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文物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宁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在文物与考古方面有着极大的空间。宁夏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自始至终都处于东西文化交流的中间枢纽地带，它东南接周秦汉唐中原文化，北通蒙古草原文化，西接汉唐“丝路文化”，形成以中原中心文化与区域边塞文化、汉族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为特色的区域文化。宁夏文物则是这种特色文化的集中反映。

固原的田弘墓和史氏家族墓葬群出土的波斯金银币，显示出固原在古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重要位置。固原市原州区出土的持刀武士壁画，壁画人物和俑士面部呈胡人特征，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2006年 9月 18日，在盐池县境内修建盐中高速公路时发现 3件黄金浇铸的珍贵文物，经文物专家初步鉴定为隋末文物，可能与隋末农民起义军有关。从文物上书写的文字推断，文物距今有 1393年的历史。根据文物上的文字、图案以及制造工艺推断，这是隋末农民起义军使用的物品，极有可能是起义军行军时不慎丢失的。文物上所刻的“白乌”为当时陕西中部向海明起义军自封的年号，其所刻铭文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对当时发生在陕西、宁夏一带的农民起义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窨子梁唐墓

窨子梁位于吴忠市盐池县县城以北约 10公里处的苏步井乡，内蒙古毛乌素沙漠边缘上。墓葬依山为穴，是长条形平底墓道石室墓。墓室方形，穹隆顶。 6座墓中，有单室、双室和多室墓之分，流行壁龛，龛内葬尸或放置随葬品，各墓多无葬具（仅一墓有木棺）。这批墓葬早年被盗，墓中遗存不多，主要有木俑、陶罐、石鼎、瓷器、玻璃珠、钱币和墓志等 30余件。其中一座墓中出土的一对石门扇，正面雕刻有跳胡旋舞的人物，雕刻精细，线条流畅，人物表情生动，舞姿优美，写实性极强，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唐代珍贵艺术品。

隋唐时期，中国再度统一。这一时期宁夏作为军事重镇朔方、原州的辖地，不时受到西北各民族的袭扰，但仍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文化盛况，既有和中央地区相一致的一面，又有边远地区文化交流频繁、内涵较为复杂的一面。近年来，在固原、同心、盐池、吴忠、青铜峡、银川等地先后发现的大量唐墓，多为这一时期各民族墓葬。青铜峡市玉泉营曾发现 10余座唐代小型砖室墓，由墓道、长方形或方形单墓室组成。随葬品有陶罐、碗、灯、瓶等，也出土数量不少的陶俑，其中胡俑占很大比例，充分表现出与中原不同的地方特色。从出土的 “开元通宝”铜钱及陶俑的组合和人物形态分析，这批墓葬应为唐朝中期，即太宗之后。这些墓葬的发掘整理，为我们深入研究唐朝与宁夏境内少数民族的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胡旋舞墓门扇

1985年 6月，宁夏博物馆考古部门，对盐池苏步井乡窨子梁古墓进行考古发掘，无意之中发现了两扇石墓门。石门扇单扇呈长方形，长 89厘米，宽 43厘米，厚 5厘米。门扇正面凿磨光滑，左右门扇各剔浅浮雕——胡旋舞男伎，舞者高鼻深目，发束带，上身着圆领紧身窄袖衫，下身着贴腿紧裙，脚穿长筒皮靴，踩在一小圆毯上，双人对舞，舞姿略有不同，两舞者动作虽非对称，但均为空间急速旋转的连续舞蹈动作造型。线刻经黑色涂染，舞姿生动传神，四周雕有卷云纹，造成流动腾越的艺术效果。

经专家深入研究，墓门上的线刻胡舞图像，从石门扇上雕刻的舞者形象、舞姿与文献记载的康居国的乐舞 “胡旋舞”相吻合，而类似的胡旋舞图案石门扇，在国内还是首次发现。胡旋舞起源于西域，唐代传入中原，史书上虽有记载，但具体的舞蹈动作形象，在现存的唐代书画、石雕和壁画上极为罕见。这对石门扇上的雕刻作品不仅刻工精细，线条流畅，而且人物形象、表情生动、体态优美、写实性极强，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唐代艺术珍品，被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鉴定组确定为国宝。

