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因得果

曾国藩作为晚清一代名臣，成长路上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极大。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到了而立之年，此时他一心想出人头地一展抱负，却不得法，即使身为一个文人，对于当时名目繁杂的学问，他也感到没有头绪难以入手。带着满腹疑问，他去请教当时的太常寺卿唐鉴，彼时唐鉴深受道光帝器重，声名鹊起。

唐鉴告诉曾国藩：“学问虽然众多，归结起来不外乎义理、考据、文章。但考据学是舍本求末、遗精求粗，既无益修身齐家，又不关心社会现实，从中学不到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文章之学固然好，但从古至今，儒家学者一直讲求文以载道，若不精于义理学，诗文词曲终是做不好，所以，你应抓住根本，从义理之学入手。”唐鉴要曾国藩学习义理之学，同时也是教导曾国藩要确立正确的思想信仰。

对于当时还只是模糊地以做“以文章报国，可以无愧于朝廷的词臣”为志向，停留在“寻声逐响，追名逐利”锐意功名中的曾国藩，唐鉴的见地开启了改变他一生的大门。曾国藩在他后来的日记中，如此评述当时唐鉴对他的影响：“思想上经受了一场重大的洗礼，终于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和做人做事的思想基础。”

唐鉴主张治学从修身起，谆谆告诫曾国藩“从现在起克制私欲、戒欺戒玩，把握住身心”。曾国藩听进去了也如是遵行，其后为自己定下“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其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等十二条规则，严格约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