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烨童

2016年5月2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第46次经济观察报告会。企业界、学术界专家就当前热点讨论新经济及供给侧改革问题。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处于高速成长阶段，但成长质量相对比较低，环境各方面的代价比较大。而现在开始进入一个增长速度放缓、经济成长的质量本身还没有变得很高的阶段，增长模式还处在旧有的模式当中。如果未来要有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从低增长过程中看到增长的质量有所改善。由此看来，新经济的推动将起到重要作用。

新经济视角看未来经济走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沈艳从新经济指数入手，提供了一条新的观察中国经济转型的视角。

从2010年到2015年，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速度很明显。尤其是制造业明显在衰退，服务业在整个经济的贡献率在增加，投资回报率非常低，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等现象对我国经济的未来画上了一个灰色的图景。

但是，比较令人欣慰的是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一直在上升，劳动力数量在萎缩的同时，劳动力质量是在提高的。现在，一个25岁的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是11.8年，比20年前高出两年半，而且这种增速每年还在增加。

“旧经济在放缓的同时，新的经济指标更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刻画。因为以往的宏观指标着重于强调对传统经济的观察，新经济的成长是我们目前需要观察的一个着力点，对于把握我国经济未来长期增长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

这个大数据从网络挖掘分成了几类。一个就是招聘的信息，新企业登记的数据，跟资本有关的有招投标、风险投资、新三板上市。再有就是专利相关的数据，某个城市的人口的净流入和净流出，用这个指标来看这个地方的劳动力的活跃程度。识别新经济的三个标准，高人力资本，高技术，轻资产，可持续的增长。通过新经济技术在整个技术投入当中的占比，新经济在整个资本当中的占比，以及新经济在劳动当中的占比计算，来做加权。一级指标是劳动力资本和科技的创新，然后是分项二级指标。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新经济占整个GDP的比重。从2015年8月到现在是有一个上上下下波动的过程，在2016年2月达到最高点32.3以后就开始下滑。如果把新经济指数和工业增加值同比比较，新经济指数到达最高点后开始下滑，而工业增加值也在下滑。由于新经济指数是从投入的角度看经济，而工业增加值更多是从产出的角度看经济。所以，新经济指数是工业增加整个变化状况的领先指数。另外，新经济指数与传统的制造业指数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现有的PMI指标更强调的是传统经济，而新经济指数更多度量的是新的部分。

新经济指数包括三个一级指数和十一个二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数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劳动力的指数基本上比较持平，略有上升，而资本的投入其实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技术是在近期逐渐上升。

我们在算新经济指数的时候用了大数据的方法，把主要网站的招聘信息挖掘出来以后，分析出哪些招聘是新经济行业的招聘，哪些招聘是旧经济行业的，然后再计算新经济行业的人数的变化以及入职工资水平的变化，得出结果是新经济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总体工资水平的106.9%，而且对于新经济行业的劳动力的需求还在增加。

在新经济的指标当中，去观察资本投入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近期民间投资减少，资本的投入比很明显在下降。新经济指数本身在下降，传统行业在复苏，经济状况不乐观。

对于新经济的行业特征，总指数达到了30%，这是通过观察不同行业在新经济当中所占的权重来得到的数值。其中比较重要的行业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金融和法律服务，节能和环保等。

从新的经济成分在经济当中的比重来观察，发现新旧交替是三分天下的状况，新经济占了三分之一的比重，短期内会有波动。从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它能够在整个经济当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但是，新经济上行的增量还不能够完全抵消旧经济向下调整的减量。因为新经济所属的行业，产业链比较短，新经济本身的发展对于传统的行业溢出效应比较有限。新经济是人力资本比较密集的行业，而经济转型过程当中，传统部门的衰退伴随着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本身不是人力资本很密集的人群，所以不能完全依靠新经济的发展来拉动就业，新经济大多是为高人力资本的人群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从我们对新经济的观察当中，得出几个结论，首先是抓新才能放旧。只有新经济得到更多的发展，才能够为旧经济的调整提供更多的空间。在政策上，资源配置应该更多地向新经济领域倾斜，而不是过度依赖房地产等一些杠杆的手段；教育体制也是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环节，从而更多地培养创新型人才；在法律体系上，切实地对知识产权予以保护。其次，要加强对新经济的统计工作，与统计局合作，对服务业等更多的新经济的具体指标进行研究。再次，建议投资者在看中国经济的时候，不只是看增速，还要看增长质量。如果只关注速度，不关注质量，就不能把新经济真正抓起来，而旧经济的转型也面临困难。”