西夏都城——兴庆府

距今 900多年前，我国西北出现了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以宁夏地域为中心的割据政权，国号大夏，与当时北宋、辽国呈三足鼎立之势，雄霸塞外。大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以今日银川，昔名兴庆府为都，建立了“东立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封建政权，而兴庆府“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屏障，行事利便”，李元昊大兴土木，扩建宫殿，不惜财力建丽园精舍，砌高塔凌云， “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兴庆府由一个边塞小城，一跃而成为地跨今宁、陕、甘、青、蒙辽阔地域的西夏王朝之政治军事中心。

兴庆府， “相传以人为形”，据说城廓为躯干，头枕黄河西岸的高台寺，双足直抵贺兰山。 “人形”建筑仿照人体平面进行设计，整个城市的纵轴线和横轴线上，城门、道路、河渠、宫殿、坊里及各类构筑左右对称，前后有别，上下迥异，布局合理。兴庆府内宫殿巍峨，古塔凌天，石柱雕龙，琉璃鸱吻，富丽堂皇，宏伟壮观。城中绿树森森，繁花似锦，银湖金波，荷池铁牛，水亭鸣钟。城中高台寺、承天寺塔，塔体巍峨，碧辉映云。

据史料记载，西夏王朝曾在贺兰山中及其东麓建造离宫别院。近年来，通过考察，发现贺兰山中有多处西夏王朝的离宫别院，它们星散分布，遥相联络。由南而北，依次有小滚钟口、黄旗口、镇木关沟、拜寺口、贺兰口等，许多建筑遗址，南北延伸达数十里。遗址中多有大量西夏风格的建筑残件，以西夏瓷器、西夏流行的货币最多，甚至可见石砌成的土筑墙基。明代地方志记载 “元昊故宫，在贺兰山中，遗址尚存”“避暑宫，贺兰山拜寺口南山之巅的伪夏元昊建此避暑”。史载，夏大庆二年（公元 1037年）秋七月，元昊“盟诸藩于贺兰山”。可见西夏的贺兰山离宫别院已成为西夏境内最重要的皇家林苑，是西夏统治集团游猎宴乐的重要场所。贺兰山皇家林苑的发现，填补了西夏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一个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974年，宁夏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对西夏陵园的 6号陵地面遗迹进行了清理。在清理到东碑亭遗址时，发现了一件造型奇特的石雕文物。这件文物由白沙石雕凿而成，整体近似一个正方体，长 65厘米，宽 67.7厘米，高 57厘米，正面看是一个圆雕男性大力士。大力士面部浑圆，颧骨高高突起。两道眉毛，又粗又重，微微向上翘起。鼻梁又宽又短，略有残损。令人惊叹的是大力士双眼圆睁而外突，仿佛正在竭力将背上的石碑背起，耳边似乎能听到大力士发出的低吼。两颗外露的獠牙，使大力士显得十分勇猛，真有那种 “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雄风。大力士的下颚顶在胸前，除胸前的肚兜外几乎赤身裸体，展示着他雄健的体魄。大力士的肩部与头部平齐，胳膊肘向后弯曲，双手扶在膝盖上，两腿跪倒，整体上看是以十分夸张的雕刻手法再现了大力士生动而逼真的神态。

1996年国家文物局的专家们一致将这件石雕艺术品鉴定为国宝级文物，并正式定名为“志文支座”。

西夏陵

西夏定都兴庆府，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依靠贺兰山。在西夏人心目中，贺兰山是一座 “神山”“圣山”。西夏君主生前以贺兰山为皇家林苑，在山中离宫游猎宴乐，会盟议事，死后则以贺兰山麓为归宿安息之地。

西夏陵区北起泉齐沟，南迄（今）银巴公路，南北长约 10公里，东西宽约 4公里，共有 9座帝陵， 140多座陪葬墓，总面积近 6万平方米。西夏陵园，依山面水，为地势高阔的岗阜之地。陵园西有高峻挺拔的贺兰山，东有奔流不息的黄河水，山河之间，近有都城兴庆府相济，陵园居高临下，俯视整个银川平原。西夏陵的建筑格局与宋陵比较相似，每座陵园外围四角筑有角台；角置角楼，南墙正中设门阙，由出土高达 1.5米的绿色琉璃鸱吻等文物，可以遐想原来门楼的宏伟华丽，庄严贵气；这一座座梦幻般的中国 “金字塔”，是丝绸之路上独有的珍贵文化遗迹。从出土的大量镏金铜牛、石马、金银器饰、瓷器、竹雕、绫罗等珍贵文物体现出西夏文化鲜明的民族特点，也反映了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以及当时高超的手工艺技术水准。由西夏都城、西夏避暑行宫和西夏陵构成的西夏王国的完整体系，为我们研究曾“成于斯败于斯”的西夏王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实物考证和文化探究价值。

