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其姿+董建中

就牛痘而言，应该将广州作为参照城市，因为这一种痘技术在19世纪初最早传入广州，也是在那里被人们率先广为接受的。

1933年鲁迅写了一篇文章，生动记述他第一次接种牛痘的经历，当时他两三岁，是在老家绍兴。

鲁迅的回忆也告诉了我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有趣的种痘细节：种痘局很普遍，但只是设在大的市镇上，并有季节性;在人们可以选择传统人痘的情况下，牛痘还远未普及。鲁迅对本土传统的敏感具有代表性，但这里他却漏掉了中国牛痘接种的一个中心环节。在称赞上海“可能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因为那里牛痘接种很流行、也很方便时，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就牛痘而言，应该将广州作为参照城市，因为这一种痘技术在19世纪初最早传入广州，也是在那里被人们率先广为接受的。

接纳牛痘接种术经由澳门和广州传入中国一事，在由王吉民和伍连德合著、1936年出版的《中国医史》中再次提及并有了细致的记述。在书中作者描述了1802年前后，东印度公司在华的外科医生皮尔逊是如何在澳门进行牛痘接种的，皮尔逊比携带另一批疫苗的西班牙巴尔米斯医疗队要早一些年，并且写了一个关于如何种痘的小册子，该书由斯当东翻译成中文，于1805年出版。该书也详细地描述了在1805-1810年间，由十三行商人在他们广州的公所建起一个免费接种牛痘的善局，雇用了中国最早的一位痘师邱熺，他在1817年出版了自己的著作。

痘师

资料显示在澳门引入种痘之初，当地的广东人就成了主要的接种员，即痘师。根据皮尔逊的说法，在巴尔米斯医疗队由马尼拉到来之前，“澳门（牛痘接种）极普遍，这是由葡萄牙接种员所做的，我自己也在当地居民以及中国人中种痘……并尽我所能，指导数位中国人（种痘）;他们为许多人接种牛痘，效果很好，就如同我在旁监督一样。现在，已是痘师的中国人，基本上是那些正被或曾经被英国商馆所雇用的人。”第一批痘师“在广州以及附近农村的地区广泛地为人种痘”。当地的医生参加皮尔逊的正规课程，后来负责在广州的种痘善局。受雇或与东印度公司有联系的中国人也通过别的途径参与了种痘的引进。例如，翻译皮尔逊种痘的小册子，“是在一位受过医学专业训练的中国人协助下完成的”。

在英国医疗人员的默许下，第一批痘师很快抓住了以传入这项欧洲技术带来的致富和邀誉的机会，而英国医疗人员只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当地行医者，以维持住这种技艺和牛痘苗不致中断，尤其是当他们的活动被局限在澳门和广州的时候。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痘师在广州接受新教传教医生的培训。对19世纪某一时间的广州痘师数目进行估算，是件困难的事，尽管有海关医报说，1870年“在广州有五六十位职业的痘师，现在该城市约有半数的儿童已经接种了牛痘”。

这么多人对接种牛痘有兴趣是为什么呢？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营生。广东医生黄宽是第一位在英国拿到医学学位的中国人，他在海关担任医官，在1878年报告说：“当痘医被住家召来种痘时，他通常带一个（已接种并且已出痘的）孩子以便进行疫苗接种，通常收取50钱或1银圆，而对于提供痘浆的小孩则给予25钱。穷人种痘则收10钱或25钱。”应该说在家里种痘，绝对是很昂贵的，即便是“穷人”所付的费用也十分高。尽管慈善种痘机构不是这样，但这仍然揭示出享有盛誉的痘师可以享有高收入的生计。而且，对于广州贫穷儿童“免费”或“酬报性”的种痘，如同上面的报告所揭示的，事实上是保存鲜活牛痘苗的必经程序。

种痘业的丰厚利润吸引越来越多的冒牌医生。名痘师邱熺之子邱昶在1852年抱怨道：“近来我的名字被人无耻地假冒。”在广州的嘉约翰以及在肇庆诊所的纪好弼注意到，19世纪60年代初，当地的行医者使用的牛痘苗并不总是健康的，在种痘后天花发作的病例很常见。对庸医为获得更大的收益使用变质或是无效的牛痘苗，甚至以人痘取代牛痘的埋怨，在广州的种痘书籍和新闻报道中常见，这些作法不只在广州，更遍布全国。以致著名历史学家、广东人陈垣呼吁痘师应考取执照。

