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丽文　宋德勇　李小帆

摘要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不断增强。城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绿色高效是我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构建反映城市经济增长、社会效益、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绿色效率体系，并利用DEA作为工具来监测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效率。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但是有逐步改善的趋势。将城市绿色综合效率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相比规模效率，技术效率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绿色城市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长江经济带城市要改变目前效率低下的现状关键在于提高技术效率，推进城市的创新发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对投入产出的冗余度与不足度进行了分析，并解释了低效率的根源。从资源投入的冗余度来看，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技术>资本>水资源，长江经济带资源利用率低，存在高投入、高消耗的问题，加快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应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从期望产出不足度来看，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长江经济带目前总体发展模式还是追求经济产出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经济运行的质量与社会效益。绿色效率不高主要集中在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物过度排放方面，其中环境问题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提高绿色效率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应共同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改革创新环境管理体制机制，推行环境保护市场化，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和治理，这关系着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的提高与生态文明示范带的实现。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约束；投入产出；绿色效率；DEAundesirable outputs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6-0035-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6.0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经济取得了稳定快速的增长，2013年，城市市辖区GDP占全国的63.87%，城市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但是也有学者将这种高增长归因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结果，姚士谋就指出由于认识的误区、政策的不当、管理缺陷等因素，我国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付出了资源巨大浪费和环境严重破坏的巨大代价[1]。Qi S.R.等也指出中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了巨大的隐性成本[2]。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将导致积重难返，解决问题也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一些学者意识到传统的城市经济效率测度往往忽视环境因素，开始尝试将资源与环境因素纳入城市经济效率的分析框架中。王家庭对2005—2008年我国28个主要城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考虑环境因素与不考虑环境因素所得出的城市经济效率差异明显[3]。

Zhang X.P.等测度了中国285个城市的资源环境效率，发现技术效率是影响我国城市资源环境效率的主要因素，城市收入水平与资源环境效率呈U型关系[4]。王兵等测度了我国112个重点环保城市的绿色效率，发现污染物排放的无效率是影响绿色效率的关键因素[5]。李艳军等考虑环境污染测算我国275个城市的绿色效率，发现中部城市绿色效率最差，城市规模与绿色效率呈现U 型关系[6]。岳书敬等对我国96个城市绿色效率进行了测度，发现2006—2011年绿色效率有显著提升，且产业集聚和绿色效率呈U 型关系[7]。通过对文献的检索发现，一些学者将考虑了资源环境因素的城市经济效率称为环境效率，一些学者将其称为绿色效率。我们认为，考虑了资源环境因素的效率测度模型更加强调城市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与我国倡导的转变发展方式，坚持城市绿色发展的理念相呼应，因此将其称为绿色效率更为合理。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我们将城市发展绿色效率定义为要求城市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增加而资源消耗最少，环境污染最小，是可持续发展的体现。

从已有城市绿色效率研究文献来看，流域经济带的研究案例较少。本文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DEAUndesirable outputs模型分析流域经济带的城市绿色效率，其贡献在于：一是为城市的绿色发展评价提供新的视角；二是有利于认清长江经济带城市效率的真实情况，进一步理解城市绿色发展模式；三是冗余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城市资源优化配置，对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长江经济带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9省2市，是我国城市密集带，串联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2013年，城市人口占全国的43.45%，城市经济占全国城市经济的40.78%。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密度最大的流域经济地带，通过开发其广阔的经济腹地，将成为中国未来30年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8]。《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把长江经济带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生态文明示范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及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带，使其成为我国“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成为国家重点战略之一。2016年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座谈会，就强调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

本文选择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毕节市和铜仁市2011年以前数据缺失，本文确定研究样本108个，基础数据来源于2004—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及变量选择

2.1绿色效率评价方法

DEA是一种非参数分析方法，其优势在于不需要构建投入产出之间的函数关系，不需要预先设置参数和指标权重，而是通过目标函数转化为线性规划问题，通过最优化过程来确定权重，使决策单元评价的结果更具客观性。企业、城市等都可以作为决策单元应用DEA模型进行效率的评价[9]。SungJong Kim指出DEA方法为城市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分析工具[10]。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排放污染物，在城市效率的估算中把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本文选择使用Undesirable outputs模型。