西夏镏金铜牛

1972年，在经过长期准备之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西夏王陵进行正式发掘。在这座屡经盗掘的西夏王陵里，考古工作者从盗墓者尸骨堆中发现了一只“牛角”，从而带出了一只旷世独有的 “镏金铜牛”。它身长 1.2米，重 188公斤，全身散发着柔和的金光，四腿呈内屈跪伏状；牛首高抬，两角弯出优美的弧度，颈部宽厚有力，皮肤皱痕明显；尤其是双眼炯炯有光，却又呈现温驯之态。经考证，这只铜牛是王陵的陪葬之物，后被定为国家级文物。

专家指出，当今中学历史教科书里谈到古代“镏金”技术时，就是以此牛作为配图和解说对象的。它也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为外出展览，宁夏博物馆为它投了 2亿元的保险。

成吉思汗行辕——开城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东征西战，统一了北方草原，为图霸业，金戈铁马，六征西夏，狼烟烽火，战旗猎猎，碧血黄沙。

固原开城地处六盘山下，位于今固原原州区和隆德县之间，是黄河与泾渭河间的分水岭和陇东陆路要道，其军事地理形势极为重要。据《元史》有关记载，在开城职官设置、官职机构残碑考证以及大量出土文物和诸多历史文献证明，位于六盘山清水河源的元代开城的规模和等级很高的行宫故殿遗址，就是成吉思汗率军灭夏攻金伐宋之始的临时驻跸行宫营帐。从20世纪80年代在开城出土的元代文物白瓷筒瓦当、黄釉龙纹瓦当、龙纹瓷梅瓶、绿琉璃四足香炉、琉璃龙纹三足鼎铭文砖、金饰件、长颈银瓶等来看，无不证实着开城遗址级别应在王府之上。《元朝史》记载1227年成吉思汗避暑于六盘山。而《元史·太祖纪》载“夏四月帝次隆德，五月遣使金国，闰月避暑六盘山，至六月金使来此求和，夏主降”。能够在此召见金使与接受西夏降附，此地应是规模极高的行宫营帐。而开城遗址行宫的规模之高正与成吉思汗的身份相配。《元史·察汗传》记载，后又“还次六盘”，由此可见，成吉思汗是在1227年六月到清水县后，身患疾病，又回到了六盘山行宫，而成吉思汗在发病到病逝的8天时间里，是在开城的六盘山行宫制定下的“灭夏、攻金、伐宋”战略决策的。而一代天骄，壮志未酬，竟陨落在六盘山下，他在病中遗言“死后秘不发丧”。可见“天骄”之胸襟，可见“大汗”称霸天下的高瞻远瞩之谋略。

经过历史探研揭秘，开城西王府的修建，不仅仅限于王侯将相来此避暑。由于开城所处的战略地位，对元朝来说，既是对西夏进行有效控制的战略要地，又是在政治上与中亚诸蒙古汗国联系的交通要道，是占据西北、征服世界的枢纽，对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罗山明王陵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为巩固朱姓统治，传袭万代，采取了分封诸子为王的政策，被分封的诸王，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建立王府，设置宫属，拥兵持重。庆靖王朱栴就封宁夏，并在同心韦州古城境内建造王府。奉旨 “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军务”。死后葬于罗山。

据《大明庆靖王圹志》记载 “王讳栴，太祖高皇帝第十六子也，生于洪武戊午正月九日。二十四年辛未四月十三日，册封庆王。二十六年癸酉五月之国陕北之韦州，以疾薨，享年六十一。 ”谥“靖”，史称“庆靖王”。

宁夏考古学界 20世纪 80年代对同心明代王陵进行了科学的发掘，并对同心县韦州古城西 5公里罗山脚下，北起周新庄，南至陶庄，面积 30多平方公里的 30多座王陵及陪葬墓的分布地域和陵园形制进行勘察。在对朱元璋的十六子庆靖王朱栴墓的发掘中，发现该墓虽遭盗掘，除墓志外未发现其他遗物，但墓室结构体现了明代前亲王的陵墓制度，并在王陵区先后出土《大明庆靖王圹志》《庆靖王从妃汤氏墓志铭》等。通过墓志与宁夏明代方志的补正，对该王室世系的了解系统完整，为研究明代初年宁夏地方历史和庆靖王家族世袭，提供了珍贵资料。

