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对墨学的研究，清乾嘉以后，虽有少数学者开始研究墨学，但仅限于对《墨子》一书的考证、校勘。墨学的真正复兴，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之后，但在墨子研究的鼎盛时期，大都选择远离政治、远离现实的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论说。再加上一提到墨子，大家都知道“兼爱”，被认为无需再多研究，著名的学者谈及“兼爱”，并没有在深度和广度上再加以探究。本文从墨子思想的立场出发，说明墨子的这种无差等的爱并不是针对儒家的有差等的爱，通过对儒家和墨家的站位比较，来诠释墨子的“兼爱”思想。

关键词：墨子 ；兼爱； 儒家； 仁

一、墨家学派的立场并不是与儒家相对立，其兼爱的思想也并非针对儒家而提出。墨子的思想更多的是针对当时社会现象而提出的一系列墨子认为正确的行为准则

韩非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中有一篇《非儒》，把孔子写成“教臣杀君”、“劝下乱上”的“大奸”，尽管如此，并不能就认为墨子反对儒家的思想，墨子虽自立学派，但作为儒营出身的他注定了他的思想不会与孔子的思想大相径庭。侯外庐等人认为“墨子的《非儒》，实质上是相应于国民阶级的渐趋成熟，将孔学的优良传统更向上发展一步，而与孔子的后学相对立。”儒家思想在当时的地位很高，但当时社会不断涌现的混乱现象需要儒家的“礼乐”随时代而发展。虽然孔子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礼”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动的，也主张“礼”是要变革的，但并没有对当时混乱的局面有所成效。在当时周礼已经名不符实的具体情况下，孔子想用理想标准的“名”，来纠正已经变化了的“实”，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春秋无义战。当时贵族之间不断地进行残酷的侵夺战争，墨子接近劳动者，同情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对他们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痛苦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墨子竭力遏制百姓继续遭受苦难，《墨子·兼爱上》开篇就提到圣人治理天下，必须知道混乱从何处产生，才能治理它。很明显墨子是针对社会的混乱，社会混乱的原因就是“不相爱”，从而提出“兼爱”，并非故意针对儒家推翻孔子所提倡的“礼乐”。墨子是不可能与儒家为敌的，首先墨子自己提出“兼爱”，以身作则，就不会再与儒家为敌。我们都知道，我们研究学术，学习他人思想，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别人，而是希望通过学习别人的成果，更好的帮助自己梳理自己的思想，提出更进一步观点，发现新的理论。连我们都知道的道理，墨子怎么会不知道呢。墨子的“兼爱”是要反抗贵族等级观念，这是他的进步，是经过了孔子所提倡的“礼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后，墨子看到社会动乱腐朽，需要改变，只不过墨子站在平民角度所提出的观点不同于儒家。

二、墨家与儒家都是致力于改变当时社会混乱状况，重现三世太平，但二者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所以解决的方式和目的也不同

儒墨两家都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是需要改变的，儒家从维护古代典章制度的角度出发，孔子认为春秋是“无道之世”，孟子以春秋“五霸”为“三王之罪人”，所以提出了“三世”、“大同”。墨子也认为当时人与人相贼，家与家相乱，所以提出了“兼爱”、“非攻”。这都是为了改变当时现状而提出的旨在建立和谐社会状态的积极思想。

孔子是西周政治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他虽然说过“苛政猛于虎”，但他的焦点是当时“礼崩乐坏”急需“拨乱世，反诸正”，从而提出“仁”、“礼”学说，他并不是着眼于当时的民生疾苦。而出身卑微的墨子不同，他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深有体会，虽然有人说他“弃周道而用夏政”，他也用“古者圣王之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他的着眼点并不是“礼乐崩坏”，所以面对乱世，墨子并不是去维护修补，而是如同他自己走出儒营自立学派一样，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因为他看到了最能维护所有人利益的社会状态——通过实行兼爱这种伦理道德标准达到的理想社会状态。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儒家“泛众爱”在广度，墨子“兼爱”重平等的同时也有广度。“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行者非之。”墨子列举了诸侯在处理邦国之间的事务时应该有的心理，家族的宗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然后“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这种无条件的泛爱一切人，像爱己一样彻底的爱他人，不仅有儒家的待人如待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而且还剔除了一切等级观念，这种爱是近乎绝对平等的爱。

关于出发点，儒家的“仁爱”以“性本善”的人性论作为基础，从人性出发，让人们认为人性本就这样，换句话说，在人们去认识儒家具体的“仁爱”之前，儒家已经让人在潜意识里认为接下来的规章制度是正确的，是随人性的。王阳明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是人自身所具有的，并不是儒家让你去这样做，而是本来就该这样，照着去做就是理所应当，不去做或者违背它，就说明自己丢掉了人之为人的东西，不能称自己为人。这不仅让统治者所重视，也让普通人很自然的去接受了这种理念。

而墨子作为“贱人”，感受到平民的苦难，提出了更为彻底的理论，这种彻底，决定了墨家的站位高度要比儒家高，成为了一种社会理想，如同我们的共产主义是最崇高的理想一样，这种高度决定了他不同于儒家想要模仿、重现“三世”，而是重新塑造同于“三世”甚至高于“三世”的理想社会。这与儒家相比显得如同空中楼阁飘渺起来，而儒家提出的理念更为切合实际易于实施。虽然儒家也要实现理想社会，但孔子知道要渐渐实现，这让儒家更具有实际操作的信服力。正因为这样，儒家的弊病才会显现。作为可实施的行为准则，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但社会是发展的，这种可实施的准则也必须随之改变，不改变就意味着沦为不合时宜，变为错误。而墨子不同，他提出的“兼爱”是近似“仁爱”又高于“仁爱”的，孔子对“仁”的最一般的诠释是“仁者爱人”，“兼爱”正是“仁爱”的最高理想状态，所以“兼爱”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它适合于任何社会状态，但又很难操作，几乎不能去实施。梁启超曾评价“这种理论，固然是好，但古往今来许多人，都疑他断断不能实现。”这一点成为不能为统治者所接受的原因之一，也是“兼爱”由显学成为绝学的原因之一。

三、墨子的“兼爱”和孔子的“仁爱”不能相互否定，因为两者并不是对立的

墨子的兼爱，包括了儒家所提到的君臣、父子等关系，又不仅仅是“正名”，墨子还说到盗贼的想法，认为盗贼之所以盗窃他人，是因为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所以这里的兼爱对象是所有人、所有社会关系。《墨子·兼爱下》也提到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这不是墨子要提倡君要惠、臣要忠这样去做，在认识墨子的兼爱时要时刻注意墨子的站位高度，墨子是说“兼相爱”之后，社会自然会显现出君惠、臣忠、父慈等等，孔子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兼相爱”之后的附属品，是人们做到“兼相爱”之后，君臣、父子乃至夫妻都会显现出一种和谐的社会景象，是社会关系的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同的和谐关系。

如同万物，墨子的“兼爱”思想有优秀之处也有其缺点，我们不能因为它难以实施、近似空想而否定它的价值，也不能因为它站位高、具有前瞻性而盲目吹捧。墨子的“兼爱”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它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是我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墨子的“兼爱”乃至整个墨学充分显现出了它的思想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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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泽 （1989-），河北邯郸人 ，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