2.2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变量选择

基于索罗余值的经济增长理论，生产函数的基本变量为资本、劳动力、技术及国内生产总值，这往往忽视了资源环境的约束，造成社会福利和经济绩效评价结果的扭曲。在可持续发展中，资源和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且是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刚性约束[11]。因此，本文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充分考虑资源与环境因素，使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的评价可以综合反映城市经济增长、社会效益、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四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情况。在投入指标的选择上，考虑到土地资源、能源、水资源问题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矛盾日益凸显，未来城市化进程中能源与土地资源、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12]，因此投入指标包括了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技术投入和自然资源要素。对于资本要素的变量选择，很多学者用永续资本存量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但是测算中的基年资本存量及对折旧的处理方法这些关键的变量存在较大差异[13]，而且由于没有各个城市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的统计，很多学者都采用城市所在省份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替代，这影响了结果的准确性，会使数据出现较大偏差[14]，并且过去20多年中，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数据的增长趋势基本相同。本文采用的数据包络法是一种相对效率，只要保证样本数据的相对一致结果就不会有太大偏差，所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劳动力要素投入采用全部从业人员，技术投入采用教育事业费支出和科学事业费支出之和。用建成区面积、全社会用电量、供水

总量分别代表土地、能源、水资源三大类自然资源要素的投入。在期望产出指标的选择上，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城市的经济总量，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企业利润等的收益情况，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在非期望产出指标的选择上，考虑到我国目前比较突出的城市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问题，采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指标。

3结果及分析

3.1城市发展绿色效率分析

3.1.1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现状分析

利用上述DEAUndesirable outputs模型，分别计算出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2013年，上海、武汉、杭州、长沙、昆明、贵阳、成都、台州、舟山、十堰、金华、温州、鄂州、宁波、泰州、扬州、盐城、苏州、常州、马鞍山、玉溪、新余、鹰潭、曲靖、资阳、雅安、自贡、湘潭、张家界、岳阳、常德31个城市的效率值为1，说明相对而言，这些城市投入产出水平达到最优，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方面优于其他效率水平低的城市。不难理解，上海、武汉等中心城市成为相对绿色效率较优的城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像一些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城市如雅安、曲靖、自贡等，也成为了有效型城市，说明这些城市在投入产出规模及技术利用相对于其他城市是合理的，也说明了城市绿色效率的提高并不是盲目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张或GDP总量的增加。为了比较长江经济带各省级行政区的城市发展绿色效率情况，本文计算了每个省样本城市的绿色效率均值，整理出2013年结果如表1。从综合效率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均值为0.611 0，这说明整体水平不高，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城市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也就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过程中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改善的空间还很大。从规模效率来看，长江经济带东部城市平均规模效率在0.9以上，中部地区城市平均规模效率为0.790 2，西部地区城市省份平均规模效率为0.692 2，一定程度上，东部地区城市由城市投入规模的扩张所释放的“效率红利”趋于消失，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增加投入有利于改善城市综合效率。从技术效率来看，上海、重庆、云南省城市实现了技术效率有效，而重庆、云南城市的综合效率并不高，说明规模效率是导致其效率不高的主要因素。相比较而言，中部城市技术效率低于东西部地区，也低于自身的规模效率，中部地区城市应重点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技术效率。

从表1可以看出，安徽省的城市绿色综合效率均值最低，安徽省各城市较靠近高效率值的上海、浙江、江苏地区城市，却成为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的塌陷地带。一方面，就区域竞争而言，由于临近的上海、浙江、江苏城市的产业前后向联系更紧密，消费市场更广阔等因素，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可能更向这些发达城市集聚，因而安徽在与上海、浙江、江苏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就区域合作而言，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发达地区将区域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如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高耗能产业、高耗材或者高排放产业等。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安徽省各城市具有较为明显区位优势，是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前沿地带，但是长三角地区转移的主要是已经或者日趋淘汰的高消耗、高排放产业，可能带来污染转移，这些因素都会反映在城市发展的绿色效率上。

3.1.2城市发展绿色效率时间演化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随时间的变动趋势，通过对2003—2013年投入产出面板数据进行运可以看出，绿色城市综合效率与技术效率变

动趋势相同，也就是说综合效率的变动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的变动，技术效率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绿色城市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因此，长江经济带城市要改变目前效率低下的现状，关键在于提高技术效率，推进城市的创新发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3—2013年规模效率呈增长趋势，但从2011年以后，增长极为缓慢，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已经经历过由城市投入产出规模扩张带来的集聚效应促进城市综合效率提高的时期，未来通过城市规模及经济总量的扩张改善效率的空间不大。总体而言，绿色城市综合效率整体呈现波动中逐步上升的趋势，这就意味着虽然目前长江经济带离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城市高投入、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正在逐步改善，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开始初显成效。其中2007、2008年遭遇了城市绿色效率大幅波动，这是由于2007年和2008年为全球性金融泡沫膨胀和破灭，导致众多经济数据呈现一定的不稳定性[14]。2007年绿色效率的大幅上升可能是由于金融泡沫的膨胀，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虚拟财富飞快增长，造成虚假的繁荣，使得各项数据具有良好的表现。2008年遭受城市绿色大幅下滑，Heshmati A指出减少经济危机影响措施可能会恶化环境，目前学者对绿色经济作为解决经济危机的路径并没有形成共识，但毫无疑问，经济危机会影响环境和可持续发展[15]。