贺兰山岩画

贺兰山岩画是一部镌刻在山岩上的博大精深的历史巨著，是一座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民族艺术画廊和精神文明宝库。

宁夏北部的贺兰山，山脉拔地而起，高插入云，绵亘 250公里。这里树木苍翠，水草丰茂，巍然秀美，风景宜人。亘古以来，就是历代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和狩猎区，也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赖以生息、活动的地方。驻牧贺兰山周围地区的游牧民族，一向对贺兰山有着特殊的感情，被视为“骏马”“圣山”。他们相继在这里生存、繁衍，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贺兰山的古代岩画，就是其中的重要遗存之一，亦神亦怪亦似人，贺兰山岩古图腾，峭壁锤凿类人首，天地人伦总是朋。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骏马，北人呼骁为贺兰”。明人有诗赞曰： “贺兰之山八百里，极目长空高插天，断峰迤逦烟云阔，古塞微茫紫翠连。”

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在岩壁上凿刻或涂画着他们信仰及种种生活印迹：狩猎、游牧、战争、反映生殖崇拜的男女交媾、怪异人头像、手印、动物蹄迹等等，这种在岩石上或刻或画的就是岩画。岩画是古代先民在漫长的岁月里运用写实或抽象的艺术手法，在岩石上绘制和凿刻的图画，它记录了古代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崇拜图腾，最早记录岩画的文献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

贺兰山古代岩画是古代少数民族用简陋的工具，在石壁上雕刻的不同时期人类发展生存、生产的真实记录，是古人的生活艺术再现。千百年来，留于贺兰山的石壁上，藏珠于幕莽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美遗风和尚美的精神追求。

沿贺兰山东麓滚钟口、拜寺口、贺兰口、黑石峁、韭菜沟、白芨沟、大小西峰内，形态各异、动静结合的岩画比比皆是：奔马腾蹄，野牛翘首，古人欢颜，围猪戏兽，山鹰展翅，老虎扑食，黄羊越涧，神态各异；猎人奔马、男女交媾惟妙惟肖；狗儿奔跑、金蛇狂舞、小鹿昂首、骆驼负重、骏马驰骋，栩栩如生。岩画的神秘魅力无不揭示出原始氏族部落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它是研究中国人类文化史、宗教史、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

贺兰山岩画最有代表性的一幅为《太阳神》。它雕刻在距离地面 40米处的石壁上，头部有放射形线条，面部呈圆形，重环双眼，长有睫毛，炯炯有神。它是古代游牧民族心目中的 “太阳神”，把人类对太阳的崇拜、人类对神明的敬仰淋漓尽致地镌刻在山岩上。

贺兰山岩画分早、中、晚三期。早期是在秦汉以前，反映活动于贺兰山范围的匈奴、羌、鲜卑等民族生活方式；中期在三国至隋唐之间，反映鲜卑、突厥、回纥、吐蕃等民情风俗；晚期为西夏至元时期，反映党项、蒙古、回纥等民族生活场景。刻制方法有凿刻和磨制两种，凿刻法痕迹清晰、较浅，磨制法是先凿后磨，线条较粗深。贺兰山岩画的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十分广泛，富有想象力，给人真实、亲切和淳朴之感。为我们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风土人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

须弥山石窟

“丝绸古道”须弥窟， “桃花洞水”润东麓，丹霞岩上坐大佛，紫微凌霄一抹红。

须弥山石窟是我国最早开凿的石窟群之一，是中国著名石窟之一，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须弥山石窟坐落在固原市西北 50公里的须弥山东麓，初创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隋唐时期达到鼎盛，金、明、清继续修葺或建寺。现存有北魏至唐开凿的洞窟 30多座，大小雕像 315尊，佛龛 113座，中心塔柱 16个。主要分布有大佛楼、圆光寺、子孙宫、相国寺、桃花洞等寺院。最能象征须弥山石窟的是开凿于唐代大佛楼中的一尊弥勒佛坐像，其体形魁伟高大，比例匀称，神态端庄慈祥，面容丰腴饱满，整个坐像高达 20.6米，十分壮观，充分体现了唐代雕塑技艺的成就。它比云冈、龙门石窟最大的佛像还大，是全国最大的石窟造像之一。