商人、传教士和官僚

尽管本土痘师在种痘的传播中是主要的角色，种痘在广东的最初突破却是在十分特殊的环境下发生的，在19世纪头几十年，这取决于英国商人和广东十三行商人间共同的商业和政治利益，与中国官方的默许。传教医生，尤其是美国新教的传教医生，在广州种痘的发展过程的一些关键点上，适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开始阶段，中外商人联手克服了法律和物质上的困难，使得种痘顺利传入中国。皮尔逊小册子的译本出版就是东印度公司官员和十三行行商紧密合作之下的成果。为避免政治上的纠葛，这一翻译的小册子分别有四个中文签署：广州的英国侨领哆啉呅，作者皮尔逊，译者斯当东，与最重要的行商郑崇谦的背书，后者成为种痘技术在广州合法化的关键。

最初对于当地痘师的培训，是由皮尔逊进行的，而公开落实这一技术是由十三行商人赞助。

在广州，中国商人有时承担着官僚应负的市政职责，在不给中央政府带来麻烦的前提下，对种痘的支持极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宣示双方良好关系并对英商信任的一个积极作法，毕竟后者是公所经费的捐助者。两者必须致力于维持友好关系以便双方都能获取贸易上的厚利。公行制度是一个准官方的体制，民间也期待行商们能实施公益活动。在公所建立的种痘善局，恰当地阐释了19世纪初广州独特的社会构成，在那里，中外商人是公共事务的重要策划者。

到了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广东商人继续担当着这种角色，但已没有了他们欧洲同仁的合作。广东商人在本地资助了许多善堂，向城市人口提供各种形式的救济，尤其是包括免费种痘的医疗服务。另一方面，1834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垄断废除后，尤其是在19世纪40年代广州开放后，英国商人在推动种痘上的地位下降了。在这一时期，十三行的种痘善局关闭，直到1852年在从前的行商伍敦元、潘有度等人的资助下才重新建立。然而，1856年的大火烧毁了整个十三行建筑，公所也未能幸免。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传教医生们，尤其是日益增多的美国人在推动种痘之上积极活跃。嘉约翰于1859年在广州医院开办了痘科，每周四为孩子们种痘。除了为穷人种痘，广州医院还是随时为中国南方各地供应疫苗的地方，嘉约翰还准备了关于在温暖的气候下保存痘痂的小册子，在广州城散发。嘉约翰在1867年自豪地写道：“这所医院是中国唯一随时提供牛痘苗的机构。”因此，在该世纪的下半叶，至少部分是在这样的服务基础之上，当地的痘师才创立了他们自己保存痘苗的方式。

与此同时，新的教会诊所在佛山（1860）、肇庆（1861）以及广西的梧州（1866）开办。纪好弼负责肇庆的诊所，将种痘作为主要任务。1863年有报告说，嘉约翰的医院为1494名孩子接种了牛痘，同时批评本土痘师种痘效果及专业规范、卫生等等。至此，出现了本土痘师和外国传教医生间的激烈竞争。

广州对牛痘的接纳

商人、传教士尤其是本土痘师的共同努力使得19世纪初广州地区对牛痘的接纳迅速而且顺利。

在早期接受种痘问题上，广州的确是个特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这项技艺并没有在诸如上海、宁波、杭州、福州甚至是香港等大城市被全面接纳。主要的障碍似乎同欧洲一样，来自传统的人痘接种师。镇压太平天国后，中国的官僚和慈善家加入了上海传教士的行列，共同努力推动牛痘接种，但再次遭到顽固的抵制而告以失败。在主要的报纸《申报》上，一些文章描述了19世纪70年代牛痘推动者的种种困扰：诸如痘苗供应中断，人们对此技术的存疑，人痘师、传统的儿科医生以及卖药者的刻意打压。1881年，上海的医官哲马森抱怨这里的牛痘接种的普及甚至比不上广东和海南岛上的海口等地。

在19世纪头10年，广州本土痘师所扮演的成功角色，不仅在中国是独特的，在亚洲也是如此。与彻底以失败告终的日本和印度的比较就显示了这一点。如此看来，广州在19世纪上半叶的情势的确独一无二。

（胡一鸣荐自《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