3.1.3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空间演化分析

绿色效率的空间分布情况。图2中根据效率值区间将城

市分成5类，颜色越深，效率值越高，颜色最深的为绿色效

率有效型城市。2003年，在108个城市中有效型城市为36个，2013年减少为31个。从空间分布来看，有效型城

市2013年更为集中。有效型城市在安徽省境内形成了明显的断层，2003年，安徽省有效型城市7个，2013年只有1个，与前文得出的安徽省成为城市发展绿色效率塌陷地带的分析相呼应，

值得重视。图2a中，绿色效率值位于0.2-0.4的城市最多，图2b可以看出，绿色效率值位于0.4-0.6的城市最多。说明2003年，更多的城市处于低等效率值水平，2013年更多的城市处于中等效率值水平。

3.1.4城市发展绿色效率差异性特征分析

为进一步衡量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的不平衡程度，本文通过计算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的泰尔系数，并进一步计算东部、中部、西部三类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三类地区内部城市间的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如表2所示，总体而言，2013年相比于2003年，泰尔系数下降了，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绿色效率差异具有缩小的趋势。差异贡献度最大的是西部地区内部城市的差异，但差异呈现缩小的趋势，说明在城市绿色发展的选择上，西部地区城市产生了较大的差异，一些城市盲目追求经济水平的提高，但是由于经济基础较弱，很难在与东中部城市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而一些城市利用自身较好的资源环境基础，发展绿色城市经济。在新一轮的城市转型绿色发展过程中，为西部地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城市发展将可能面临着重新洗牌。中部地区城市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在30%以上，且呈现上升趋势，在城市绿色发展转型中，中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加剧分化。相比较中西部而言，东部地区内部城市间绿色效率更为均衡。表2中，组间的差距贡献度最小，说明城市绿色效率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三大地区城市内部的差异，意味着城市绿色效率并没有显示出俱乐部趋向。

3.2长江经济带城市的投入产出冗余度与不足度分析

冗余度与不足度反应的是投入产出变量与实现最优配置目标值的差距，冗余度与不足度分析为长江经济带各

城市效率的改善及未来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提供科学的方向。通过运算整理得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的投入

产出冗余度与不足度，见表3。

单从投入资源的冗余度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投

入的冗余度最高，说明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资源投入浪费现象严重，这可能与很多城市都存在城市空间的摊大饼式无序扩张现象有关，应进一步深化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能源的投入冗余排在投入冗余的第二位，说明高耗能产业比重还较高，快速的城镇化也带来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对水泥、钢铁等高耗能传统产业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应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培育新兴绿色产业，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劳动力投入冗余排在投入冗余的第三位，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存在劳动生产率不高的问题，这可能与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的人口密集带有关，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大规模的劳动力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创造的人口红利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冗余度排位第四的是技术的投入，意味着目前长江经济带庞大的科研经费投入与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不相称，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一方面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存在资金浪费，应推动教育科研体制改革与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冗余度排位第五的是资本的投入，而且冗余度较高，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存在资本的过量投入问题，而政府投入过量会挤占私人投资与个人消费，从而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冗余度排最后一位的为供水总量，水资源的冗余度较低，说明水资源浪费率不高，这与近些年来我国节水技术和节水意识的提高有很大关系。投入的冗余反映了投入要素的过度扩张反而会降低城市发展的绿色效率，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加快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绿色发展，不是投入大量资本等资源，应合理配置资源要素。

