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子

记忆中最早的女红[gōng]是从奶奶开始的，到母亲手里变得真切。家里有几十口人，他们的女红全由母亲一个人来做。时间、精力将她“逼上绝路”，在日日夜夜的忙碌中硬是将女红手艺做到极致。

“是匠不是匠，得个好做杖。”没有一套完整的女红工具，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女红高手。有了好的工具，还得有足够的力气，才能拉动针线、敲平布匹。而艺术审美、做人的品德，才是成为女红高手的关键。

见过家谱、食谱、画谱，来说说我家的《女红谱》。

女红之器

陆羽《茶经》中列专章讲“茶之器”。女红，自然有女红之器。

在一般人的眼里，女红之器相当简单，无非是剪刀、针线葫芦、顶针、几码线。再高雅一些，也不过多个刺绣用的竹箍、裁剪用的尺子。

显然，这是一个误解。

母亲有三副大小不等的竹箍，一副很珍贵的象牙箍。还有一个长方形绣架，专门固定大块绣布的，绣花门帘、录音机遮灰布等都得在这上面完成。绣架是母亲找木匠加工了几根柳木条，钉了两个框架，套在一起的，刚好能绷展绣布。最初的绣布是府绸，后来是市布、的确良。母亲还有一个剪窗花的框子、几把头上缠着线绳的脚刀、6个青花小碟子……

这些器具，在乡村算不上真正的女红器具。在村里，做鞋的器具，才是最实用的工具。绱鞋的锥子、拉线的大叉针家家必备，其他相关器具就不好说了。缺少全套器具，做出的鞋不过是依葫芦画瓢，丑且不经穿。这种做法，村里人叫“穷拆活”。

母亲做鞋的器具应有尽有。鞋样最多，有鞋底的、鞋帮的、鞋垫的，又分夹鞋、棉鞋、圆口、方口，都夹在几本厚厚的大书里。做时先找样子，然后依据每人脚板大小、肥瘦不同修改。这些鞋样，是母亲多年的积攒。村里来客人，如果鞋子很别致，母亲观察一会，就能照着剪下样子。稍作修改，便成了一副新鞋样。

最占地方的是鞋楦（模型）。做好的鞋，不经过发楦（模型撑鞋），直接穿在脚上不舒服，容易变形。母亲的鞋楦子，都是自己做的，样式齐全，肥瘦不等。积攒了几十年，才成套。做鞋还需要补鞋钉的小铁锤、给鞋打气眼的小铁磳子。做好棉鞋，发楦后，买上一板气眼钉牢，就能认鞋带了。

母亲的百宝箱里还有裁衣服的纸样子、画粉、软尺……女红之器，大大小小，还有许多许多。

女红之力

大众眼里，女红是穿针引线，毫不费力。但在乡下，女红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力量。光做鞋一项，就够受的了。尤其我家人口又多，一年下来，少说也有40多双夹鞋、八九双棉鞋。

做鞋很繁琐，最初的工序是整理铺衬。把穿过的旧衣服，一件件地拆开，按颜色、质地归类。然后泡水里洗净，再放石板上拿木槌子使劲敲，敲出汗碱，然后放石板下压。半干后摊在热炕头，两手往外刮。最后压在席子底下，干透了才能用。这里面，每一步，都需要力气。

弄好铺衬，找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拿白面煮一大锅浆糊。展开布片，垫几张旧报纸，或水泥袋拆下的牛皮纸，在上面刮浆糊，一层浆糊一层布片。黏好一片，就压在热炕席子下，人坐在上边。有时还要扣上桌子，或压上石头，不然，虚虚馕馕一层皮，没法用。

做鞋全靠衬子。打出的衬子，必须平整光溜看不出接头，做出的鞋才结实。

纳鞋帮，也偷不得奸，得一针一线纳。针码要匀称，从正面几乎看不出针脚，只看见一个个小黑点。鞋帮有一定厚度，浆性大，要用小针还得用单线穿，特别费劲。劲太大，线容易断，线头多就不结实。不用劲，又穿不透。这时，就得戴上顶针借力。

如果说纳鞋帮讲究巧功，那么纳千层底就纯粹是力量的消耗了。说千层有些夸张，但总归有几十层布，足有拇指厚。得先拿大锥子穿透，顺着针眼，再拿大叉针带麻绳，一退一进，略微慢一点，就穿不过麻绳。