北朝时期是须弥山石窟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造像精、数量多、规模大。北魏孝文帝太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服饰设制：禁止民众穿“夹领小袖”的胡服，一律改穿汉服，并亲自给群臣颁赐“冠服”。这一时期佛像造型的衣着特点，正是太和改制后南朝汉式衣冠和“秀骨清相”的艺术风格流传到北方的反映。和敦煌、龙门石窟一样，唐代是须弥山石窟最繁荣的时期，无论开凿石窟的数量还是雕凿技艺，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反映了这一时期工匠师傅的雄伟气魄和高超技艺。窟中菩萨头梳唐代贵族妇女的高云髻，身披长巾，胸挂璎珞，腕佩环饰，面貌端庄，姿态秀美，造像整体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浑然一体，技法娴熟，登峰造极。

须弥山石窟的艺术雕塑证明，在隋唐向盛唐过渡时期，至中唐，佛教雕塑已经达到了极盛时期。它既显示出古代西北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从而更进一步证实了固原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

宁夏古塔

宁夏古塔势峥嵘，疑似天倾独立撑；两望贺兰领秀，风高檐角金铃鸣。

宁夏境内古塔，源于佛教，始建于十六国时期，盛于西夏时期，种类繁复，形制各异，丰富多彩。有楼阁式塔、密檐式塔和喇嘛塔，也有方形塔、圆形塔、六角塔、八角塔、十二角塔以及十六角塔，在绚丽多彩的文物古迹中，彰显着奇妙的魅力。现区内有各朝代修建的各式塔十多座。

宁夏古长城

宁夏长城，宛如一条呼啸的巨龙，绵延数千里，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历史长卷，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伟大创举。

自古以“关中屏障、河陇咽喉”著称的宁夏长城，远溯可追至春秋战国时期。按《古原州志》云“秦灭义渠，筑长城以御边即此地，在州西北十里有遗址”。《隆德县志》记载“秦长城，在县西北六十里有址”。据文献记载宁夏固原长城乃为战国时期秦昭王所筑。这段战国秦长城基本是就地取土，夯筑而成。夯土坚硬，至今草木难生。始此，在素有长城博物馆之称的宁夏土地上便有了战国秦长城、隋长城、宋壕、明长城等；有黄土夯筑、砂石构筑、石块垒砌等建筑形式，如将各朝代在宁夏修筑的长城相加起来，其长度可以绵延 3000多里。这些庞大而恢宏的古代遗迹，无不显示塞上的悠久和人类的智慧及历史文化的灿烂厚重。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犹如一条长龙，盘旋于崇山峻岭之上，起伏在高峡深谷之中。春秋战国， “秦、齐、楚、燕、韩、魏、赵”七国称雄，各国在国境上修筑城墙，防御外来侵袭。秦始皇统一六国，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黄河，据阴山，逶蛇而北”。秦始皇在宁夏修筑长城时，为使城墙坚固，风雨难摧，命民工将黄泥砸成碎末，再用筛子筛出细粉，然后混入糯米汤，以便黄土坚韧。

汉武帝驱逐匈奴出河南，筑朔方城，修缮秦时蒙恬所筑长城。汉代中期，数万名骑兵出陇西，北地 2000里，北控大漠，威慑匈奴。同时又继续修筑许多长城，使宁夏成为安全的屯垦驻军可靠后方。

隋文帝五年（公元 585年），“使司农少卿崔仲芳，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德，绵延七百里，以扼胡寇”。明代据《弘治宁夏新志》记载，宁夏中卫在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管辖长城 210里。

嘉靖年间，明朝对原有边墙逐年进行修缮，还有增筑。第一段从景庄南长滩至中卫下河沿；第二段从黑林至胜金关；第三段从胜金关至赤木关；第四段从赤木关至红果儿沟。

古代宁夏镇的“城防四险”，就是指西长城四大关隘：胜金关、赤木关、大武口和镇远关。这四大关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故称“城防四险”。

