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延生

福建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参加卫生防疫工作30多年，曾任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1992年-1995年留学日本德岛大学医学部，获博士学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4年获“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5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12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曾获14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项。

在我国，疾病预防控制有几大职能：一是疾病预防与控制；二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三是疫情及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理；四是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干预；五是实验室检测检验与评价；六是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因此，可以看出疾病预防控制是公共卫生的主要内容。

如何做好公共卫生服务，不断满足人民大众对健康的需求，是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主要是针对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特别是对慢性病的预防和控制。控制传染病主要针对的是它流行的三大环节，即控制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敏感人群。

慢性病方面，当前我国慢性病主要在于膳食因素、空气污染，以及日益增长的城市病因素。对传染病来说，我国自“非典”后建立起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系统，经过培训，在控制传染病方面不成问题。2015年，广东惠州输入的一例中东呼吸综合症，经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后仅2小时，该病例就被有效控制，可见我国对传染病引发的突发事件的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但这种能力的提升，是经过惨痛的教训、付出了巨大代价换来的，我们必须时刻重视，代代相传。而对于慢性病，我国近几年开始重视并加强对其的控制力度，而且和医改的进程密切相关，还需要做一些切合实际的健康教育传播促进工作，疾控系统对慢性病的信息采集、转化、分析等整体能力和水平也都有待提高。

虽然我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这几年已有所改进，但国民在对公共卫生的认识和维护方面还需要提高整体素质和水平。在广大农村，介水传播的传染病依旧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仍然很多，这两类传染病的传播方式就是“粪-口途径”，所以，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是很重要的。然而，疫情处置的溯源技术绝大部分要使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手段。自“非典”以来，经呼吸道传播的病毒性传染病的种类不断增加，新病毒的分离是经典的鉴定办法，抗体双倍增高，也是必须做的。但是对处置疫情来说，这些病毒分离、抗体测定方法不太现实。试想一下，按照传染病管控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办法，把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疑似患者或密切接触者隔离管理，这样的做法难度很大，也不科学。过去的老规矩、老办法现在很难做下去，唯一可行的就是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进行特异性基因或整个基因组的鉴定确认。近几年，一些重点传染病被交给临床机构诊治，如艾滋病、结核病等，但像耐药性的监测、分析等管理工作，疾控机构要承担起来。另外，现场流调，慢性病控制管理的信息、数据分析处理，更是疾控机构义不容辞的职责。这需要我们提高公共卫生能力，也需要大量的公共卫生方面的人才。

基于上述问题，我的建议是：首先，公共卫生是关系到民生的大事情，需要有法律、法规方面的保障，并且要有一定比例的投入。政策的导向对一些重大传染病的控制至关重要，相关部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目前的问题和我国国情来调整防控策略。

其次，要重视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疾控事业的发展要代代相传，虽然目前全国的公共卫生学院每年能培养不少学生，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流失了，基层招不到本科生是常见的事，长此以往，很难保证事业的发展。我们需要反思，如何才能培养和留住疾控队伍的人才？公共卫生医师的培养目前难以参照临床医师培养的办法实行，目前有效的办法就是有针对性地逐级培训，缺什么，就教什么，效果要明确。另外，我认为还要切实解决县级疾控中心及乡镇卫生院防保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