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长庆

当前，中国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牢固，而经济下行带来的金融风险却不容低估。随着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稳健，财政稳增长告一段落，未来经济增长还需供给侧改革挑大梁，通过减税、放松管制和保护产权等见效长远的供给侧改革改善市场预期。不可否认，政府在加强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中收到了一定效果，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得到进一步释放，比如中央政府加大下放投资核准权限。不过，如果从整体的市场化改革来看，以下放投资审批权限为主的改革还远远不够。

为阻止民间投资不断下滑之势，国务院日前要求专项督查促进民间投资政策的落实情况。银监会也发布紧急通知，要求银行自查，清除导致私营企业贷款放缓的瓶颈。不过，虽然国务院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却不会一抓就灵，因为这属于结构性矛盾。

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时专门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指出，我国经济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供给侧，要准确把握基本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求，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

由此，今后的政策逻辑已经很清晰了：我国现有的供给能力和水平，与不断扩张、升级的需求之间不匹配的矛盾，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结构性问题。用专家的话说，凡是有利于改进供给的创新和改革，将会受到政策鼓励；而延续老套路、加剧供需失衡的政策、发展计划和投资行动，将会受到中央政策的抑制。

不管怎样，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必然会遇到的发展阶段，因此面对新常态下的经济放缓，政策部门不能慌乱，地方政府不能失了方寸，市场波动会给投资者带来恐慌，这时候就更需要政策部门和干部队伍保持清醒和稳定，真正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以坚定中国经济信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