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过“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我有个朋友叫老罗，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他说：“我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写这段话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还有个标准答案。”

我另一个朋友冯唐，找了家书店，买了本教学参考书，书中写着标准答案——“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一抄。老师对全班同学说：“看，只有冯唐同学一个人答对了。”

我属于第三种，没办法脱离又没勇气反抗。对鲁迅先生瞎揣摩一气，卷子打着红×发下来。

那时候山西小县城还一片僵冻，离开学校无处可去，没有公交车，没有店铺，没大排档，没书报亭。有一个红星电影院，学校组织看爱国电影时才能进。

这里算全城的文娱中心，几个老人坐着小马扎在电影院门口晒太阳，怀里搂着小孩儿。还有几个小混混，借电影院门口摆出两个开裂的台球案子，五毛钱打一小时，他们嘴角斜粘着烟，呛得眯起眼，冷风里猴着身子打球，军大衣领子尖竖着，衣角拖在地上磨得黑亮。

除了这些“闲人”，大家都呆在单位——这个形容流水线上产品的数量词，人人嵌在其中。我父母都在“文革”中辍学，受尽动荡之苦，觉得进不了单位像残次品一样让人恐惧，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的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分配进铁路局。为了能这样生活，父母以他们的方式保护我——课外书是“闲书”，不能看。晚饭时可以看全国统一转播的新闻节目，因为里面可能有考试内容。

我对这种生活没什么情绪，因为给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上高中时，我妈买了一台红灯牌收录机让我学英语。发现短波能收到台湾电台，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听“亚洲之声”、“中广流行网”。有期节目，沈琬说一个叫黄家驹的人當天意外去世了，播放了他的歌《关心永远在》，说：“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说的时候她哭了。

我当时不知道黄家驹是谁，但节目还是打动了我，那之前没有成年人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过话。

半年后，我考上了铁道学院财务会计专业。我干了人生里第一件主动的事，到湖南省电台去找工作，领导把我打发走了，因为当主持人必须学过播音，由国家分配。回到学校，我用磁带录制了一期节目，名字抄袭陈乐融的《另一种声音》，又去了电台。一个叫尚能的主持人听了5分钟，说：“今天晚上在我节目里播。”他没去征求领导同意，就这么做了。

就这样，我进入了传播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