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有什么困难，公共争论的质量都能从设计合理的赌局中获益良多。在学习了解世界方面，下注于结果总比什么都解决不了的争论强。

公共争论的过程令人难过地熟悉。它常常从惊奇开始—比如，转型成为电视真人秀明星的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令人大跌眼镜地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代表。然后，专家出场：为什么会这样？这意味着什么？接下去会怎样？

一段时间后，作为争论对象的未来到底如何，很快会水落石出。在理想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会看到哪个预测是正确的。人们将学习教训，据此改变思维。就一个集体而言，我们都会变得更聪明一点。

但这是不那么理想的世界。专家们总是不那么懂得学习教训，而只是继续争论。他们争论发生的事情。他们不承认谁预测了哪个结果。没人改变一下这种思维方式。就一个集体而言，我们没有变聪明。

对那些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人来说，一个解决方法是对我们的预测下注。2014年初，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和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就这么做了。科文对美国的失业状况感到失望，因此他和卡普兰打赌，失业率在未来20年里不会低于5%。两年后，失业率降到了4.9%。卡普兰获得无可非议的胜利。

这种无可非议性正是下注预言所要获得的。专家不用面对诘难，他们往往使用模糊的字眼，比如“失业率将多年保持在高位”或“特朗普的支持率将大跌”。在电视上，这听起来很不错，但却并没有形成无可争议的可检验的结果。（多少年算是“多年”？下降多少算得上“大跌”？）下注迫使双方就定义明确的条件形成一致—让人们能够显而易见的看出谁对谁错。

当然，下注的目的不在于宣布谁胜谁负；而在于通过明确的定义，发现谁对现实的理解更加接近真实，以此取代又臭又长、毫无意义的争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变得更聪明。但不幸的是，在实现这一目的方面，下注一贯是失败的。

以科文对他输掉与卡普兰的赌局的反应为例。根据赌注的条件，他很快就承认他输了。但他仍坚持这并不证明卡普兰是对的。科文指出，尽管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就业-人口比并未发生多少变化。在对结果的评述中，科文总结道：“我觉得我才是赢得赌局的人。”他们的赌注根本毫无意义可言。

不幸的是，这是人们就复杂争论进行简单下注的常见结果。1980年，生物学家保罗·欧利希（Paul Ehrlich）和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进行了另一场著名的赌局—10年后五种金属的价格。最后西蒙赢得无可非议的胜利，但欧利希对结果嗤之以鼻。他也没有错。如果两位科学家选择不同的起始年份，那么欧利希很有可能成为胜利者。

类似赌局的问题在于它们过于简单，无法评判其背后的复杂争论，正如一个简单的失业数据无法权威判定科文和卡普兰之间的争议。

但彻底放弃赌局也不合理。这样做只能让重要争论所针对的问题变成一片混乱。解决办法是大幅提高赌局的严肃性，让大部分理性观察者能够对赌局的评判能力感到满意。

在理想情况下，赌局应使用和它所要评判的争论一样大的问题。但这并不管用，因为大问题—“人口增长会超越资源，从而威胁到文明吗？”—无法产生一种易于衡量的结果。相反，关键在于提出许多精确的小问题。

科文和卡普兰不应该仅仅依靠失业率一个数字；他们还应该纳入就业人口比和其他他们一致认为具有判断价值的指标。欧利希应该扩大预测的范围，使之包括金属价格、粮食产量、空气质量和其他因素。

使用一组问题的方法可应用于几乎所有重要争论。比如，最近我们正在把伊核协议的鹰派-鸽派争论作为预测检验的对象。

自然地，使用多重问题可能导致两可的决定。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学习，那么这是利而不是弊。两可的决定意味着所有下注者对现实的理解都不完全正确，事实介于两者之间。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结果，特别是在公共争论被极端立场所主导时—欧利希和西蒙的赌局就是经典的例子。

当然，如果参与赌局者不愿共同思考如何评判他们的分歧，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含蓄地讲，这并不总是很容易。在他们的著名赌局结束后，西蒙和欧利希曾考虑过进行第二次赌局，对象包括了范围甚广的一揽子指标；但这场赌局从未成行，部分是因为两人互不买账。

我们需要一个中立方或仲裁者—比如智库就很适合这个角色。但是，无论有什么困难，公共争论的质量都能从设计合理的赌局中获益良多。在学习了解世界方面，下注于结果总比什么都解决不了的争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