解读“十三五”时期经济趋势

从短期来看，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我国经济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经济本身的下行的走势跟稳增长的政策之间，两种力量达到了一个平衡。我国经济在危机之后逐步在下行。这轮危机积累了很多的问题，经济下行本身也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才能够进入到新的周期。实际上，经济增长包含了政策对它的支持带来的效果。如果没有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比现在看上去还要低。第二，基于经济走势情况，国家从年初开始采取了一些相对宽松的状态，包括货币政策M2和GDP的变化情况，看出货币投放对经济带来的收紧或者放松的影响。经济不断回落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在不断刺激。今年赤字2万多亿，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银行贷款从7%到5%，开始回落。从理财投资的角度，预期的回报收益状况往下回落，这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回落有正面意义。总体来看，货币政策处于稳健或者宽松的状态。根据观察，未来政策保持宽松的这种状态还是会延续下去。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博士非常清晰地描述了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些基本特点。

如果用短期经济增长逻辑来观察，经济平稳增长主要依要靠内需，内需就要靠投资，投资主要靠基建。从进出口走势来看，整个趋势从20%下降到10%，直到负增长，明显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全球经济整体增长维持在3%左右，全球复苏减缓对我国出口是不利的。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互补性在逐渐削弱。从外贸顺差的角度和三大需求的贡献来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6-7%之间，而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0.2%、0.3%，有时甚至是负值。

从内需的角度来看，短期内依靠消费拓展发展空间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从数据来看，消费的增长状况是趋势性回落的，中间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放缓的。因为经济持续放缓的过程当中，收入的增长也是放缓的。

消费里面，有些部分增长速度比较显著，有些部分在衰落。在投资构成中，有三个领域比重最大，分别是制造业、房地产和技术投资，加在一起占到整个投资的80%左右，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投资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政府政策调控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比较大。市场行为投资增长好的时候，基础设施就相对低迷，反之亦然。总体来看，投资比去年有所回升。整个稳增长的落脚点，短期内还是要落到投资里面。

从经济的运行来看，短期内主导因素之间的影响和关联，对经济的调控在加大。汇率与股市两个数据之间呈现反向的变化，资本的流向也会对国内经济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在目前流动性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回报过高，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所以，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整，总体上对市场相对有利。最后，信用方面涉及风险议价的变化，对实体经济和市场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未来“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将呈现何种趋势？

第一，国际环境将会有非常大的转折。改革开放到“十三五”之前，总体国际环境比较友好，国家鼓励改革开放。但从现在开始，这种比较友好或者合作的氛围变成了遏制和反遏制的关系。中美之间的冲突体现在方方面面，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在亚太地区反应得比较突出，中国基本上处在包围圈当中。这背后有经济因素的考量。从经济重心来看，未来亚太地区很可能是全球经济的重心。从人口来看的，东盟十国加上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一半左右。这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是全球增长速度的数倍。

第二，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GDP是日本的两倍。以往经济发展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十三五”期间也将被整治。例如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经济方面的不平等，环境恶化带来的变化等问题。在国际上遏制与反遏制的竞争中，进行软实力和硬实力竞争，也将直接影响到国内产业选择。

国家通过改革来营造一个创新的氛围，从而改善国家全要素生产力，支持国内经济增长，这与过去经济增长有本质的不同。最近，全要素生产力对经济的贡献处于20多年来最差的阶段，全要素生产的增长速度，下降得非常快。所以，“十三五”时期，经济要突破这种困境，就要从这个问题上来解决和改善。于是，供给侧改革呼之欲出。从经济增长动力塑造的角度来看，国企、财税、金融是最核心的要素，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加速推进，改革迫在眉睫。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就具体产业而言，房地产行业已经走过最黄金的15年，今后应该进入一个后地产时代。用服务、装备、制造和环保产业来替代房地产行业目前的状态。这种转化需要五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装备制造涉及国家安全，关键领域必须独立自主，而且，经济转型没有装备的提升做支撑，是很难实现的。目前，我国人均GDP是80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已经到了中等收入国家阶段。虽然经济比较箫条，但是旅游、教育、文化等行业的发展却非常明显。

在环保领域，环境治理被提上重要日程，也将催生三个细分领域的发展。目前，我国核电占整个能源供应的比例不到1%，天然气不到5%，在其他发达国家这两个领域的占比基本是两位数的比例，我国能源占比较高的是煤炭，这种能源结构导致国内污染问题很难解决。所以，未来在这个领域将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除此之外，新能源装备产业，污染治理产业都将在“十三五”期间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融资的角度来看，资本市场的作用还是会加强，尽管现在资本市场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资本市场和股权投资比银行相对有效。银行资产流动性的增加和信贷资产的证券化需要有效的平衡。这些都会促使资本市场在整个经济当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今年1至4月，北京市完成民间投资604亿元，同比下降7.1%，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降幅位居前列。”这是近日国务院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查组到北京市督查后，得出的结果。

