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䶮（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的辑录成就

陶 䶮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乾隆时期所修《四库全书总目》为一时士人所推重，然“千虑一失”，《总目》难免有讹误、疏漏之处，为补缺憾，胡玉缙耗数十寒载辑录成《补正》一书，不论是从史料辑录数量、价值，还是体例编排特点来看，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补正；辑录；成就

古往今来，学术愈发达，各种书籍著述愈是繁多，学术渊深，研究更是不易，正所谓“经书易得，良师难求”，而“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1]。目录学可以说是为初学者指明学问门径的良师益友。

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2,p2]这三者体制虽然有异，但是功用则是相同的，即利用目录考辨学术。其中就解题类别而言，又可将其分为叙录体目录、传录体目录和辑录体目录。所谓辑录体是指“目录编撰人不撰写提要，而是广泛搜集、抄集原书序跋、史传、笔记和其他的相关资料，对书目介绍、评价，以起提要作用，以辑录的方式客观保持了书目原有的序跋和相关资料”[3]。就辑录体目录体制，余嘉锡言道“考订之文，尤重证据，是故博引繁称，旁通曲证，往往文累其气，意晦其言。读者乍观浅尝，不能得其端绪。与其录入篇内，不如载之简端，既易成诵，又便行文。体制之善，无间然矣”[2,p76]。可以看出余嘉锡对辑录体类目录有着很高的评价。

我国现存“古籍”粗略估算有15万种左右[4]，然而从古至今，我历代先贤著述之书远非此数可比，马端临称“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5]。曹溶也曾言“自宋以来，书目十有余种，按实求之，其书十不四五”[6]。可见古书亡佚之惊人，而辑录体的一大价值就是辑录材料来源的史料后来虽然亡佚了，但是辑录体目录所辑录的大量材料中还或多或少的保留了该书的一些资料，能够使我们来考察此书的部分原貌，故而辑录体目录在文献保存和辑佚方面较其他目录有着与众不同的价值和功用。

《补正》即是民国时期辑录体目录著作的杰出代表，对其研究，既可以使我们对《补正》本身的学术价值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同时通过我们的研究，也可以梳理出一些较为希见的史料。梁启超曾言“清儒所做之辑佚事业甚辛苦，此成绩可供此后专家研究资料者不少，然毕竟一抄书匠能事耳”[7]。但是认真研究《补正》，然后可知此绝仅非一“抄书匠”所能为也。

一、辑录文献的种类

《补正》在订补过程中，辑录了大量可以对提要进行补阙、辨误的材料。据笔者初步统计，被引书籍的数量达五百多种之多，其中有经解、经考、史传、目录、文集、诗集、读书札记、日记、藏书志、藏书题跋等各种书籍，其涉及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长，古今罕见。这些都是胡玉缙经年累月，不辞寒暑裒辑而成的。而且引书数目更高达2 889次之多，各部引书数目大致如表1所示。

表1 《补正》引用书目次数统计表

由表1可以看出，史部类引书最多，其次是子部类和集部类，经部类最少，一方面可以辅证提要于史部和子部疏漏之处为数最多，而经部疏漏最少，另一方面也可以印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与当时士人本身的知识结构分不开的，即非常重视经学，甚至对一些重要的经学著作可谓是“倒背如流”，但是对其他一些与科举无关的学术著作就不甚关注和了解了。故而对史部和子部类著作出现评价不精辟、不到位的情况也是必然的了。再者《补正》引用最多的还属清朝人的藏书题跋、藏书目录、文集和札记著作。其中在《补正》一书中被陆续引用达二十次以上的书目详见表2。

通过对表2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这22种书目基本上为私人藏书目录和文集，其所引次数占总引书次数的65％左右，其中《皕宋楼藏书志》所引次数为7％，《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引次数为10％，《善本书室藏书志》所引次数为9.9％，《仪顾堂跋》《仪顾堂续跋》所引次数为10.7％，仅这五种私人藏书目录就占所引书目次数的37.6％。从征引度这一数据上来看，一方面可以看出这几部私家目录书籍著录书目是何等丰富，可见晚清时期私家藏书风气的盛况，从中也可错略窥见晚清私家目录类书籍体例的大概。

二、辑录文献的价值

《补正》辑录文献的价值是从两个方面来讲的，一方面是相对于《总目》而言，补正辑录材料近3 000条，从作者姓名、年龄、籍贯、仕履、书名、卷数、版本、内容和学术源流等众多方面对《总目》进行辑补和辨证，这些集众家之长的考证，尤其是将以钱大昕、王鸣盛为代表的考据大家的相关考证，与《总目》一一对应，汇辑一处，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总目的缺憾。同时这些散落各处的文献资料，本来很难有人问津，而且更难以与《总目》产生关联，例如《晏子春秋》条，《总目》言：“柳宗元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其旨多尚兼爱，非厚葬久丧者，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则婴之学实出于墨”胡玉缙则引用谭廷献《復堂日记》云：“《晏子春秋》宜从《汉志》入儒家，柳子厚之言不足依据。”[8,p488]经此汇辑，不被士人重视的日记类著述，无论其价值高低，便与《总目》产生了关联，因《总目》之地位，这些汇辑的相关材料也“水涨船高”，也渐渐步入史家关注的视野，于此，既极大的丰富了“四库总目学”的内涵，其本身也被重新赋予了独特的学术价值。