单从期望产出不足度来看，不足度最高的是代表投入收益的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意味着资源投入获得的经济收益与实现最优配置的目标值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说明目前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企业利润等收益不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高。一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应推进财政预算绩效改革。产出不足度排位第二的是代表社会福利效益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意味着我国扩大内需还有很大的空间，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寻求实现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新路径，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提升城市生活质量。排位第三的是代表经济产出总量的GDP，GDP产出的不足度较低，而且有90个城市的GDP产出不足度为0，也就是有83%以上的城市实现了经济总量产出的最大化，说明长江经济带目前总体发展模式还是追求经济产出的最大化。单从非期望产出的冗余度来看，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三种污染物排放量冗余度都在60%以上，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的污染物过度排放现象很严重，这不利于大气环境与水体环境的保护。从资源投入、非期望产出的冗余度产出的不足度横向比较来看，经济总量产出的不足度最低，说明经济产出的不足并不是导致城市效率整体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其原因主要集中在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物过度排放方面。而表3中可以看出非期望产出的冗余度最高，说明效率的损失首要因素为环境，在现有的经济总量产出水平下，如果能进一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降低资源的消耗，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将得到大幅的提高。其次从时间序列的比较来看，2003—2013年，除资本投入以外，其他投入要素的冗余度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技术、劳动力、能源、水资源的过度消耗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资本冗余度有小幅的提高，说明近11年来，长江经济带城市资本使用效率不高且资本使用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GDP与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的不足度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降幅明显，说明长江经济带虽然还存在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不高的问题，但近11年来已有大幅的改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见一定成效。2003—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不足度呈现波动变化，总体而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不足度是增加的，究其原因可能是随着社会生活成本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加剧对居民消费的意愿及能力的抑制，消费的不足不利于国民幸福指数的提高。三种污染物排放的冗余度都呈下降趋势，相比于2003年，2013年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分别下降15.28%、11.62%和22.33%，而土地、技术、劳动、水、能源冗余度分别下降40.82%、65.25%、48.38%、83.78%、14.99%。可以看出，相比于资源的冗余度，环境的冗余度下降幅度较小。也就意味着近11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在改善高投入的成果要明显优于改善高排放的成果。改革创新环境管理体制机制，推行环境保护市场化，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和治理，关系着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的提高与生态文明示范带的实现。

4结论与建议

未来中国城市的稳定发展必须考虑到能源、水资源、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投入和环境因素，而目前我国正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市经济的发展应从关注发展速度向关注发展效率转变，尤其是绿色效率。文章利用DEA作为工具来监测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绿色效率。通过对城市发展绿色效率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整体水平不高，城市发展过程中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与改善的空间还很大，但是有逐步改善的趋势。安徽省城市为绿色效率的塌陷地带，应关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污染转移问题，在承接产业转移前，应科学论证是否与当地的资源状况相符，是否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合理选择转移产业，并加强对转移企业的环境监管。将城市绿色综合效率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相比较于规模效率，技术效率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绿色城市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因此，长江经济带城市要改变目前效率低下的现状关键在于提高技术效率，即要推进城市的创新发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的差异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绿色效率差异具有缩小的趋势。差异贡献度最大的是西部地区内部城市的差异，说明西部地区城市在新一轮的绿色转型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分化。论文分析了投入要素、非期望产出的冗余及期望产出的不足，解释了低效率的根源。从资源投入的冗余度来看，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技术>资本>水资源，投入的冗余反映了投入要素的过度扩张反而会降低城市发展的绿色效率，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加快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绿色发展，不是投入大量资本等要素，应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从期望产出不足度来看，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说明长江经济带目前总体发展模式还是追求经济产出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经济运行的质量与社会效益，应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寻求实现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新路径，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提升城市生活质量。从资源投入、非期望产出的冗余度产出的不足度横向比较来看，绿色效率损失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物过度排放方面，其中首要因素为污染物的排放。因此，提高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绿色效率，应将环境的保护放在第一位，共同推进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进一步推动技术的革新与产业转型升级，提高资源利用率。从2003—2013年城市投入产出冗余度的改善程度来看，改善资源能源的高消耗成果要明显优于改善环境高排放的成果，环境问题成为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过程中提高绿色效率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应改革创新环境管理体制机制，推行环境保护市场化，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和治理，这关系着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的提高与生态文明示范带的实现。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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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is faced with the enhanced pressur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n the new normal. City is the core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Chinas urban area must take the transformation way of green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builds green efficient index system to reflect the city economic growth， social benefits，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t uses DEA as a tool to monitor the green efficiency of 108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level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tudie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green efficiency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not high， but there is a gradual improvement trend. The urban green overall efficiency is further decomposed into scale efficiency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Compared to scale efficiency， technical efficiency is a major factor restricting green city efficiency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w efficiency lies in improving technical efficiency，promoting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industries， new formats to optimize and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dundancy and deficiency of input and output， and explains the causes of low efficiency. From pespective of the redundancy of resource input， the degree of redundancy from high to low is land resources， energy， labor， technology， capital， and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is low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ith high input and high consumption. To accelerate the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in

midwest region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e should reasonably allocate resource elements rather than invest lots of capital and other resource elements.The deficiency

degree of desired output from high to low is local fiscal budgetary revenue， total retail sales of social consumer goods， and GDP.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to pursue maximum economic output， and it ignores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operation and social benefits. It is found that green effiency is not high mainly due to the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ant emissions. Environmental issues must be solv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green efficiency.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form innovative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carry out the market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hese measures can improve green efficiency and promo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 words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inputoutput； green efficiency； DEAundesirable outputs model