宁夏北长城位于贺兰山与黄河之间，由“旧北长城”和“边防北关门墙”组成，修筑于明弘治以前。

宁夏东长城，明代又称“二道边”，全长 400余里。边防东（建有关楼津亭，高耸入云，上面镌有“深沟高垒” “朔方天堑” “北门锁钥” “防胡大堑”等字样），可见当年津亭之雄伟壮丽，气势辉煌。据记载“登眺其上，而山宕陇坂。委蛇曲折，历历在目。伟哉，诚朔方一壮观矣！”

自古以来，宁夏就是中国北部边防前沿，素有“关中屏障，河陇咽喉”之称。明代的宁夏边防，不仅“西据贺兰山之雄，东据黄河之险”，再加上一道道长城，形成边防的屏障，对保障关中政权的稳定，曾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

我国古代不少诗人曾以长城为背景创作出大量感人诗篇，像宋代诗人张舜民写的《峡口山》： “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弓台。”

宁夏境内的长城，作为万里长城的一部分，在历史上经受过无数的狂风暴雨冲刷以及频繁的风烟战火洗礼，几千年来依然坚强屹立在祖国大西北的土地上。它记载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患的战争历史，也印证了古代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及人民创造历史的壮丽诗篇。

宁夏古渠

“天下黄河富宁夏”。自古以来，宁夏地区就靠引黄河水灌溉而富庶一方，如果说宁夏是座水利博物馆，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纵横交错的秦渠、汉渠、唐徕渠、大清渠等织出宁夏“塞上江南”的锦绣。

宁夏引黄河水灌溉的创始，与移民戍边密切相关。河套平原移民始于秦代，盛于唐代。据《史记》《汉书》记载，宁夏河套平原在春秋战国还是“羌戎所居”的游牧地区，与秦国为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北方匈奴仍在边境为患，秦始皇派大将军蒙恬率领30万大军击败匈奴，掳去（收复）河南地、自榆中并河以东，直到阴山的广大地区内设置了34个县，沿河筑城为塞。由于大量驻军守防，解决给养成了燃眉之急，唯有就地垦种，生产粮食。因此，兴修水利就成为当时的重要任务。至汉代开宁夏农业灌溉之先河的秦渠，引水青铜峡、吴忠至灵武，全长60公里，这一宁夏平原农业文明的象征，至今流淌着昔日璀璨的辉煌。

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时，匈奴不断入侵汉边境，掳掠人畜财物。汉武帝派卫青等“击胡之楼烦，汉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万口，从事屯垦”。置田官吏率五六万人开渠引黄灌溉。汉代著名供水渠道光禄渠，据今考证为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光禄勋徐自为所开。

东汉前期，在黄河东岸开凿的青铜峡、吴忠、灵武境内的汉渠，又称“汉伯渠”，全长40余公里。所谓“使水流下，孰黄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宁夏无坝引水的主要渠道，都采用此法引水，群众称为“引水”，又名“迎水”。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强盛，宁夏引黄灌溉又得到新的发展。据记载：元和十五年 （公元 820年）李听任灵盐节度使时，境内有“兴禄渠久废，听始复屯田，以省转饷，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顷，后赖其饶”。这就是修浚和扩建而成的唐徕渠，规模浩大，全长 212公里，有支渠 510条，还开了御史渠和尚书渠。据史书记载，唐时宁夏平原的渠道有薄骨律、七级、光禄、御史、尚书、胡、百家等渠。由于大兴水利，谷稼殷积，河套虽有重兵驻守，粮草给养甚巨。唐时宁夏平原已被誉为“塞北江南”。

元、明两代据史记载： “修筑汉唐旧渠引河水溉田，开屯数万顷，兵食饶足。”但都多数在卫宁灌区，规模较小。

清代，宁夏的引黄灌溉，无论在工程建设与灌溉管理上都有发展与提高。康熙四十七年（公元 1708年），在原贺兰渠的基础上扩大延长修成的大清渠，渠长 36公里，引黄灌溉 6.57万亩，雍正七年 （公元 1729年）五月开成的惠农渠长 100公里，溉田 10.18万亩，据嘉庆重修的《大清一统志》记载，当时直接有黄河开口引水大小干渠 23条，溉田 210.3万亩，创空前纪录。宁夏平原已成为“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绿禾青一望同”的秀丽富饶之乡。

回眸历史，宁夏平原被一条条古渠织成一幅“塞上清明上河图”，正以昨日先祖的智慧，闪烁着“塞上明珠”的五彩斑斓。

（部分图片由自治区博物馆、固原市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