表2 《补正》引用书目次数20次以上统计表

另一方面，其汇辑的许多资料也具有相当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我们今日看似简单易得的书籍，在当时却是非常难得的。一是因为当时印刷技术不如今日发达，印刷数量有限，或者其书为日记、笔记等私人稿件，不曾刊刻流布过，再者古人得书不易，每有秘籍珍本入手，便视若拱璧，从此深藏秘室，非但自己这一代不肯示于外人，更有甚者如唐代藏书家杜暹在每本书末题曰“清俸写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9]。不仅自己不愿将书示人，而且还上升到伦理高度告诫子孙不可将书借卖，否则视为不孝。《补正》虽然所辑录的文献虽然称不上“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但是从史料不易得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那些私人笔记不易得的角度来看，《补正》所精心辑录的大量资料，如周寿昌《思益堂日札》[8,p1113]、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8,p1126]和黄氏三《儆居集读果堂集》[8,p1521]等，都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三、辑录编排的特点

《补正》所辑录的大量材料，不仅为后人辨证《总目》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有效的途径，而且《补正》在材料的处理上也是别具匠心，颇为精审。

（一）详注出处

首先表现在凡是所引材料必定详注出处，一般都是以“某某跋云”“某某序云”“某某书云”的形式出现，例如“陆氏《仪顾堂题跋》有粤雅堂刻伪《箓竹堂书目》跋云”[8,p695]、“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嘉庆庚辰书序云”[8,pp687]、“邵懿辰《半严庐日记》云”[8,p749]虽然不及现代学术论文标注出处之严格规范，但已与前人不注出处的做法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可以看出胡玉缙“无征不信”的文献学思想，其次也给读者提供了检索的方便。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此书何种版本现为何人所藏有，一般以“某人有影宋本”“某人有覆宋本”等形式出现，例如“瞿氏目录有影宋本”“刘世珩有覆宋本”[8,p718]。可见《补正》对版本的辑录也有清楚的界定。

（二）细致校刊

《补正》对所引材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校勘，如果只是随意引用，不加校对，只会以讹传讹，无法发挥辑录体目录的功用。其校勘主要分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将引用材料中有讹误的地方修改成正确的，然后再通过案语作具体说明。例如在《孟子杂记四卷》条，胡玉缙在文中引用李慈铭《祥琴室日记》“分系源、邑里、名字、孟母、孟妻、嗣胄、授业七篇，生卒、补传、稽书、准时、揆礼、征事、逸文、校引、方言、辨名、字同、字脱、断句、注异、评辞二十三目。”并在案语中说道“李记孟母、孟妻作母妻，二十三作十三，今正”[8,p229]。第二种则是不直接修改原文，而是通过案语对有讹误的部分进行说明。例如《正史类一》条，引用李慈铭《桃华圣解龛日记》“宋书全出学士南昌万承苍手，南齐书全出知州华亭王祖庚手，彼二人者，无论其学与识视沈、萧霄壤，即文章亦不中作奴仆。”然后胡玉缙在引文后直接用案语指出“沈、萧当作沈、齐”[8,p320]。

（三）开列书目

胡玉缙还经常开列书目，为读者的深入研究提供线索和指明方向。

有的是对作者作进一步介绍的，例如《三余集四卷》补正案语云“次山字季岑，洪州分宁人，庭坚族子也。宣和元年，试国学第一，以庭坚名在禁锢，复抑置第四，历官提点荊湖南路刑狱，施主管亳州明道宫，陆氏仪顾堂题跋引《危太朴集》，所言事迹甚详”[8,p1315]。为读者指出阅读《仪顾堂题跋》可以进一步详细的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

有的是对相关的辨证详情并未列出，而是开列书目，供读者自己选择，例如《吴地记一卷后集一卷》补正案语云“长洲县建自唐万岁通天中，非贞观七年，常熟县，梁以毗陵改置，非贞观九年，详总集类郑虎臣《吴都文萃》下”[8,p615]。关于《吴都文萃》是如何考证，这些细节对整个补正都无关紧要，于是胡玉缙只是开列出书目，一方面可以避免大量材料累积后的冗长覆沓，不可卒读，另一方面，是否进一步查询，可以让读者自行抉择。