一方面，北京市积极主动地转换发展战略、调整发展格局、优化经济结构、疏解非首都功能，对民间投资有引、有疏、有导，正在走出一条减量提质的新路。另一方面，受宏观经济下行、新旧动能转换衔接、产业转型升级相互叠加的影响，民间投资增幅出现了下滑，这同时也反映了北京市在促进民间投资的政府服务、管理水平、政策引导、金融支持等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指出，现在的社会融资是四条渠道。一个是存款性公司，国有净资产，主要是央行的外汇账款，这是一个与贷款独立的创造货币的渠道。第二是传统的银行贷款业务，这是存款贷款。存款是资金来源，贷款是资金运用。绝对数还是大项，但增长率跟其他的项比起来小多了。第三是表外融资，现在萎缩的很厉害，一直下降得很厉害。第四是银行的股权投资和债券。

“回到民间投资上面，能直接一步跳到消费上面更好，如果跳不到就想一个办法。把搞投资的钱直接拿给减税，人们愿意投资就投资，愿意消费就消费。这涉及很大一笔钱，所以未来民间投资得空间还是有的。”

描述供给侧改革注意的问题

“需求侧管理主要着眼于短期，而供给侧着眼于中长期经济。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期限错配或者时间差的问题。”民生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博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国内经济低位均衡延续，政策在供需两侧切换。

“国家想依靠中长期供给侧改革来解决现存的问题，因为期限错配和具体实施难度，导致改革的措施很难马上释放出对经济的支撑和提升。从我们统计来看，现在需求侧的管理，从稳增长的措施出台、加强项目审批，体现了一部分作用，将需求侧与供给侧改革之间的时间差也拉长了。例如2015年一季度，国家已经在强化需求扩张的政策意图。但真正发挥出作用还是到2015年底，甚至是2016年一季度。这期间发生了目标冲突。在去产能与获需求两者之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

“一方面我们通过稳增长的措施扩张需求，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一些僵尸企业复产，出现了内生性的冲突。这点给短期政策操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在新的政策周期里面，我们看到了一种艰难的探索。本来可以在扩大需求或者说收缩供给的两端，采取密度更大的一些政策。但是考虑到社会稳定、债务杠杆等问题，国家将政策力度放缓。”

201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基本态势，也为扩张需求这种思路打了一个问号。换而言之，在政策松动的情况下，新增政策创造了了历史新高。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比较明显。

目前，经济运行总体上处于低位均衡状态。有没有希望从低位均衡再转向高位均衡呢？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待国内经济增长的潜力。

第一个是人口红利问题。从劳动年龄人口和刚需人口来讲，人口红利在消失，而且对房地产的影响是中长期的。另外，政府的所谓杠杆红利，由于地方债务问题、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使得很难找到一个通过政府的推动来实现低位均衡到高位均衡。

由于需求低迷，市场没有出新，那么库存一直处于去化过程中。当库存去化到一定程度，需求侧又有一定的刺激，整个产业链条库存回稳成为选择。这是2015年底至2016年一季度很多企业在做的事情。价格的上涨导致产量的迅速恢复，很多企业开始提高开工率，之后很多僵尸企业复产。当价格回升的时候，产量跟上来了，由于需求扩张没有那么多，价格很快会出现回落。

在流动性过剩、整体资产收益率下降的大背景下，出现杠杆化、短期化的资产轮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不同的资产领域，轮动到哪一个领域里确实比较难捕捉。资产的收益率在逐渐降低，负债端的成本降低速度没有那么快，这中间一高一低就会把很多资产的泡沫挤爆。很多互联网金融产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挤爆，因为没法覆盖到他的成本。最后，CPI的涨幅一定会影响到国家货币政策的选择上，CPI涨幅之后可能将处于中性转向稍紧的状态。

未来，管清友建议，第一，在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要正确处理政治正确性与经济规律、市场规律的关系问题。第二，供给侧改革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例如土地承包责任制和改革开放等政策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体现，所以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当中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第三，要对产权进行保护，强化市场型政府是特别重要的。第四，现在比较关键性的改革有三个方面，分别是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和农村地区制度改革。这几项改革影响到我国经济未来运行的基本态势，是否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