余煌顾及军民百姓的安危，自己最终却壮烈殉国，是我钦慕的典范。余煌具有强烈的忠君思想，但亦能感受到百姓们对太平之日的向往。并非所有人都想英勇抵抗清军，很多人只是图个安居乐业的未来。余煌因此大开城门，让百姓们自由撤离绍兴城，自己却选择壮烈殉国。

以台湾开发史来看，从前我们的祖先筚路蓝缕从唐山过台湾，为的是讨生活；今天唐山与台湾的交通往来已不是难题，而我们能否继承祖先渡海开发、勇往直前的精神呢？传统的正史写作，大多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事件，以典章制度、国家武功、民族兴亡为叙事重点。如今，我们换个角度从人民的立场设想，如果让时光重回明末的扬州、南京、绍兴三城，我们会选择住在哪座城呢？

清初大儒顾炎武（1613—1682）于《日知录》中提到，自古以来就有“亡国”“亡天下”的说法，易姓改国号叫做“亡国”；仁义之道被蒙蔽，人与人之间拼个你死我活，不分输赢不罢休，这叫做“亡天下”。顾炎武以一段文字做总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也就是说，保卫国家是国君与大臣的责任；保卫天下，即使是平民百姓也都有责任。

因此，保障人民的身家安全，是上位者的职责；发扬仁义，互重互信，保卫天下，是全体人民的责任。唯有上位者以人民福祉为出发点，体恤人民为生活奔波两岸之苦，效法余煌大开城门，让百姓自由选择出路，如此才能为人民带来富足安乐的生活；唯有族群尊重彼此，人民以仁义为依归，国家才能在修身、齐家、治国的基础上，达到“平天下”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