还有一种是为读者的进一步研究开列参考书目的，提供各种观点，例如《香祖笔记》补正案语云“郝懿行《囇书堂外集》，有驳《渔洋三议篇》，盖议卷五论宋予祠之制，卷十一论宋仕官卒葬终身不归其乡，及阀阅名家不以再嫁为耻三事，虽亦有见，要以王语为正，兹不录”[8,p1012]。一方面指出哪里还有相关研究成果，同时还对其价值作了一番评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供后学参考。

（四）精心考订

胡玉缙所辑录的材料并不是随意罗列的，而是经过精心的组织编排，而且还进一步对所引材料的正确性进行细致的考辨，使许多看似单独的个体形成一个逻辑严密，前后连贯，证据充足的整体。现以《湘山野录三卷续录一卷》条为例试加说明。

胡玉缙首先辑录《总目》原文“文献统考引晁公武读书志以为吴僧，今案读书志实无吴字，通考误也。续录中太宗即位一条，李焘引入长编，启千古之论端，程敏政《宋纪受终考》诋之尤力，然观其始末，并无指斥逆节之事，特后人误会其词致生疑窦，是非作者本意，未可为是书病也”。

接着，辑录各家之言进行条辨补阙。瞿氏目录有宋刻元钞本云：“宋刻不题名，仁宗以前御讳有阙笔，余皆不缺，元钞续录，题‘吴僧文莹如晦编’下卷都尉李和文公，注云‘犯御名。’案和文名遵勖，勖为神宗嫌名，知亦从北宋本出。以毛氏津逮秘书本相校，舛讹甚多，其中卷末‘真宗欲择臣僚’条，‘伴虏使射弓时双’下脱去‘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焉，陈方以词职进用’十六字，遂至不可读矣。”[8,p1098]玉缙案：六为八误。吴氏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云：“《宋纪受终考》三卷，程敏政著，其辨太祖、太宗传禅之误，以欧阳诸公正史为据，而疑《湘山野录》之未实。《读书敏求记》野录条下，谓‘成化间尹直等奉敕编纂《宋元通鉴》，辨宋太祖、太宗传禅之误，盖自李焘删润《湘山野录》启之’，并载野录谓‘太祖、太宗对饮烛影下，时见太宗有不可胜之状’，而焘该“不可胜”为“逊避”，太祖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焘改戳雪为戳地，好做为好为之，又加大声二字，虽不免有画蛇添足之病。’此书辨之曰：‘太宗留宿禁内，此亦谬误，太祖既不豫，宁复自登阁，且至殿庭戳雪乎？’其说更为明快。”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壬集下六四云“所记皆宋初及仁宗以前事，虽多关国故，非尽小说，而多传闻失实不足取信，取续录中记太祖‘烛影斧声’事，本涉语怪，以彰道士之神异，全出无稽，不足辨也。”陶宗仪辍耕录十五云：“能改斋漫录：唐阳郇伯作妓人出家诗云云，湘山野录乃谓陈彭年作，此不考之过也。”[8,p1098]

很显然补正并不同意总目认为“通考误”的说法，因此从瞿氏目录中辑录出吴僧犯“犯御名”，导致读书志中无“吴”字的情况，而且补正还进一步指出瞿氏目录的错误，将“八误为六”，可见补正对辑录之材料也是经过用心考辨的，并不是简单的抄录。然后又辑录吴氏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对太宗、太宗受禅之事的产生和演变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又辑录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对此书的评价，最后又辑录陶宗仪辍耕录有关此书又一作者的说法。从中可以看出补正辑录材料之多，但又是经过精心取舍，对总目既有辨误又有补阙，整个过程可为水到渠成，没有丝毫的繁冗。

四、结语

综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因《四库全书总目》的疏漏、讹误而作，在辑录材料补正《总目》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功效，成为“四库总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研究《总目》难以缺失的参考资料。同时《补正》又因其辑录材料之多，范围之广，体例编排独具特色等方面的价值，“辑录体目录学”的研究中也占据者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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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昆明:巴蜀书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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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曹溶.流通古书约[M].北京:中华书局,1991.

[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6: 330.

[8] 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M].王欣夫,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9] 陈耀文.天中记[M].扬州:广陵书社,2007:1067.

（责任编辑、校对：郭万青）

On the Compiling Achievement of Sikuquanshuzongmu’s Summary Supplement

TAO Y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Sikuquanshuzongmu’s summary complement, written in Qianlong Period, was highly appreciated by scholars. But unavoidably ZongMu has many mistakes because of carelessness. In order to making up for the deficiency, Hu Yu-jing spent dozens of years writing the supplement. The supplement has great academic value in its number, valu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yle.

Key Words:Sikuquanshuzongmu; supplement; compile; achievement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6)03-0018-04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6.03.006

收稿日期：2015-10-27

作者简介：陶䶮（1989-），男，安徽马鞍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