纳鞋底一般在冬夜。油灯下，一纳就是大半夜。有时候，睡醒两觉了，睁开眼睛，母亲还在纳。屋脊上结了霜雪，盖上棉被子不暖和，母亲额头上却滚动着豆大的汗珠。

绱鞋也取不得巧，全靠力气，麻绳两边拉，陷进衬子里，母亲咬住一头，使劲地往紧拉，几乎使出吃奶的力气。常常绱完一只，就累得趴下了。

直到市场繁荣，都买现成的鞋穿，母亲才清闲下来，只是她发已成霜。

女红之艺

女红技艺有高有低，爱好是动力，天分才最重要。

在乡村，刺绣、编织最能展示女红技艺的。家中大洋箱里有只荷包，母亲也不常用，只装一些钱粮票证。淡粉的丝绸上绣着池塘莲藕，莲叶下卧着一对鸳鸯，风吹莲动，水波涟滟。这是母亲年轻时的绣品。

母亲还有一绝，就是给新人缝缎棉袄。布棉袄好缝，缎棉袄就不一样了。缎面滑溜，易走针，针码不均匀，就会出现皱褶。稍不留心，针尖会挂线。一抽线，缎面就皱在一起，拉不展，剪不得，缎袄就废了。软缎缝制难，裁剪也难，一次不成型，一修改全是针线窟窿。

没有金刚钻，做不了这细瓷活。不少女孩子出聘前，都会拿着缎面料央求母亲给裁剪缝制。量体裁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母亲年轻时在被服厂学过三年，她又肯思考，时间一长，做出的缎棉袄，得体又好看。

上妆前试缎棉袄，母亲还要给新娘子绞脸。这也是一门手艺。绞前，先扑上一层淡淡的香粉，然后将粗线打上十字折，玩翻花绳似的，两手一松一紧，线绳跳动，脸上的汗毛就绞光了。绞后的脸又白又光嫩，女孩子顿时漂亮了三分。穿上红缎棉袄，格外光彩照人。

烙衣裳更是个绝活，火候、劲道、湿度，一样掌握不好，不是烙糊了，就是出不了效果。母亲烙衣裳很利落，烧红烙铁，凉一会，在湿毛巾上擦一擦，趁热劲烙衣裳，烙展后光滑闪亮，比裁剪前的料子还要鲜艳动人。

有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他们组建了文艺宣传队，有一次排演大戏《红灯记》《沙家滨》要赶制一批服装。干部找到母亲，力争10天内缝制一批服饰。这些服饰，母亲只在电影里看过。推无可推，她只能先设计，再依样裁剪做出第一批八路军服饰。演员一试，好评如潮。之后，母亲便夜以继日地赶制。我记得，缝好军帽，缺少红五角星，母亲就用铁皮罐剪出五角星，再刷上红漆，缝在帽子上，和真的一样。

女红之德

母亲最被人称道的、看重的，还是女红之德。

往往手艺人挟技自享，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母亲不，她总是无私地传授技艺。也许因为她并不是一个手艺人，只不过精于女红技艺罢了。她的女红技艺，源于天赋、悟性和勤恳，从没有想过靠它吃饭。

小时候，家里串门子的女人特多。好些十几岁的女孩子，总爱围着母亲，学刺绣、学裁剪，“嫂子嫂子”乱叫，也不管邻里辈分。从绘图、绷布到丝线搭配，一样一样地学，最后总能绣出一件满意的枕套。长大一茬，嫁人了，又有一茬顶上。时间一长，有了感情，谈恋爱都先和母亲说，还领家里来让参谋。

光绣花这一项，母亲就不知贴出多少针和线。针号不对，就配给人家，丝线颜色不全，也配给人家。以至于从城里往回捎针线的父亲嘲弄：“这么大方，多少是个够？”母亲总是笑笑，照样白送。

有许多女红技艺，母亲也是反复琢磨出来的。像胭脂染，最初母亲吃不准比例、水温，染出的东西要么色泽不匀，要么太轻或太重。为摸索规律，好长一段时间，她都是白天下地，晚上煮染布料，光胭脂就费了几十袋，才掌握个中诀窍。第二天，她就把摸索出来的最佳染法，传授给村里的女人们了。那时我家有一台缝纫机，凡找母亲做衣服的，只要时间挪得开，她有求必应，贴线贴工，从没收过一分钱。村里人知道她忙，也不轻易开口。只有嫁娶等大事，才来烦她。有的年轻人嫌家里的手缝补丁不好看，拿上布块让母亲用机器补。一圈一圈，像大树的年轮，补在屁股上、膝盖上。走在村里，这样补丁的，70%出自母亲的手笔。

父亲曾经推算，光每年贴给村里的缝纫机线，就有80轱辘，按0.2元一轱辘算，一年下来就是16元钱，顶父亲半月工资。更不用说付出的时间了。村子里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不夸母亲。多少年后回村，还有人说“你妈可给后辈儿孙积德了”。

自然，这德绝不仅仅是女红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