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一期《贵州社会科学》刊载了刘小枫的文章，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进行了反思。

刘小枫说，福山采用“普遍历史”观和“历史终结”说仅仅是为了证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发展出来的价值和制度潜在地具有普遍性。这样，他就与自己的“恩师”亨廷顿“分道扬镳”了。因为亨廷顿认为这些价值和制度并不具有普遍性。

福山也不时谈及全球自由民主化进程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但这并不妨碍他坚信，自由民主政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今后不可能也不会再出现一个“更高级、更好的（政制）模式”。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2014年版“序言”中承认，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它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水平技术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体。不过，福山自信地说，如果要猜测一下，五十年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他认为答案肯定是后者。因为，有很多理由表明中国模式难以持续。

刘小枫说，福山没有考虑到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及其将来，既富足又强盛的中国在政治上并没有更像美国和欧洲，美国和欧洲也没有更像中国——中国和西方仍然各自像自己本来的文明模样。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智识人政治家就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现代文明战略，高瞻远瞩地把现代科学技术与作为“自由民主制度之基础的自由和平等原则”切割开来，积极吸纳现代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